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深

　　带有监督与批评性质的新闻，表面上看像是“负面报道”，其实不然，只要媒体把握住这类新闻的火候、分寸，它的社会效果会是正面的、积极的，是补台而不是拆台。

　　我国老资格报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给我国新闻史留下不少佳话。同行们都说这位江宁才子非同小可，竟然敢于以笔杆子跟枪杆子“对话”。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1912年始任《申报》总经理。《申报》是民国初期影响面最大的报纸，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代表人民发言，痛斥当局无作为、胡作为，他主张“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

　　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位要人举办一场盛宴，史量才也在被邀之列。席间那位要人有意宣扬蒋介石的军威，以枪杆子压人，说“蒋有雄兵百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听了大不以为然，当众嘲弄那位要人：“我虽没有雄兵百万，但粗略地估计，《申报》总有数千万读者。”那位要人一时语塞。

　　关于这段史话还有另一个版本。史量才办报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宗旨，“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蒋介石深知一张有影响的报纸的作用，想叫史量才有所收敛，便召见了他，并开门见山地警告史量才：“报纸发言要把握住分寸，否则把我惹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很镇定，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对话。

　　1949年我们进城时，听一位老报人讲，解放前某大城市有家面粉厂，工厂老板雇用一些童工，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也超过了他们那个年龄的承受能力。一些社会团体干预过此事，但老板有后台，根本不理那个碴儿。后来一家报社记者仗义执言，在报上披露了这个工厂虐待童工的劣迹。那老板仰仗后台的庇护，也不予理睬。记者气不过，了解了该厂虐待盘剥童工的大量事实，每天在报上刊登三五百字，一连登了半个多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老板终于抗不住了，托人说情，请记者高抬贵手，答应改善童工的劳动条件并增加劳动报酬。那位记者也代表童工提出了条件，除了老板要兑现自己的保证以外，还必须先给每个童工发一袋面粉，否则就继续披露。老板兑现了这个条件，此事才算了结。

　　像虐待童工这样的事件，在旧社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社会团体管不了，政府机关管不着，法律机构没有工夫管，甚至吃了老板的甜头，还会默许甚至加以保护。只有一些没有泯灭良知的媒体尚能主持正义，进行干预，且较能奏效。

　　如今民间有一句俗话：“不怕通报，就怕见报。”意思是有的人目无组织与群众，把党纪国法当儿戏，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上骗党委，下欺百姓，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他们可能不怕通报批评，但怕舆论监督。通报批评总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新闻舆论那可是“无疆界”。

　　舆论监督是整个社会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舆论监督应属于“创造条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行使“监督权”的主要平台之一。近来有些省市党政领导也在多种场合发表过倡导舆论监督，欢迎舆论监督的讲话。这些年来，舆论监督对反腐倡廉、端正党风、政风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有的地方，凡是媒体刊有“监督”或“披露”性质的新闻，几乎都是外省外市的，本地的一般都不予刊载。有道是“覆舟之水也载舟”，带有监督与批评性质的新闻，表面上看像是“负面报道”，其实不然，只要媒体把握住这类新闻的火候、分寸，它的社会效果会是正面的、积极的，是补台而不是拆台，鼓劲而不是泄劲。例如一些揭露与惩治高官贪腐的新闻，大大增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反腐败的信心，也充分地反映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量。

　　有一位老人曾经告诫人们，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以为这就是讲“批评监督”的必要与作用。现在确实有少数人不欢迎甚至反对舆论监督。他们忘记了，批评监督是积极的思想建设，是勤政廉政不可或缺的明鉴。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所以我们做错了事情，或存在缺点、错误，就不要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人家说得对，我们就应该接受监督，闻过则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