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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散文寓言

时间:2023/11/9 作者: 雨花杂志 热度: 12374
◎吴光辉

  一个王朝的散文寓言

  ◎吴光辉

  也就是从北宋开始,国人的变态心理得以扩展,征服不了强大的异族,就去征服朝中较弱的异派,就去征服本族弱小的异性,拿妇女开刀也就成为宋朝民族心理变态的一个必然。

  一

  一轮九百年前孤独的月准时赴约,来到那片属于司马光失意时的园林,将这片长满翠竹的园林曝光于散文的世界里。

  一阵清凉的秋风沙沙地吹着采药圃里正在凋零的花,吹着水池东边即将枯萎的草。那座爬满藤蔓的草亭依旧伫足无语,唯有那片青竹还在水边清高自得并且摇头摆尾。爬上用石头垒成的山台俯视,整个园林景致便尽收眼底。厅堂北边有一片水池,水池中间有一座小岛,小岛上种满了竹子,将水边的竹稍收拢打成了结,形成一处竹屋,那就是司马光的钓鱼庵。这座水池之北有一处竹斋,打开窗子就能看见一片优雅的竹子掩映。在这里行走无所牵挂,止息无所羁绊,耳目肠肺全都清新自然,感觉是孤独而舒缓,自由而随意。

  这便是司马光罢相后的隐居处,被他称赞为“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又亲自为之命名的独乐园,也是他的散文名篇《独乐园记》所描写的一处世外桃源。

  作为砸缸英雄的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坚持“祖宗之法决不可变”,而在熙宁四年(1071)被贬居洛阳。他到洛阳后购地20亩,筑起了这座独乐园。在这里,官场失意后的司马光为自己寻到了精神寄托,独自在这个园林里苦中寻乐。他在散文里就开门见山地表达出“独乐”的意义:像鹪鹩小鸟在林中筑巢仅占据一根树枝,像偃鼠到河中饮水只喝饱肚子,各尽自己的本分而相安无事,这才是他要独自追求的乐趣。我觉得这种处世态度恰恰表现出他那孤僻清傲的独行天性。

  司马光在独乐园里整整住了15年,一直“独乐”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才完成了294卷的《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言的煌煌巨著,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精读过无数次,为它留下了无数处批注,并且编选入“最高指示”传达全中国。可见这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确实让司马光名垂青史。但是,也正是在这座独乐园里,司马光本来就十分孤僻的天性又被扩展到了极至,甚至我推测他就是在这座独乐园里,将自己变成了禁欲主义者,或者本来就是先天性阳萎者,这也就导致他一生无后。

  正因为如此,司马光对夫人管教很严。园子就这么巴掌大,夫人有时也想上街逛逛,看看洛阳的市井风俗,可被他骂得个狗血喷头。比如元宵节,夫人想去街上赏灯,他冷冷地说:“要看灯就在自己家点上,何必出去看?”夫人回答说:“兼看游人。”他便骂道:“甚是鬼邪!”坚决不许夫人上街游玩。事后,他觉得问题必须站在理论的高度才能真正解决,他的《家范》也就由此出笼。他在《家范》里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又推崇男尊女卑,提出“夫,天也;妻,地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也”。他还直接指导程颢程颐“二程”开创“洛学”,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妇女改嫁,提倡妇女缠足,限制女性自由,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从此,司马光独乐园也就变成宋代以后所有女性的失乐园。

  也就是从北宋开始,国人的变态心理得以扩展,征服不了强大的异族,就去征服朝中较弱的异派,就去征服本族弱小的异性,拿妇女开刀也就成为宋朝民族心理变态的一个必然,对妇女的推行“家范”也就成为时代的选择,只是通过司马光去集大成罢了。因而,女子“三从四德”,女子缠足也就成为时尚。就是这样,一个禁欲主义者,或者本身就是阳萎的司马光,给汉民族社会的畸形,又增添了一道千万只畸形小脚组成的歪歪扭扭的风景。

  自己推行的《家范》首先在自己的家里进行实践,首先自己带头执行。据说司马光一生只有一个元配,此外别无姬侍。他的夫人三十多岁还未有子嗣,生怕自己担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先后给丈夫买了两个美妾,不想被司马光一通喝斥。此事传播开去,也就使司马光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

  他在66岁那年,终于辞别了独乐园前赴京城,踏上他一生仕途的顶点兼终点。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被贬出京城,变法也随之破产。司马光应召入京主政,仅数月便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又将宋神宗时军民用生命夺取的土地,全都无偿送给西夏。他这种出卖国土、妥协苟安的行为,使西夏认为宋朝软弱可欺而不断进犯边境,从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此时的司马光离死亡只有几个月了,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是“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他执政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临死之前,他眼前一直闪现着他的独乐园。他想将自己的遗体运回他的独乐园,那里是他寄存自己灵魂的家园。在他的脑海里一直闪现着一个问题,那轮孤独的明月还会准时去独乐园赴约吗?

  大宋王朝在独乐园的美妙幻境里满足了征服欲,又在《独乐园记》的散文意境里臆想胜利,真可谓“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

  二

  《岳阳楼记》所有的意象都是那么的是非对立,所有极端的表象底下全都深深掩藏着宋朝汉民族的一种“二维思维”模式。因而,一方面是连绵的细雨,嘶吼的阴风,排空的浊浪,无光的日月,翻滚的乌云,加上湖面上倾倒的桅杆,摧折的船桨,给我们呈现一片天昏地暗的画面,让人觉得这是一个阴冷的世界,因而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另一方面又是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湖面平静,湖天相连,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再加上明月清风,皓月千里,浮光跃金,是一个灿烂夺目的世界,又会让人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样的极端、对立、阴阳、先后、忧乐,是全篇散文两种刻意描绘的对比意象,暗合了宋朝社会非忠即奸的道德判断。

  这就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想要表达的一种艺术意境,这种独特的意境让大宋王朝全体干部群众齐声称道,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宋朝百姓对封建官僚的一种美好向往,并且流芳千古,使这篇450字的散文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

  然而,凡是登过岳阳楼的人,都十分吃惊地得知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居然在创作散文这个严谨问题上玩了个“假大空”。范仲淹是因为“庆历新政”被贬往邓州的。岳州知府滕子京热情邀请身处远方的范仲淹,给自己写一篇“歌德派”文章,考虑到范仲淹从未到过岳阳,就送上一幅《洞庭秋晚图》作为写作参考,范仲淹就是看着这幅画将《岳阳楼记》一挥而就的。

  这样一来,就有人指责整篇散文有两处“超级牛皮”,一句是吹捧滕子京上任后为人民群众办了许多好事:“越明年,政通人和。”现在的共产党干部也没有这么大的牛皮,这滕子京是个什么鸟人,一年之内就能将全市上下搞得政通人和,成为小康典范?其实,这位滕子京是个不大不小的贪官,朝廷贬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贪污受贿。好一个范仲淹,吹牛皮不用纳税,先为别人吹上一通,接下来也就情不自禁地吹起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如果先忧后乐是一种行为标准,那么这个标准足够高尚,可惜的是范仲淹不是圣人,我们不能强求他达到这个标准,他有时还在不该乐的时候乐了,该忧的时候却不去忧了。据《宋史·范仲淹传》及南宋吕族谦《宋文鉴》记载,晚年的范仲淹就一口气买下千亩良田,办了一个义庄,专门接济范姓子孙。这似乎表明范仲淹究竟还能先范氏之忧而忧了,可是范仲淹的银子又是从哪儿得来的呢?一样是做到宰相,王安石就买不起千亩良田。

  极端的名节观让畸形的宋朝文化人,通过各种手段谋求流芳百世。事实正是如此,范仲淹通过他的《岳阳楼记》把自己打造成胸怀天下为国为民的一代名相;而通过他的“义庄”,又给自己留得“全国范姓人民视范仲淹为圣贤而敬之”的千古美誉。

  古代文化人的名节观到了宋朝,就变得畸形变态而走向极端了。在追求个人名节上自我吹捧似乎也无可非议,毕竟范仲淹本身就是一代散文宗师,毕竟我们的民族本身也需要这样的“主旋律”来说教百姓。只是这种名节观还不仅仅影响男人,而且还影响到了女人。范仲淹在任鄱阳太守时,结识了一位名叫甄金莲的妓女,当时年仅14岁。他在交往中得知甄金莲年龄虽小,却能填词作诗,还会用手指作画,就让人在后院建了一个厅堂,让她住进府内陪伴自己吟诗作画。他后来任期满了调去上饶,继任鄱阳太守就花费千金为甄金莲赎身,并且将甄金莲送去上饶给他。他欢喜得不得了,甄金莲到上饶的第一天,两人便迫不及待地入了洞房。这时,他发现这甄金莲居然还是处女之身。甄金莲说自己虽然每天都在接客,可是始终为范仲淹守身如玉。这使范仲淹喜出望外,感激不尽。可见,范仲淹对女性的贞洁、名节,是十分看重的。

  在此之前的唐朝还没有多少处女情结可言,就连唐玄宗都不介意绿云罩顶,一直宠爱着“二手货”杨玉环。恐怕就是因为唐朝过于风流,到了宋朝才来了一个物极必反,才出了个道学家朱熹,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禁欲主义理论。所以,《水浒传》中,林冲的娘子被高衙内调戏,林冲打跑了高衙内,也不问问自己老婆受惊受伤没有,第一句就问:“不曾被这厮玷污了?”估计他娘子要是真的被玷污了,他肯定就不要这个老婆了。这就难怪宋朝的科学工作者发明了“守宫砂”的秘方,来验证女性是否贞洁,用壁虎与丹砂合在一起捣烂,涂在女人的身体上,只要没有发生性关系,这个红点就会终身不灭,一旦有了性生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范仲淹从鄱阳调到上饶后,在甄金莲的玉体上是否也涂了守宫砂?

  宋代社会极端的名节观,在男人身上表现为“鸟过留声,人过留名”,而在女性身上则表现为这种畸形变态的贞操观念。程朱理学不断地强化着宋朝社会上已然盛行的处女情结与贞操观念,就连范仲淹这样的圣贤也逃脱不了这种名节观的诱惑。由此看来,范仲淹的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确实发挥了他追求名节而宣传推介自己的形象广告作用。

  《岳阳楼记》其实是范仲淹给全国人民臆想出来的一个道德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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