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 直

　　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外一篇）

　　● 阮 直

　　

　　古老的中华民族诞生了孔子，我们为世界奉献了儒学，我们创造过封建帝国时代的仁政，我们主张过“仁者爱人”，这一主张就是要求统治者实施仁爱的政策。要实现“爱人”，就要遵循“忠恕”之道，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虽说这些并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观，但在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下，孔子的学说是最先进的治国安邦的良策，也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道德修养的准则，没有儒学就不会有封建时代那么长久稳定的社会环境。儒学虽说制约不了宫廷之内的血腥与厮杀，可在抑制官僚的“野心”，教化民众仁善，儒学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还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如今虽说不是精华了，但儒学的精华部分也没有锈渍。这是中国人对漫长封建时代的奉献的最大智慧。

　　我觉得四大发明累加在一起都不如一个孔子的智慧分量。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迅速普及，就像电不是我们发明的，可如今全世界都可以享受电的成果，火车、汽车、飞机、卫星也没有咱中国人的发明专利权，就连最简单的拉链、胸罩、方便面也都是人家老外的创意。可这些用智慧创造的物质文明我们也没让西方落下多远，如今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中国制造”，让全世界都受益，也让全世界都恐怖。如果没有国际的那个世贸组织保护着点儿，全世界的人都得穿中国人做的裤子，用中国制造的家电，如今连大型的机械及设备、汽车配件、建筑及装饰材料、医药及保健品、医疗器械、办公文具几乎都被中国人统霸了。

　　可这种制造的技能并不是真正的智慧，顶多算作聪明，聪明到举一反三的程度也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发现了”的创造。也许有人觉得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发现，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的精神分析治疗法，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霍金的奇性定理、黑洞面积定理和无边界宇宙理论，这些智慧是杰出的天才才能发现的，平庸的大众只有仰视的份，我们甚至连理解的资格都没有，可这样的智慧与芸芸众生的老百姓还是关系不大。

　　还有一种智慧比天才的大师的智慧还伟大，那就是人类终于找到了制约权力这个恶魔的力量，它就是民主制度。让人民通过立法的形式限制独裁、防止专制，让人人都有尊严地生活，不再受专制与独裁的奴役。不再被动地要求统治者实施仁政，不再期盼三五百年才冒出的那么一个圣君明主才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制度上就保证了权力必须是为民服务的行政公器，这是人类有体制以来发现的最大智慧。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让统治者与草民实现了人格上的平等，人性的尊严得以实现。

　　但这样的智慧是不是智慧的顶峰呢？不是的，还有一种智慧是关于生命幸福的智慧，就是关于人类心灵健康的智慧，是能让我们内心这个比宇宙还大，比大海还不平静的灵魂不荒凉、不孤独、不浮躁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在寻找，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都在创造。它就是关于爱的哲学，大到人类的博爱、爱我们生活的星球、爱一切生灵、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爱我们的朋友、爱自己的生命。爱是美好带来的欢欣，智慧创造的奇观，神仙赋予的惊奇。缺乏爱的人渴望得到它，拥有爱的人万般珍惜它。

　　可是我们找到了爱的哲学，却找不到让人人都接受的信仰，我们找到了爱的智慧，却找不到接受改变人们灵魂的力量，甚至连给予人们爱的能力的智慧都不具备。因为人们爱的方式总是不接近爱的本质，经常是偏离爱的轨道，爱的对象都总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爱权力、我们爱名誉、我们爱财富、我们爱自己，我们被物欲羁绊着，困扰着，我们爱得很累，爱得焦虑，于是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内心和谐。内心的不和谐就是生命的最大缺憾，就是没有找到人生幸福与快乐的大智慧。

　　教材与鲁迅都不能神化

　　中国的教材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1949年之后，都有一条主线。这个主线是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就是“道”。以语文教材为例，从来就不是以语文的基础知识为轴心选择文本和展开语文教学的，而是主张“文以载道”，“不载道”的语文再经典、再有文我们也“不闻不问”。

　　因为需要载道，我们的教材在选择古典语文时大都贯穿着“贵族、地主都坏，农民、穷人都好”的“阶级斗争”之说；因为载道的需要，我们在选择现代文学经典时，就要看作品的主题是什么，作家的立场是站在哪里了。所以，我们在什么样的作品入选教材，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语文问题。

　　这就明确了，为什么新中国60多年来鲁迅的作品在中学教材中从来都是“大王”的地位。这除了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石之外，还在于他的立场站对了。他与早期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拥护共产党人关于民主与自由的主张，他反对军阀政府用刀枪对付学生与平民。鲁迅不畏强权，不怕杀头，反对国民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政治。所以毛泽东敬佩地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而我们民族精神中，本来就需要钙质的补充。因为有了鲁迅才有了一点阳刚，如果连这一点点儿的阳刚精神都不能被国民吸取，势必全民“阳痿”。

　　鲁迅的硬骨头阳刚精神可以要，但鲁迅骂过的政府现在细研究起来也未必是最坏的政府，鲁迅骂过的“反动”资产阶级文人更不是什么反动的文人。吴稚晖、陈源、徐志摩、章士钊、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周扬、成仿吾、章克标、邵洵美等，甚至还打过一点笔墨官司的夏衍、朱光潜、李四光不仅不反动，甚至连什么大错也没有呀。大不了都是些个人品行方面的问题，诸如太阳社的那些人，被鲁迅骂作“奴隶总管”的周扬，诸如“四条汉子”，后来不都是革命家了嘛。如果鲁迅能活到解放之后，“哪条汉子”都是鲁迅“干革命”的领导，而鲁迅绝不会成为他们的领导。至于鲁迅干不干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倒是那些被鲁迅所喜欢的人，解放以后就都倒大霉了。比如丁玲、冯雪峰是右派，而被鲁迅引以为战友的瞿秋白，“文革”时从烈士一下子变成了“不足为训”的叛徒。

　　如今中学教材中换下几篇鲁迅的作品，就好像我们不要鲁迅精神了。我倒觉得如今确实到了该恢复鲁迅本真面貌的时候了。鲁迅的伟大，是精神的伟大，他的精神核心价值观就是对当代主流文化的批判，批判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他“不合作”的本身比他的作品中“批判了谁”更重要。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高扬的旗帜永远都是“不合作”。“合作”的事情会有无数的人在争先恐后，不用谁为此事操心。

　　可今天我们谁能真正地知道鲁迅？如果鲁迅活着，他在1957年之后最先干的一件事或许是把自己的作品从教材中撤掉，并且会忏悔地说：对不起了，我曾经骂过的人，你们没有什么错。

　　我们神化一个人往往连他的过失也一起神化。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少被神话了的领袖与大师，鲁迅被我们神话是因为他“批判的武器”，对准了我们要打倒的“对象”。如果鲁迅当初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鲁迅就不是我们的鲁迅了。就像胡适、陈独秀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启蒙作用都比鲁迅大，但却享受不到鲁迅的“待遇”，更没有被神化，甚至一度还遭到我们的“口诛笔伐”。胡适、陈独秀的好作品就不可上教材，直至1979年之后，我读大学的教材中还在批判陈独秀、胡适。我的大学教我的知识是个“负数”，在价值观上都是错误的。我活了五十多年还愚蠢笨蛋就与时代的教材、教育有关。

　　历史证明，历史还将证明，不能用“主义”、“立场”、“态度”这些变化的政治标准过秤一个作家的重量。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会刀枪对垒，一会举杯碰盏的折腾，那是政治的本质与需要，但作家、作品不是。作家与作品就该回归到他的本真，让一度被神化的作家走下神坛，素面朝天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