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川

　　忏悔的忏悔 玩笑的玩笑

　　◎侯志川

　　今年以来，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们在媒体上公开了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错事，向受到伤害的人表示了道歉。而“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老师、同学“郑重道歉”(《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8 月22日)，更得到了广泛的赞扬。“红卫兵道歉”其实并非今日始，三年前的《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0日)就发表了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给当年老师的道歉信。我是这些道歉者的同龄人，我以为，对于当事者个人，这是不容易迈出的一大步。对于整个社会，更是前进了一大步。虽然迟了点，毕竟开始了。

　　现在大家提到的“红卫兵”，主要指的是“文革”初期的“老三届”和“老五届”学生。前者为1968级、67级、66级三个年级的高、初中生(陈小鲁当时是北京八中高66级学生)，后者为1961—1965级的大学生。19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这些学生们最小的十二、三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四、五岁，就在中央文革、“两报一刊”和“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下，把教科书全部扔到垃圾堆或废品站里，干起了惊天动地、史无前例的“国家大事”——写大字报，撒传单，游行示威，破“四旧”抄家，批判自己的老师，揪斗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污蔑国家领导人直到学校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其间有蛮不讲理但还相对文雅的“文斗”，更有大量粗暴的精神侮辱和身体伤害，打伤、打残、打死，不负任何责任，甚至还受表扬。后来各地红卫兵分裂为不共戴天的两派，抄起真刀真枪真炮进行大规模武斗，伤害的人又是一大批。红卫兵是以大、中学生为主体，属于有知识有文化的群体，其行为却是反知识反文化，干了不少坏事、蠢事，很难令人恭维，在中国当代史留下了一个坏名声！——虽然当年“唆使”天真幼稚的娃娃们乱搞一气的那些“大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应该道歉。惜乎，所见极少。

　　“文革”现在基本算是尘埃落定了。本人也当过几天红卫兵，我想为我们这一代人说两句话。一句，从整体上讲，“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不应该是一个“正面形象”，或者说不应该当作“正能量”。二句，也有相当多的红卫兵本质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不都是德国纳粹“冲锋队”那样的暴徒。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即使在“革命”的高潮时期，真正干过伤天害理恶事的也只是少数人，多数同学还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线，没有参加“打人”，只是“不明真相”地被裹挟，旁观，或跟着呼喊不得不喊的口号；另一方面，有些红卫兵也做了一些大好事，对错误做法进行了勇敢的抵制。比如，“文革”初期，少数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倡导“血统论”，一副对联传遍全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一时间引起极大混乱，所谓的“黑五类”子弟被压到了社会的底层。以牟志京为首的一批中学红卫兵在其创办的《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等文章，公开批评“血统论”，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虽引来了中央文革的镇压，却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百年潮》1999年第1期)。又比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是当年北京著名的“五大左派”之一，干了很多错事。但1966年12月中旬，江青命令他们去成都把彭德怀“抓回来”批斗，这批红卫兵到成都与彭德怀见面长谈以后，却违背权倾一时的江某人的指令，“他们竟被彭德怀的光明磊落、耿直敢言所打动，……他们认为彭老总在庐山为民请命，不应该被打倒，不应该再受磨难，……王××、郑××两个人还从成都专程回到北京，找戚本禹汇报，希望停止‘抓彭’行动”。(《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第3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2月版)这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行为，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还有一个方面，“文革”搞了两年后，1968年12月，全国“老三届”一锅端，“上山下乡”当知青，随后大学生也陆续分配至边疆、农场、工矿，几千万红卫兵同时“退伍”、“转业”，从“文革”初期耀武扬威的“革命小将”一下子变成了低声下气的“受教育者”，多数人对“文革”逐渐反思和后悔(不是“青春无悔”)。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反“四人帮”，一大批“骨干”就是当年的红卫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些人积极投入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否定“文革”，进而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顶梁柱，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用实际行动改正了当年犯下的错误。

　　总而言之，红卫兵不值得效仿和歌颂，但是其多数又并非不可救药的“大坏蛋”。

　　“文革”已经被权威人士称为“十年浩劫”。什么叫“浩劫”，请大家翻翻字典，反正绝非好事。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我一直也不主张一天到晚都把“文革”挂在嘴上，最终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样讨人嫌，而应该“向前看”，多看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宽，人手一部苹果，有钱还到处旅游。如果大家都“粗”，不再去想也不多嘴多舌几十年前的恼火事情，按理是很有利于“向前看”的。遗憾的是由于“粗”得不彻底，不晓得我们的后代从哪里听说了“红卫兵”三个字，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又语焉不详，无从得知。电视台宁可渲染古代的“宫廷斗争”，电影院喜欢放映的是“钢铁侠”和抗日神剧，于是很多人对红卫兵的认识就只能凭想象，以讹传讹，距历史真相越来越远了。有的觉得“文革”中的“红歌”和“样板戏”真好听。既然这么“好听”，“文革”想必不会有多可怕吧，唱唱多时髦！有的以为红卫兵“很酷”、“搞怪”，模仿一下多有趣。今年8月7日，几位年轻姑娘身穿草绿色“红卫兵装”，戴着红色袖章，在广州街头卖冰棍，不仅无人指责，甚至还有路人笑嘻嘻地与之“合影留念”（华商网2013年8月8日），把“浩劫”的一件标志变为了嘻哈打闹的玩具。面对这样的“罗曼蒂克”和“化沉痛为轻松”，我们这些过来人感到无比的忧虑。当年的红卫兵已经在忏悔了，现在的年轻人还觉得“有趣”，当玩笑。这样巨大的“代沟”和严重的历史脱节，说明这绝非“花絮”一类的小事。这至少比“城管打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百倍警觉，比那些无聊透顶的明星绯闻更应该引起国人万倍的注意。

　　有一句话不知是谁说的：“历史可以原谅，但是不能被遗忘。”太对了。中国人民应该原谅红卫兵，毕竟当年他们太年轻，懵懵懂懂，有些还是少年儿童，连“青年”都算不上。况且背后还有一干“大人”们(包括江青)在“鼓动”。但那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谁对谁错也应该被记住，这才可以防止我们的子孙后代重演悲剧——除了穿着“红卫兵装”卖冰棍这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怪事情，还有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有些地方公然给餐馆起名“人民公社大食堂”，如果那里是真实再现当年“非正常死亡”的悲剧以使后人警醒，还不错。可惜并非如此。媒体曾热议的摔婴案犯韩磊，出事当晚就在一家“人民公社大食堂”“喝完二锅头，还开了七八瓶啤酒”(南方周末2013年8月22日)。我不是说在这里吃了东西就必然要“摔婴”，而是担忧，现在的青年人在这样的“好地方”大吃大喝一通，他们会不会疑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伙食这么好，为啥后来要“解散”？这又一言难尽了。

　　（原载《杂文月刊》2013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