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新勇

　　风中一粒沙

　　● 李新勇

　　2010年春，我刚调到文联不久，南通市作协冯新民主席说，他正编辑“江海文库”，计划放一本施子阳的文集到里面，施子阳是启东人，他要我通过图书馆或者其他渠道，收集二三十万字施子阳的代表作交给他。

　　施子阳，于1909年出生于启东久隆镇一个农民家庭，起初读到初中一年级，辍学后，边务工边自学，后来考入高中师范科，只读了一年，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再次辍学，进私立进明小学任教。当时启东共产党地下活动比较活跃，施子阳的同学徐宝珍是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施子阳参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1931年，他参与了镇压恶霸地主沙老六的斗争，当时他还不是党员，但当局也不放过他，四处搜查追捕。他逃到关外，在辽宁锦州耕余学校教书。“九·一八”事变后逃回启东，一回启东就被抓捕，先关押镇江，后以“危害民国罪”判处15年徒刑，关进苏州“江苏省第三监狱”。1937年秋天，日寇轰炸苏州，施子阳趁乱逃脱，靠讨饭回到启东家中。

　　施子阳在镇江和苏州狱中，结识了陈白尘、李初黎等作家，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他开始了散文和小说创作。经李初黎介绍，他把7篇小说寄给了茅盾，茅盾对施子阳的才气非常赞赏。1936年9月，施子阳的短篇小说《谈子湾的春天》在《文学》第七卷第三号发表。这是他的处女作，署笔名任何。接着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一些短文。

　　回到启东后，他继续从事小学教员工作， 同时继续进行创作。194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伟大的教养》。这部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均以三十年代的抗日高潮和启东、海门地区的农民暴动为背景，表现了关外抗日和启海地区的农民斗争，揭露统治当局的镇压与欺骗，人物栩栩如生，语言老练。发现并负责编辑出版这本书的作家王任叔（巴人）说：“我终于送出这《伟大的教养》给世人了。……我狂欢！”王在该书的校后记中这样写道，作者“以母亲一样的大爱，维护着他祖国的灵魂，唯一的劳苦大众的雄伟的力量……这就作为一个有那血染的历史的中国青年的坚强的影子，而是存活在我的脑里的我仿佛得之的我们这作家的印象。”

　　1946年，他在上海文化投资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这本小说集的原题应该为《一支队伍的溃灭》，因编辑粗心，竟成了《一支溃灭的队伍》。这本小说集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跟《伟大的教养》媲美。

　　其间，他于1941年6月参加革命，他先进苏中四分区文协编《江海文化》，后担任过督学、编审；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在《江海日报》编文艺副刊《人民世纪》，同时编辑文协的《文综》杂志。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苏中形势紧张，战斗频发，施子阳因染霍乱重疾，组织决定他到上海打埋伏。于是他更名施唯信，到上海一个弄堂小学教书，继续创作，在《文萃》《时代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有政治针对性和倾向性的小说、散文和杂感。这年9月，在茅盾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他在上海海燕出版社出版了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文武全才》。

　　在1949年前，能够出版三部短篇小说集的中国现代作家，并不是很多，由此可见施子阳的创作成就。

　　1947年11月，施子阳回到苏中解放区，在《江海报》做编辑。

　　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胜利，他随大军进入南通，在华中大学工学团做教育长。

　　1949年，施子阳在中共松江地委宣传部工作，钱静人当宣传部长，施子阳是文艺处长。苏南苏北合并恢复江苏省后，施子阳任江苏省文联副秘书长，同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后为省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

　　1957年，省作协创办《雨花》杂志，施子阳任主编，章品镇任副主编。《雨花》问世后，即以高质量的小说、富有地方特色的散文、优秀的诗歌、尖锐泼辣的杂文、立意新颖的评论，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他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57年。这一年，他先是放了大炮，一篇《且说领导》涮了许多人，接着陆文夫等人的“探索者”露头。很快“探索者”被打下去，施子阳成了“右派”，削职为省文联资料室工作人员。1960年下半年，又被下放到县属剧团，正是三年灾荒时期，他原本体质就弱，缺乏营养，雪上加霜。苦撑了一段时间，因肺结核、肺气肿、咯血、重新调回省文联资料室。1962年10月的一天，吐血身亡，时年53岁。

　　据梅汝恺先生介绍，施子阳虽然是文联的官，却没有官样子，人很好，正派，没有坏心眼；不足是有些傲气，敝于察言观色，疏于人情世故，逊于为人处世，对条条框框，态度马马虎虎，表现随随便便，处理大而化之。

　　章品镇先生在《一朵苍白的花》中，记述他们一起在苏中写宣传品时期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从这件小事可看出施子阳在为人处事上确有疏漏。那时候，他们工作很累，生活很苦，数月不知肉味。为了改善伙食，三个人一起出去想办法。走到一个镇子边上，施子阳说他在这个镇子认识一个人，可以借点钱割块肉、买几个烧饼回来共享。说完就去了。章品镇和另一个叫夏理亚的在镇边等，二人心怀着对猪肉和烧饼美妙滋味的幻想，老老实实从上午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直到太阳偏西，才见施子阳醉醺醺打着饱嗝回来，带回来两把空气。他说他的朋友没钱借给他，就请他到家里吃了顿午饭。见二人饿着肚子垂头丧气也没安慰一声，只说了声“回去吧”，就回去了。

　　1956年，他第一本书的发现者，也就是他的伯乐王任叔来南京，照情理，多年不见，应该出来陪陪，叙叙旧谈谈目前情况，他却只在吃饭的时候到场，话也没多说几句，倒是王任叔把他好好表扬了一番，他也不谦虚一下，仿佛是当仁不让、理所应当的一样。

　　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在好友、同事的一再劝诫下，他才开始“学乖”：不多说话，不发表任何意见，有病就请假，远离是非漩涡。在他过世前不久摘了“帽子”，成了“脱帽右派”。在当时，“脱帽右派”似乎还是“右派”。

　　终在疾病和忧闷中死去。

　　为了找到施子阳的著作，我颇费了一番心力，计划一个月完成，最后竟用了大半年时间。

　　几经周折，我终于于2010年9月下旬找到了一本省文联和《雨花》出的《施子阳选集》。

　　我即把这本有些破损的集子，交给新民主席。

　　到这时候，我像完成了一项大工程，瘫在椅子上，说不清楚是兴奋还是委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在心里默念：如此，我对得起沙地文化之脉、也对得起沙地文学先贤施子阳先生了！

　　施子阳在文学上是有成就的。每一个研究那段时期的文学研究者，如果忽略了他，其研究成果就是不全面的。王任叔曾说，抗战以来，姚雪垠、钟望阳（苏苏）和任何（施子阳）是三位值得注意的作家。算起来，他的创作生命非常短，1935年到1937年在监狱中搞了两三年创作，1939年到1940年又搞了一年多，1947年在上海又搞了几个月，成绩却是引人注目的。加上他解放后写的一些评论、散文等，据陈辽的估算，怕有150万字左右。

　　如今，拼尽心力，也只找到30来万字。如果不拼，恐怕一个字都找不回来。

　　看到这个数据，我突然感到一阵惶恐：作为一个当年颇有成就且创作量不低的作家，在过世半个世纪之后，就几乎被人忘却，作品也很难被提及、很难被找到，这莫不是一个作家的大悲哀？

　　一个作家该写什么样的作品，才能为当世所用、于时势有利？

　　一个作家又应该写什么样的作品，才能长久地感动世人，并经久流传呢？

　　前一类，我想起包括茅盾、赵树理在内的许多作家。

　　后一类，我想起包括张爱玲、张恨水在内的许多作家。

　　再深入下去，可引发对文学本质、特征和功用的思考。

　　在历史的胯下，个人犹如风中一粒不起眼、不由己的沙，谁能有自主支配的自由？谁又能由得自己？只有历史人物自己才能深深体味个中酸甜苦辣，才更能领略其中奥妙玄机。可惜，历史常常不会给人以坦陈内心的机会，一切的一切，只须一阵风，便消逝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