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 律

　　买书的钱是不愁了。于是特劳篆刻家张厚全刻了一枚闲章：“有钱买书”。我对他说：这四个字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我有钱买书了；另一层是说，有钱不买别的，只买书。所以虽然只有四个字，却具有概括我长长的一段现实生活的容量。他大为感奋，精心刻好，亲自送来，分文不取。

　　

　　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进幼儿园、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然后毕业出来在天地之间谋生活，历不尽的悲欢离合，道不完的甜酸苦辣，真正和自己厮守一生，相伴不舍的其实是书。

　　我大学毕业于建国后的第三年，由华东人事部统一分配进了机关，吃上了皇粮。起先试用，月工资四十万元，三个月后转正，增到近七十万，当时计算根据是125个折实单位。后来币制改革，改万为元，每月有近70元的工资，不算少了。

　　1952年底，我从上海奉调南京，在城南长生祠租屋安家，每月租金才1元。当时物价稳定，因而身边多少有点余钱。长生祠是城南小巷，过了文德桥，就是夫子庙。此地是旧文化渊薮，旧书店鳞次栉比。我是见了旧书——特别是线装书——就乐不可支。倒不是俗话说的“远香近臭”，是新书距现实太近，一看书名便大体能猜到其内容；而古旧书籍的内容是个大大的未知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吸引人去探索以往的生活奥秘，所以我爱淘历时久远的文史哲一类书。白天上班，晚上灯下把卷，走进自己从未进入过的世界，颇能满足青年时的好奇心理。

　　我既为旧书店常客，便有缘结识了一位书店老板，看样子他有半百的年纪了。其时还不曾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这位老板待人热情得很，每见我从他店门前经过，总要拉我进门喝杯茶，然后大谈其旧书经。他店堂里挂着一幅自己写的对联，上联说些什么，我现在记不清了；下联却十分精彩，如今我还记忆犹新：“要读人间未见书”。这是文学性极强的夸张型的广告，意思是说我店里的书都是人间买不到的珍品。不过其时旧书店生意清淡，他店里的书也只得和别家一样便宜。我在他店里随意翻书看，有合适的就买几本回家。且举几例说明其书价之贱：《苹洲渔笛谱》二角五分，《茗斋诗余》二角，《包世臣沈用熙楹联》五角。顺便说一句，这本书扉页上赫然盖着“清道人”印章，清道人是李瑞清的号。这本书说不定竟是他老先生的后人手里流出来的。总之，我买到不少便宜的好书。

　　旧书里翻翻，有时还能翻出意想不到的玩艺来。在有一本书里，翻出一片枯黄花瓣，使我大为惊讶。这本书名《断肠集》，是宋朝女诗人朱淑贞的诗集。书是民国年间据旧本编辑出版的，纸已焦黄，而扉页上有几行娟秀的小楷写着一行字：“中华民国二十一年，白门琵琶巷徐来来。”民国二十一年是1932年，距五十年代不过二十余年，但其间历经抗日战争和内战，人事大变迁，仿佛就是一段沧桑。我家长生祠居处距琵琶巷不过百步之遥。有时路过，很想进巷打听徐来来的下落，然而寻思琵琶巷一带原是南京烟花巷陌，这位徐娘也有可能是青楼中人，所以未敢造次。然而她既爱诗书，而且书里还夹着一个寄托什么的花瓣，想必是个风雅的女士。后来我填过几阕《虞美人》词记咏这椿事，第一阕后四句云：“相思一瓣知谁匿，憔悴无颜色。斜阳宿草燕低飞，飞过秦淮故里玉楼西。”这算是一点浮生的感慨吧！

　　更有趣的是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大字全图聊斋志异铸记书局石印卷十一》，是线装书，虽然破损不堪，却古朴可爱，便买下来翻翻。只见书上纵横杂乱地批着些不成片断的莫名其妙的字句，有几处写着“精神病院”字样，才明白这本书的拥有人是个精神病人。这些乱批的字句中夹着不少“之乎者也”，倒有点文气。想见此人是个旧知识分子，书读多了，精神已经不正常，又被《聊斋》中的鬼狐故事所惑，得了精神病。我便警惕起来了——当心多读书，读出精神病来啊！

　　与书为伴，诚然是一种没有尽头的乐趣，然而人生常常祸福相倚。只因五七年划右，我的月收入降到四十五元，妻子在工厂做工，月收入也只三十余元。而我俩这时已有了三个孩子，衣食住行，生计维艰，再不敢进书店大门了。而那位书店老板后来也再不曾见过，想是公私合营，另有安排了。

　　收入剧减，马上面临柴米油盐的全面挑战，节衣缩食原是我民族尚俭的优良传统，平时生活却也勉强能够支持；不过到了逢年过节，就十分为难了。家有三个小孩，年关总有点不容易过。好在我还有一笔财产，就是此前陆续买来的书，虽说不多，却也有几大摞，妻调侃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啦！”这是诚然的了，年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少不得卖些书支持孩子们应该得到的口腹之快。而过年则要多卖些值点钱的书了。所谓值钱，也仍是忍痛贱卖，三文不值二文，比上秤论斤卖好不了多少。买书欢喜，卖书伤心。有一年，我在卖书得来的小钱里抽一点更小的钱分给三个孩子当压岁钱。刚上小学二年级的二女儿喜欢玩小动物，平时家里养小猫，晚上睡觉都和猫睡一条被的。她领到这笔压岁钱，喜不自禁。本以为她会买糖果吃的，再也想不到她却在夫子庙小摊上买来一只小乌龟，装在瓦缸里喂它吃饭粒。我不晓得哪来的无名业火，就如旧小说里描写的强盗那样，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把抓起乌龟，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竟把这可怜的无辜小动物摔得粉身碎骨。女儿大哭。我立时后悔自己的冲动，便又轻拍她的背说：“别哭，爸爸给你再买一个。”不过话虽如此，却是抽不出钱来再买一个小乌龟了。

　　过了两年，“文革”降临，还剩一些书不曾卖，这些书是我最爱最难舍的那部分。实际上不是不曾卖，而是曾发誓绝对不卖的，但这时倒后悔不曾早卖掉了。这时想卖也不敢卖了，这是“四旧”哩！看来只有火葬它们这条路可走！

　　不是我好掉书袋，我要说一个小故事。这故事出自我舍不得卖的这批书中的那本《赖古堂集》，作者是清初文士周亮工。集内有一篇散文，记叙他自己珍藏好友陈章侯四十多幅画，只因感故人赠画的高谊，一幅也不肯转让别人。后来因为触犯了文字狱，革职下放，有些官场有权势的人强索这些画，周亮工也不肯委曲求全；更有人因此要害他性命，他也仍然坚决不肯轻弃良友的笔墨，于是委托另一良友铁崖子代为保管。这位老铁慨然允诺，敢做敢当，终于保住了这批画。

　　我其时手中这批书既然也不肯轻弃，便想到托个知心朋友把它藏匿起来，躲过这一劫。然而熟视身边友好，平时称兄道弟，到底是兄是弟，运动一来就很难说了。我若托其保管这批书，弄得不好或许竟是授人以柄。前思后想，这个险冒不得，还是付之一炬最保险。既付一炬，竟是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几本旧书，无非身外之物，烧掉就烧掉，过不了多久，一切淡化，倒觉轻松得很。十年虽久，习惯了也只觉得一瞬而已。然后改革开放，我终于受益成了新我，再也不是那个动辄得咎的旧我了。为了庆祝这个新我，第一件事是买书。

　　先是工资复原，后又增加了不少，写文章还得稿费，买书的钱是不愁了。于是特劳篆刻家张厚全刻了一枚闲章：“有钱买书”。我对他说：这四个字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我有钱买书了；另一层是说，有钱不买别的，只买书。所以虽然只有四个字，却具有概括我长长的一段现实生活的容量。他大为感奋，精心刻好，亲自送来，分文不取。

　　于是我成为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的常客，举凡文学、历史、哲学、戏曲、书法、绘画等等，竟陆续买了一大批，几个书架都插满了。别说一本一本地读了，就是看着书架这全力负重的架势也会笑出声来，它真像个举重运动员，一副力争冠军的劲头。

　　十几年前秦淮区政府有位官员来访，见我插架新书旧书，琳琅满目，便给我一张奖状，夸我是“藏书状元”。其实惭愧，别看我满架的书，却并不曾本本细读，人只有两只眼睛，一只脑子呀！有时随手抽一本出来看看，哎呀，书是买来多年了，却全然不曾翻动过；还不如五十年代买一本细读一本为实际呢。即使如此，我的眼力已超负荷了。前年冬天，有一天早饭之后，戴上老花眼镜，打开当日报纸一看，吃了一惊，怎么眼睛如此模糊呢？揉了又揉，越揉越模糊，慌忙上医院检查，不幸得很，左眼眼底出血，这是绝症，不可逆转的。从此成了独眼龙，医生说我用目过度，是眼疲劳所致，再三嘱咐我尽量少用眼睛，细水长流，把右眼保管好，我当然谨受教哉。

　　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篆刻家孙少斌是我挚友，忽一日笑眯眯地上门来，手举一只木盒，塞在我手里。原来他为我刻了四枚图章。最大的一枚约寸半见方，上镌“右见堂”白文；略小一套的一枚是名章，也是白文；还有一枚和名章尺寸相似，镌白文“一目了然”；最小的一枚矩形朱文：“右见”。我细审之下，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左眼失明，右眼尚存，看一切的一切都用右眼，以“右见堂”为名，实事求是而又含意深远；而一目尚存，不但尚存，而且明亮如故。这个“一目了然”可谓诙谐而贴切，妙不可言，使我得意忘言，拉住他的大手说：“老弟真妙人也！”从此我的书斋就叫“右见堂”了。

　　为了保护这只了然的右眼，我不得不戒书了，然而读书如吸烟，如饮酒，要想一举戒掉，谈何容易！自从戒书之后，终日昏昏，行路不分南北，吃饭不知荤素，如此下去，即使一目永远了然，也不知为什么而了然了。也罢，我开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