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峰

　　

早年习画与临仿诸家

　　晚年时，董其昌在总结临仿学习古画时说：“余少学子久山水，中复去而为宋人画，今间一仿子久，亦差近之。”所谓“子久”，就是“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一生临仿宋元名家不曾间断，《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就是他73岁时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董其昌一生临仿古画的大致脉络—从元画到宋画、再到元画的转变过程。

　　董其昌自言22岁开始学画。当时，为了避重役，他从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改籍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其经济状况一度困窘，曾仿松江名家陆万里的书法典卖，赴南京乡试时还接受过友人的资助。来到松江以后，董其昌先是跟从顾正谊、莫是龙等师友学临当地收藏的古画，兴趣主要集中在元画上，同时读书应举。山水册（选一） 44.2×34.6cm 明 董其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5岁时，第三次参加会试的董其昌高中进士二甲第一，进入翰林院任职，获得成为上层官僚的重要资历。任翰林院编修期间，董其昌曾护送馆师田一儁灵柩归葬福建。万历二十年（1592年），在归京途中董其昌创作了他的第一件传世画作—《纪游图册》，这比通常被认定为董其昌最早画作的《燕吴八景图册》还要早四年。这一年，董其昌38岁。

　　《纪游图册》现存16开。画上跋文显示，画册是他南下途中描绘所见风景的习作。除了记录各处景观，跋文还言及董其昌学画情况。《绘林题识》记载，董其昌“少喜绘业，皆从‘元四家结缘”，他早期学画是从临仿“元四家”，特别是黄公望入手的，这既是受到松江师友的影响，也是因客观环境所限。

　　来到北京后，董其昌开始有意识地突破元畫，追溯宋画。这与当时北京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江以南多元季大家之迹，燕都多北宋大家之迹”。可见，当时京城里的主流趣味仍在宋画上。进入翰林院后，董其昌的“馆师”韩世能对他开阔眼界、临仿古画起到重要影响。《万历野获编》记载，韩世能是当时有名的收藏家，他时常将自己的古画藏品带到翰林院与学生讨论，这对董其昌是大有助益的。

　　董其昌对于以往大师的绘画风格自有选择，且并不仅仅满足于临仿。在董其昌许多“仿”“拟”之作的实践中，他开始自出机杼，寻求创新与突破，《婉娈草堂图》就是其早期画作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幅。至中晚期，董其昌所谓的“仿”“拟”画作，更多的是借传统题材进行再创作，而且是服务于自己绘画理论的创作。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43岁的董其昌在翰林院编修任上已经五年多，这一年他奉命担任江西南昌乡试考官。考试结束后，他顺便回松江小住，其间拜访好友陈继儒，为其创作《婉娈草堂图》。“长者为营栽竹地，中年方惬住山心。”“婉娈草堂”是陈继儒在小昆山的读书之所，修筑于晋代文学家陆机、陆云的故里旧址。纪游图册（十六开选四）绢本水墨 33×17.8cm明 董其昌 安徽博物院藏此册风格平淡古雅，意境高旷辽远，韵调古拙秀逸。笔线柔中有骨，转折灵变。墨色明洁、层次分明，设色清润，淡而不薄。此册是陆续完成的，故每册绘图和题字都存在细微的变化和不同的风格倾向。此册虽为早年临仿自然山水的习作，但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婉娈草堂图纸本水墨 明 董其昌

　　两个多月后，陈继儒携画至董其昌的画禅室求其设色，恰逢董其昌刚入藏两幅宋代名画。二人共赏之余，董其昌便在设色后的《婉娈草堂图》上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长至日，陈继儒携过画禅室设色，适得李成《晴峦萧寺图》及郭熙《溪山秋霁图》，互相咄咄，叹赏永日。”

　　《婉娈草堂图》在风格画意上已有颇值得关注的新颖之处，尤其是画中的岩石坡岸，呈现出以往传统山水画少见的强烈的明暗对比。有研究认为，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效果，是由于董其昌改造了传统雪景山水画法而创造的“直皴”笔法所致。这一灵感可能源于王维（传）的《江山雪霁图》和郭忠恕（传）的《摹王维辋川图》。葑泾访古图 纸本水墨 80.0×29.8cm 明 董其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 纸本设色 28.5×297cm 明 董其昌《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为董其昌晚年精心之作。此图以平坡丛树作近景，隔岸群山相呼应，其间冈陵逶迤，草木蒙茸，蹊径曲折，村舍隐隐，富春江缓缓流向远方。画作中部，山势陡起，泉流如注，远峰重叠，耸入云霄。全图除江流映带，山势平缓处与黄公望卷略相似外，山容树态，丘壑体貌，则尽出己意;虽同样用披麻皴，却一变黄公望的长皴劲斫而为细笔短皴，苍莽之意尽显，仿佛毫不着力而气韵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