■ 李美皆

　　但是，就这样罢

　　■ 李美皆

　　自1995年师从李新宇教授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开始，我就没打算做学问，而且旗帜鲜明毫无愧色地向老师宣告自己不做学问的决心。在自己也有了老师当年年纪的今天，才明白这有多么僭越和忤逆，想起来尚且发窘。然而当年却一点不觉得，也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对我不以为然——不知老师以为然否？他曾问我，那你为什么要读研究生？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为了改变现状。那时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生活侮辱与损害的人，这些侮辱与损害使所有改变生活的所作所为都变得理直气壮，并理所当然地不加掩饰。虽然已经明白当年的宣告之不妥，然而，不做学问的决心却并未改变。因此，应邀来写一份所谓当代女学人学术自传和学术感言，似乎又遭遇了当年的尴尬。然而，今天的我却很坦然。至少，我没有自欺和欺人。不得不承认，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固我，依然由着自己的性情来做人和为文，学术永远无法成为我自觉的追求，如果偶尔“学术”了，也只是被迫或不小心而已。

　　虽然“不做学问”，硕士毕业论文却是必须写的。凭着一点朦胧的感觉，我选择了“后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自恋倾向”这一题目。待要着手时却发现，要把一种隐约、游走的微观心理客观地放大出来，实在太困难了。很想换个题目，被老师果断地切断了退路，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扎进去。在此之前的读研两年，我是没有为论文和“学术”做过任何准备的，读研时我已结婚了（早得令自己不好意思），具备一个少妇的全部慵懒。那个冬天，在回家探亲的师兄留下的单身公寓里，我拿着放大镜，吹毛求疵地寻找着女作家们自恋的蛛丝马迹。为了别人的自恋，我变成了一个自虐的人。快放寒假了，我还没把任何文字拿给老师看。老师说，如果拿不出来，你将不能回家过年。——差不多，我是被老师连吓唬带威胁地完成毕业论文的。放寒假的前一天，我终于把一堆东西拿给了老师。那些东西，真的是只能论堆的，什么都不成，只是五六万字的素材。老师看了，神情似乎略微放松了一些，说有这些东西在，我就放心了，你回家过年吧。他终于不再说“写不出论文来，你将不能毕业”的话了。他的不再否定，在我看来就是肯定了。然而却让我更加不安。我暗自发窘地想，只要您细看，就会发现那些东西什么都不是，只能算垃圾。我感觉自己蒙了他，所以，在他反应过来之前，赶快逃回了家，回家之后还有点后怕，仿佛一个侥幸的骗子。

　　过了年开学以后，我就在一台别人淘汰的286电脑上整理我那一堆“东西”，所幸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帮我打出来了。用电脑跟写论文一样，在我都是头一次，小心得近乎迂腐。一坐一整天，有时有虚脱的感觉。四月初，我把整成几块的“东西”拿给老师，然后忐忑地等待着。有一天，他召见我了。粗疏的我那时总是把握不住他的作息规律，到了他家里，他还在午睡。师母接待我，居然对我说，昨晚李老师一面在看一面说“写得好，没想到”。我窘迫地打量着师母的表情，以确认她是不是在调侃我。同时心里想，就算我写得不好，您也不要这么没有同情心呀。老师醒了，来跟我谈论文。他先问我整体思路，我开始出汗，说“没有”。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写的真不是东西。出乎我意料，他说“没有不要紧，我们一块块儿地过吧”。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一些作为一部分？我就陈述我并不确定的思维。他每一听完，总是能比我更准确地抽象出我那一部分的核心思想。我是那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的人。我感觉，我的这堆东西是被他说着说着就说成论文了，就像丑小鸭变白天鹅。导师到底是导师，不服不行！我的这堆东西，在此之前也给另一个人看过，但她也无法帮我理出个头绪，因为，太感性太缠绕了。只有我的导师，把手伸进那一堆乱草，然后一拎，一副骨架就出来了，真是点石成金，真是化腐朽为神奇！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导师。那时候我就想，我是永远不可能给别人当导师的。我把那些女作家的自恋分成了几个类型，但这几个类型之间有交叉，所以分得并不清明。我还把三个女作家单独拿出来进行了研究。曾经想把她们打碎了揉进几个类型去，但那就要牺牲一些东西，因为总有揉不进去的，而那些我又不舍得。我其实是把我的矛盾、芜杂合盘端给老师的。他说“那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个案研究，一部分是整体研究”。整体研究里面，他也重新帮我进行了归类。好了，所有的矛盾、芜杂、缠绕，在他经手之后变得河清海晏了。我奔突麻乱的大脑，经他点拨之后也变得河清海晏了。也许从那一刻开始，他才真正成了我的导师。也许在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写论文是怎么回事。

　　如果必须承认自己做过学问，那篇论文就是我的开始。研究生三年，真正锤炼人的，其实就是一篇硕士论文。这篇论文出来，你会感觉自己真的不一样了。这篇论文在八年之后，成就了我在《小说评论》里的女性文学研究专栏。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来到现在的单位。生活开始了！首要任务是投入生活，而在此之前的生活，我认为都不算生活。那在我的生命当中只算一个休整期。优哉游哉了一两年，感觉不能那么过了，在生孩子与考博之间犹豫了一下，我选择了生孩子。其实这两件事都不是我所情愿的。我和我的几个境遇相同的好友都是在三十二岁上生的孩子，于是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这样的女人，为学业、为前途、为成家、为内心莫名的期冀、犹疑和焦灼……忙完了大概就是三十二岁了，所以只能在三十二岁上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紧迫感空前地强烈起来，就在寻求突围，看自己能干点什么。但生孩子的必然后果就是：孩子使你很想发奋做点什么，但又给你一个什么都做不成的借口。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妈妈们中间，我过得还算充实，几乎每天，我都要读点什么写点什么，虽然并不见成绩。这使我真的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在多少年之后回首往事时，不必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了。当然，它同时也使我偶尔会为自己当年没有铺下身子投入育儿事业而略感愧疚。

　　那几年，我为译林出版社写过一些小书评，那是当时较多为周围人所见的小成绩。还写过一些关于萧红、王朔等人的小评论，主要发表在《太原日报》“文学周刊”上。2000年，生孩子之前，我已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过两篇文章，其中关于鲁迅和朱安的一篇还引起一点小反响，算偶露峥嵘。2004年，孩子三岁多的时候，我又信笔写出了关于余秋雨和苏童的文章，发在《文学自由谈》当年第六期上，颇引起一些反响。虽然自己仍不觉得已经开始做评论了，但还是鲁迅那句话：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走上评论之路后再回头反观，才觉得要感谢那几年的沉淀，虽然当时并不知道那是在沉淀，只是要过得充实一点而已。蝉在出土之前并不知道自己一直在为那一刻而辛苦，它以为那个艰辛的出土过程就是最地道最恒常的生活，那样的状态永远不会结束。译林书评和《太原日报》的文章其实都是应约写的，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约”构成了“写”的动力。由此我想，如果早一点找到《文学自由谈》这块阵地，也许我早就“出道”了吧？

　　《文学自由谈》对于我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使我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它的肯定，也许我永远不会发现自己在这表达方式下的潜能。它使我不再考虑语言的华美，只想把意思坐实了充满了，实打实的明白如话。它把我带到了一种从文风到内心的几近练达的境界。它为我找到了一口能够出水的井，它使我成了一个被命名为“评论家”的人。2005年，是我最兢兢业业地为《文学自由谈》写文章的一年。同时，我的文章也开始在其他刊物发表，并被转载，但是，无论在其他刊物发表多少，人们记住的，似乎还是我在《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一本刊物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居然可以大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对此，我感到既光荣又无奈。但无论如何，它造就了我，我珍惜在这片天空下的自如。

　　正在评论之路上惶惑而又笃定地行走着，我们军队，一个在文学方面的“组织”找到了我，希望我多关注军队文学。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一个新鲜的任务，一点阅读和思考的准备都没有。说实话，对于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感到踌躇和畏难。“组织”的殷切期望终于使我决定赌一把，当时单位正在组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就报了一个“新时期军旅女作家研究”。若拿到，我就没有退路了，必须做军队文学研究；拿不到，正好，我也心安理得地不做了。心不诚则灵，我拿到了。自此，算是一条腿进入了军队文学研究领域。

　　我的课题申报是在2006年底，批下来是在2007年上半年。与此同时，我还成了苏州大学王尧先生的博士。这两件事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学术，似乎也同时挤进了我的生活。评论算不算学术？许多人尚持狐疑态度。可是，国家课题和博士论文，却毋庸置疑是学术。在我没有做好学术准备的时候，“学术”们一齐来了。我曾经想把自己的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导师不同意，我只好另作选择。与导师的一次不经意的谈话，决定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丁玲。王尧先生在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我对女性文学较为熟悉，选择丁玲，可以使这两个方面有所对接和交集，便于我的发挥，也便于他对我的指导。

　　第一次王尧先生指导我，就是针对一篇关于丁玲的文章，因为要参加江苏省博士生学术论坛，所以请他指导一下。那是一篇一万三千多字的文章，我一气呵成，从没想到要分出个层次。王尧先生在我文章的电子稿上做了严谨的批注，这个批注稿我至今保留着。他对我的字句改动不多，但每一处改动，都让我折服，比如，他把我的左倾改为“左翼”，意思没变，但政治色彩变了。恰恰就是在这些细小处，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胸中“有数”的人，他的沉稳与深厚，都体现在这个举重若轻的“有数”上。他对我文章最大的改动是分了三个层次。虽然没有做任何调整，只是断开，但这一断开，感觉就疏朗多了，就让人喘过气来了。就是这简单的断开，我却没想到。我只知道赶着自己的思想和语词拼命往前走，没想到要让自己和别人歇口气。这就是他和我的境界的不同，他比我悠然淡定多了，所以，他是导师，我是学生。就是这简单的断开，让我感觉自己的文章像个文章的样子了，让我明白了我每一部分写的是什么，如李新宇老师当初指导我时一样。是的，至今，我依然是一个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的人。我的思维永远是只有肉没有骨头，那叫一个柔若无骨，不可救药。按照规定，我2011年毕业，我的博士论文还在写作当中，后面还不知道要怎样辛苦王尧先生呢，我已经预先感觉到抱歉了。对于每一个收我为徒的导师，我都报以深切的同情，因为他们不幸有我这样不省心的学生。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在状态的学生，所以，无论读硕士还是博士，我都不愿意用“攻读”这样的词语，生怕把它变轻了。但是，我依然期待着一篇博士毕业论文来把我脱胎换骨。

　　我最适合去写的是什么？我在学术上能够走多远？迄今，我还在犹疑徘徊中拭目以待。我并不认为已经彻底发现了自己，所以，不愿意停止探索和尝试，而希望更多开采自己，真正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2008年底开始，我试着写了几篇随笔（《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当乳房从身体上消失的时候》《<简爱>的非女权主义解读》等）。2009年10月开始，这些随笔陆续在《作家》上发表。对于发表在《作家》上的文章，我自己比较欣慰，也愿意别人注意到。我希望这是一种新的可能的开端。

　　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错位的轮回是我现在又无比地想生一个孩子。在我发奋地想做“事业”的时候，却勉为其难地生了一个孩子。在我无比地想生孩子的时候，却俨然地在做一种“事业”。如果现在有一个生孩子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去专心致力于一个孩子的诞生，去充分体会身为女人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至高无上的创造力。所有的痛苦与欣悦，我都会迎上前去。总觉得自己的生命还没有彻底打开，生活的路还很长很远，尽管，也许它明天就会结束。在结束前的最后一天里，让自己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幻觉，不是很好吗？生孩子与写作，其实都是一种诞生，其实都是生命打开的一种方式。

　　这篇学术自传和感言即将写完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写的是典型的非学术自传和感言。对于写作的种种、对于导师的崇敬、对于生孩子的拒绝与渴望，被我近似于“无厘头”地熔于一炉了，简直不可原谅。但是，就这样罢。

　　（作者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文学评论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