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坤

　　红条箱（外一篇）

　　● 阿 坤

　　

　　解放前，我父亲没有正当的职业，只是在“乐局”里当个挑条箱的角儿，靠挣些微薄的钱养家糊口。

　　如今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乐局”。“乐局”是旧社会一种低等的服务行业，遇到有人家操办红白喜事时，送礼办酒席什么的，“乐局”都提供全套服务。有时，有钱人家想吃某某菜馆的菜肴，但又不愿去店里坐堂，“乐局”也会有人去办。总之，“乐局”里有许多杂七杂八的行当。因我父亲没有什么特长，局子里只给父亲派些打杂、跑腿的事儿。比如，遇到操办婚宴时，就让父亲去烧灶；碰到唱堂会时，父亲就忙着去挂帐幔、搬道具。只有一件事，算是固定给父亲的，那就是局子里有了为人家送礼、送菜肴的事，就让父亲去做。父亲拿了单子，挑起红红的条箱，装了东西，走街穿巷送到指定人家。

　　父亲挑的红条箱，确切地说，应该像小方桌那样大小的方箱，担子的两头各有五、六层箱格，可以根据所装东西多少任意增减。因为条箱被漆上了一层红油漆，所以称之为红条箱。因为在红条箱的提把和箱层上，还雕刻着描金的龙凤和金钱的图案，看上去非常气派和富丽堂皇。我发现，这红条箱在我父亲的心目中，远远超过了他对我们子女的关爱。平日里，父亲是绝不允许我们去碰他的红条箱的，因为这是父亲的吃饭家什呀!父亲干的这营生，说白了就是个挑夫。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父亲在每天一清早，吃过一碗稀粥之后，就挑上红条箱出门去局子里等候听差了。而我，总是在一个个晨曦中，目送着父亲，只见红红的条箱如一团鲜艳的火焰在小巷里飘忽，然后渐渐消失在巷口的拐角处。

　　挑红条箱光凭力气不行，还得靠肩膀和腰里使“软劲”，不然的话，红条箱在行走时就不稳当。

　　有一年的寒冬，父亲挑着红条箱去送酒水，不小心被冰雪滑了一跤。父亲不仅受到东家的呵斥，还被扣去了几天的工钱。还有一次，客家拿着单子清点彩礼时，发现少了一件绸缎料子，幸亏东家拿了漏放的绸缎料子及时赶到，不然我父亲不仅会蒙上不白之冤，而且还会因此丢掉饭碗。

　　父亲在“乐局”里挑红条箱大约挑了六七年的光景，到解放时“乐局”解散了，我父亲失业了一段时间后，经居委会介绍进了一家工厂，当上了一名勤杂工。这以后红条箱就一直闲置在家里。大约有一种情结在，父亲并没有将它丢弃，有时还会去摸一摸、擦一擦。在我读初中时，我见红条箱空放着，就用它装一些书籍，红条箱就成了我的书柜。后来我参军去了，当我退伍回到家里时，已不见了红条箱，也不知它去了哪里，我也没有去问父亲。

　　有一件事，是我父亲和我心中永远的痛。在解放前夕，不知怎的我父亲竟然沾上了鸦片。有一次，我从门缝里窥视到，父亲独自躲在房间里，把红条箱当作桌子，放了一盏小油灯，拿一片锡纸放在油灯的火苗上，然后对着锡纸吸着什么。当时我只是一个6岁的小孩，哪知道父亲吸的就是鸦片。穷得连吃饭都难以为继的一个穷人家，哪有钱去吸鸦片。在烟瘾的驱使下，父亲偷走了母亲一只陪嫁的金戒指。母亲发现后，父亲硬说是我拿去玩丢了。尽管我连说没有，但竹尺还是一次次打落下来，痛得我哇哇直叫。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父亲的怨恨。以至许多年之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小手心上泛起的一道道红杠。其实，我母亲当时是知道这金戒指是怎么丢失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十几年之后，父亲在临终前，终于当着全家人的面，承认那只金戒指是他拿走的。他含着浑浊的眼泪，非常愧疚地对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父亲，真对不起你了。”其实，我父亲除了短暂吸过鸦片之外，为了我们这个家含辛茹苦，栉风沐雨，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如今他已作古，我也没有理由再去记恨父亲那件做错的事了。

　　至今在我想起父亲时，眼前便会飘忽着那红红的条箱。

　　长在屋子上的南瓜

　　我小时候居住在城里的平民区，一进门有个四、五米的狭长天井。说是天井，其实是个进屋的通道。那时，我家生活拮据清苦，我父亲在离屋子不远的一块空地上，开出几畦地种上青菜、鸡毛菜、茄子、毛豆、丝瓜、扁豆等菜蔬，为家里省下了许多买菜钱。除此以外，我父亲还在天井里种上了南瓜，我父亲绝对是个热爱生活又极其勤劳的人。他自己动手，在天井的靠墙处，用碎砖瓦片砌了一个不太高的花坛。当然，我父亲砌花坛的目的不是用来种花种草的，是为了种南瓜的。接着，父亲把一把白白的南瓜籽，均匀地点在花坛的泥土里，又浇上薄薄的一层水，并对我说，南瓜种好了。隔了几天，我发现有几株嫩苗钻出了泥土，细细的茎干上，张开着两片还没有指甲大的叶片，挺可爱的。我真不知道，小小的天井能种南瓜，还能把南瓜种到屋子上去。

　　在阳光、轻风、细雨的江南春天里，这些小生命一股劲地疯长，一周之后，细细的茎干上竟然抽出了藤蔓，像一只只小手想要抓住些什么。这时，我父亲在花坛上插上几根竹签，系上绳子，另一端安放到屋子上，用砖块压住。就是这些绳子，竟然成了南瓜秧苗一步步登高的绿色通道和云梯。

　　它们开始一路攀登，整个绳子被绿叶密密匝匝地缠绕着，成了一条碧玉般的长带。没有多久，它们就爬到了屋面上，恣意地拓展着它们的绿色肢体。

　　其间，我父亲隔三差五地给它们的根部浇水施肥，那些茎叶长劲十足，不多久便覆盖了大半张屋面。在茂密的绿叶间，开出了一朵朵嫩黄色的形如喇叭的南瓜花，有些花蒂上还长着个水滴状的小南瓜。它们不动声色地丰满着自己，把充足的阳光和泥土深处的养料，都酿成了内心的甜蜜。这些小南瓜日长夜大，不待秋临，便长足了。长足的南瓜，饱满光洁，形如弯月，红橙橙的皮色上还落了一层薄薄的粉霜，样子很可爱。这时，我父亲就搬了梯子爬到屋面上，把一只只南瓜以及有点枯萎的茎叶一并收摘下来。望着收获的十几只大大小小的南瓜，小山一样堆在天井里，我父亲脸上充满了收获的喜悦。

　　收下来的南瓜，全凭我母亲大显身手了。我母亲在厨房里将南瓜去瓤削皮，然后她在切瓜时发出“噌噌噌”很有质感的声音，让我记忆深刻。我母亲最拿手的糯米南瓜粥，是我最喜欢吃的。先将几把糯米在清水中浸泡少许时间后，与切成薄片的南瓜，外加葱姜和几块切小了的猪油糕，一起放入锅中烧煮就行。不到半个小时，煮熟的南瓜便弥散出阵阵香甜的气味。不等黄橙橙的亦稀亦稠的糯米南瓜粥端上桌，我早就咽口水了。有时我母亲还会变着法儿，在饭锅上蒸上几片南瓜，让全家人在吃饭时享用，又是我放学后可口的点心。有时母亲用南瓜和了米粉，做出又香又松软的南瓜饼、南瓜蒸糕什么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南瓜陪伴我们度过了“粮供”紧张的岁月，成了餐桌上一道“额外”的美味。

　　让我父亲始料不到的是，由于南瓜在屋面上生长，有的瓦片被移位和压碎了。一到雨天，屋子就漏得不行，搞得屋内到处都放了碗盆杯桶的积水家什。毫无“捉漏”经验的父亲，大雨刚歇，便迫不及待地爬上屋顶。哪知，经雨的瓦片经不起人踩，便“啪，啪”的又碎了许多，雨天漏得更惨了。后来经人指点，我父亲才知道，须放晴几日后才能“捉漏”，这应该是我父亲种南瓜的小插曲了。

　　我早已搬出了老屋，我的双亲已不在世了。到了南瓜上市的时候，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父亲种在屋子上的南瓜。有时为了思念南瓜之味，我会从菜市场上买一个回来解馋，但总觉得没有那时我父亲种的南瓜和我母亲做的糯米南瓜粥南瓜饼美味香甜，这也许是因为掺入了我对父母的感情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