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 朋

　　点石成金（外一篇）

　　● 乐 朋

　　

　　“还丹一粒，点铁成金。”（《五灯会元》卷七）法力强大的禅宗仙丹，比起点石成金似又稍逊一筹。

　　破砖烂瓦一经点化即变为闪闪发亮的黄金，有这般能耐的自非泛泛之辈。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在十年前首倡“金砖四国”的概念。他预测到2050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会超越英、法、德等列强，与美国、日本一起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说来也巧，因为四国国名开头的英文字母所组成的“BRIC”，与英文“砖头”（BRICK）一词发音相类，所以转眼之间，“金砖四国”说风靡全球。而且，从2008年四国外长在叶卡捷琳娜堡聚会商定全面合作之后，动作频频，直至2009年在俄举行首次峰会，“金砖四国”即成新兴经济体的代名词。

　　事实上，所谓“金砖”的四国，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且不说体制的迥异、落后，单就经济发展论，他们都属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又大又穷。虽然增长速度惊人，但产业低端，靠资源、投入拉动，效率不高，又人口庞大，贫富悬殊，市场公平度差，潜伏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呼之为“金砖四国”，无非是说经济发展的潜力大，并不等于四国真成了富得冒油的“金砖”。直白说，“金砖四国”云云，只不过是奥尼尔灵机一动的文字游戏，甚或是一个噱头。

　　可是，洋人的噱头、戏说，竟引发了某些国人的万丈豪情。似乎咱们在GDP超过日本、做了“当世老二”，就有资本向美国、向世界叫板，动辄大吼“中国不高兴”，要对世界秩序“说‘不’”。

　　大人先生们，请冷静，莫冲动!第一，咱们的GDP，由于统计失真，水份不小，不能真实反映国家的创造力；第二，平均到人头，GDP就化为“鸡的屁”，区区3800美元，排在全球第105位，仅是美国、日本的一个零头，没啥好炫耀的；第三，最令人丧气的是，创造GDP奇迹的中国劳工在分配中的比例逐年下降，还有1.5亿人未达联合国人均每天一美元收入的贫困线标准。那顶穷国帽子摘不掉，有啥好神气的？“金砖”的虚名掩盖不了我们贫困、落后的现实。如果一听到“G2”、“金砖四国”的名头就沾沾自喜，夜郎自大，那么吃亏、吃苦的日子，便不会太远。

　　“金砖四国”这顶高帽子，还是物归原主的好。人家美国才是超强“老大”，华尔街打个喷嚏，全球经济就伤风感冒，危机四伏。资本的逐利性至少一百年都不会改变。咱们又没有花钱雇用奥尼尔做首席经济师，高盛公司更不是助人为乐的“洋雷锋”，会替咱中国百姓谋利益。“金砖四国”云云，是奥尼尔给高盛公司提供的未雨绸缪之说，其用意在敦促高盛公司这条国际金融资本大鳄，在未来关注中、俄、印、巴这些新兴经济体市场，以便在竞争中抢占先机，牟取利益。比如，其“后续报告”分析四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指出中国、印度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就是对跨国公司提议：研制生产廉价汽车及四国居民负担得起的产品，以占有全球汽车消费市场的大份额。又如，中国近几年楼市升温，利润丰厚，于是高盛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挖掘真金白银。他们确是来中国抱“金砖”的。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对央企在海外大批购买金融衍生产品，结果是截至2008年10月底亏损114亿美元，他批评高盛公司等“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的、设计复杂的高杠杆产品”。（转见2010年5月13日《环球时报》）

　　也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对“金砖四国”说持疑惑心理。人家来中国“淘金”，赚得盆满钵满，咱们反倒像被掏了腰包还帮人家数钱的戆大，以戴一顶“金砖”高帽而心有窃喜。犯傻不是？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天上不会掉馅饼，也绝无点石成金的神话。川民俗话说，龟儿子没有定盘星，是个吃竹笋屙背篼的家伙。奥尼尔和高盛“洋龟儿”吃的是牛排，拿的是大把美金，屙出个“金砖四国”，何足奇哉。总是忌惮“西化”的我们，焉可只听好话、甘领“金砖”高帽，顺着竿子爬？我们须当持的是：普惠民，莫称金，办好自己的事情。

　　新“剪刀差”

　　“剪刀差”，剪刀状差价的简称，主要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状价格差。通俗说，即政府通过价格杠杆，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压低农业产品价格，从中获取差价，积累资金。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就施行这种“剪刀差”的价格政策，去搞城市建设和工业化。农业大国为实现工业化而推行“剪刀差”，有其必然和合理的一面；但又毋庸讳言，“剪刀差”是对农业和农民的一种经济掠夺。从这个意义说，我国的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是不公平的。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凭“剪刀差”剪走了农民多少利益，至今也没个权威的、真实的数字。但我想，它应当是个天文数字。

　　改革开放以后，“剪刀差”一度呈缩小态势。一来，是农产品的市场化，不再完全受制于政府定价；二者，工业具备了自我积累资金的能力。而且，长期的“剪刀差”政策导致农业衰退，农村凋蔽，农民贫困，与强国富民的现代化目标愈来愈远。所以，国家调整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免除农业税，还对农户种田给予一定经济补贴。农民的日子比过去有了改善。人们意识到，中国要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自由和富裕，终将是一枕黄粱。

　　跨入新世纪，情况有所逆转，旧的“剪刀差”去了，新的“剪刀差”又来了。新“剪刀差”的突出表现有二：

　　第一，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打着城市化的旗号，公开或变相掠夺农民的土地，从中渔利。用厦门市规划局长赵燕菁的话说，“土地财政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放弃土地财政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转见2010年9月5日《现代快报》）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即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又通过拍买方式高价卖出，赚取巨大差价，来维持财政运转，推动GDP增长。据说，我国的城市化由1978年的不足18%，发展到现今的48%，有4亿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可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仅得到一个虚幻的“城镇户口”，既在经济上遭受大损失，又使他们成了“三无”（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社会保障）人员，未来生活，前途茫茫。在“圈地”、“囤地”中发横财的，只是房地产老板和某些官员。他们的日子，恰如顺口溜描绘的，“睡觉睡到自然醒，成堆美女抱着亲，别人加班我加薪，数钱数到手抽筋”。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迫使上亿进城农民工不得不以超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农民工的劳务价格，低廉得只能用勉强糊口来形容。经济学家郎咸平，以“说出来你别睡不着！”的数据，对比了中外劳工的报酬差别：德国第一，每小时30美元；美国第二，时均22美元；泰国是2美元；中国只有8角钱，列倒数第一。（转见2010年第5期《杂文选刊》上旬版）工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十七年间减少了13.7个百分点。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占GDP的60%以上。（见2010年第8期《同舟共进》）这固然有农民工的文化技术低、创造价值小的因素，但都是扫大街的清洁工，美国人每小时工资120元人民币，中国的农民工呢？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又没有医疗、养老保险，还在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受身份歧视，有时连那点可怜的血汗钱还讨不回来，要以爬电杆、上楼顶的方式吸引媒体关注，进而维权。是农民太贱，还是政府嫌贫爱富，不主持公道？尤令人不平的是，农民工建造的城市商品房被官商合谋炒出“天价”，再去掠夺城市居民的财富，使他们沦为“房奴”或“蚁族”。新“剪刀差”就这样把农民、市民剪得惨不忍睹！

　　英国的“圈地运动”曾被莫尔比作“羊吃人”。我们的新“剪刀差”，大概只能叫做“权吃人”或“楼吃人”，而被“吃”的“人”中，以农民为最。为工业化作出巨大牺牲的他们，在新一轮的城市化中，又在并将继续蒙受大出血、大牺牲。如果说发展经济有“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其“核心竞争力”难道仍是不断地掠夺农民？原始积累，在劫难逃！但农民的命运大抵是中国的命运。农民太苦，中国能好吗？以人为本，自当优先考虑农民、普惠农民。

　　鲁迅在谈到自称对社会负有“伟大的任务”的人时说过，“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笔记簿，写下所尽的伟大的任务来，到得有了曾孙的时候，拿出来算一算，看看怎么样。”（《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对侈谈“土地财政模式”的赵燕菁之类官员，与其要他们备一本笔记簿，倒不如摘去其乌纱帽，让他们去做农民或农民工，尝尝被新“剪刀差”痛剪的滋味。那时，或许他们才会说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