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过完了自己80岁的生日。我没想到自己可以活到这个岁数。在过去的5年里，我的健康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我接受了3次手术，都是大型手术：颈动脉一次，前列腺一次，还有一次是在脊椎。最后一次手术是在慕尼黑进行的。这次手术风险很大，但我挺过来了，感谢我的德国医生。手术后，医生告诉我：需要3到4个月才能重新下床走动。现在我可以走路了，但仍然处于恢复阶段，复健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现在的我，又开始从事政治活动，我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新闻标题上。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退休养老。我热爱政治，当然，我更爱我已故的妻子赖莎。
我永远都不会和政坛说再见，对我而言政治就是动力。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时候，我是当时党委中最年轻的书记；在契尔年科逝世的时候，于莫斯科我也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位。
契尔年科逝世，需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来决定继任者。当时我在会议开始前30分钟见了时任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我对他说：你我都很清楚目前的情况，人民不只是在等待一位新的领导人，他们需要的是改革。这已经迫在眉睫。虽然这有些冒险甚至是有些危险，但我还是希望，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联合在一起……葛罗米柯回答说，他对当下形势的看法和我完全一样，他愿意和我联合。我们的对话一共进行了5分钟。当天晚上我回到我的别墅，第二天清晨我和赖莎出门去散步。
我跟赖莎说：政治局将选出下一任总书记。这个人有可能会是我。“你需要这个吗？”她问道。我提醒她说，在过去的4年里有3位总书记相继去世。人们在等待新一代领导人的诞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做出了决定，如果他们的选择是我，那么我不会拒绝。否则人们会说我是一个政治上的懦夫。说到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人会指向我进行的改革。
但是，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当时的改革有问题。“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这是当时我们的口号。俄罗斯的摇滚乐奠基人维克多·崔当时也曾经呼吁“转变”。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但在当时，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开始起不到积极的作用了，当我们需要改革的时候，它反而在起阻碍作用。我明白，不立刻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就会失去一切。经历了选举时的失败，那些由不是经过选举上任的人开始聚集在一起，准备开始政治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一直在不断增强。在1991年4月的全体会议上，他们公开地对我——戈尔巴乔夫本人进行攻击。当时我声明说，我决定退休离开。
这件事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前的8个月。过了3个小时，我又回来了。大概有90位同志已经报名要加入“戈尔巴乔夫党”了——这本会击溃苏共。在我19岁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加入了苏联共产党，那时真的是一心一意的。我的父亲是一位上过前线的战士，我的祖父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但是当时我应该掩饰党的错误吗？坐在你面前的不只有那些社会活动家，还有完全的普通人。我也是有良心的人。
有人指责我说，我居于高位，却不是很会聚拢人心，我背叛了很多当初帮助过我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人。的确，我逮捕了克留奇科夫，这位克格勃局长组织了反对我的政变（即“八一九”事件）。除此之外，我什么时候逮捕过特工机关的领导？克留奇科夫为安德罗波夫效力20年，而我和安德罗波夫之间始终是相互信任的关系。说到克留奇科夫，真的是我认人不清。
另外一个我了解不够的就是叶利钦。他看上去是一位非常自信的人。当时我们想邀请他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很多人劝我不要这样做。后来他被选为莫斯科第一市委书记。我对此是表示支持的。他在工作中是一位精力充沛又果断的人。但后来我才发现自己错了。他极其热爱权力，脾气暴躁又爱慕虚荣——贪权的人。他常抱怨说自己被低估了，没有受到重用。当初就应该把他送到某个拉丁美洲国家做大使，然后就让他在那里安静地抽他的水烟！
还有人指责，我低估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么说是不对的。在我生活的国家，人们讲225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我在高加索长大，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所谓的“民族问题”。发生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的军事流血冲突，的确加速了这些国家的独立进程，但是这一切都是背着我操作的。
1991年的l月12日，当时的共和国进入了敏感时期，苏共召开了会议。最后决定派代表团前往维尔纽斯。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到政治解决途径。但是在代表团到达维尔纽斯的前夜，那里已经开始发生冲突，并且有人员伤亡。今天已经明了的是，那时在克格勃的领导层中有一股势力，他们想要赶在代表团之前快速解决一切。而发生在第比利斯的情况和这相似。
我当时始终坚持：应该尝试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我经常说，即使是在政变之后，苏联仍然是可以挽救的。
我们开始改革的时间太晚了。大家意见不一。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建议进行全民公决。大部分代表是支持我的。叶利钦当时摘下耳机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显而易见他是反对的。很快他就公开表示，他不能继续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他需要脱离戈尔巴乔夫。但是全民公决还是进行了——人民是支持我的。
当时的结果是76%的支持率。这就意味着，摧毁苏联是违背人民意愿的。苏联解体，其中一方面是俄罗斯领导层所为，另一方面也是那些叛乱者的杰作。
1991年12月，在布雷斯特附近，叶利钦会见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他们带给了苏联致命的一击（1991年12月8日，三国签订《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
我立刻发表声明，不可能由这三个人的决定就废除苏联这个国家。这个问题应该由最高苏维埃或者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
当时的形势需要解决办法，但是那三个来自比亚沃耶扎森林的人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行动。但我当时还是觉得，不能采取强制措施。首先，这种措施不会导致国内战争，但会导致分裂。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取的。第二，国家的状况动荡不安。媒体都保持沉默。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苏联辩护。党内机构处于停工状态。那些倡议解体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为的就是让最高苏维埃同意关于苏联解体的协议。
让我惊讶的是，人们不假思索地都对此投了赞成票。
人民都被搞糊涂了，他们不明白叶利钦和他的战友所坚持的所谓的“各独立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从表面上看都是无害的，似乎只是加盟共和国拥有了多一些的自由罢了。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苏联这个巨大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民意调查显示，现在大部分人仍然为苏联解体感到可惜。有人问我，如果苏联存在至今，哪种方式更好一些？其实，在过去的十年中，文化、教育、语言、经济——一切仍然交织在一起。我们生产的汽车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组装的，而飞机是在乌克兰装配的。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无法互相分离。
谈及现在的俄罗斯政坛，2000年普京上台执政的时候，我是支持他的。1996年，我参加总统竞选时，他曾经帮过我，他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现在在很多方面我仍然支持他。但让我关注的是，由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下一步会怎么做，政府下一步会怎么做。他们想要维持现状，而不想在任何方面向前推进一步。他们现在甚至在拖我们的后腿，让我们回到那个继续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年代。“统一俄罗斯党”有时会让我想起当年的苏联共产党。
在2012年，普京想要继续执政。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那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教育、医疗、贫困等等。党派就是制度的傀儡。新党派的活动都是被限制的。为了国家向前发展，需要新鲜的力量。政党需要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保证社会的各个方面共同发展，保证民主的发展。
梅德韦杰夫被看作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常常被拿来跟我作比较。梅德韦杰夫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他在解决问题中仍然需要更多的气魄和威慑力。
我在1985年提出，苏联要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眼下，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也始终在发展之中，虽然这个过程艰难又痛苦。专制有可能会死灰复燃，但独裁终究会灭亡。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各国旅行。有人注意到，我作报告，为苹果和路易·威登做广告，开了储蓄所和家具店，通过这些方式赚钱。在俄罗斯，有很多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财富，而我的钱都是靠自己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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