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原昭

　　

　　

　　

　　

　　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首先成立。而后，戏剧工作者成立“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并组织了13支救亡演剧队。文艺工作者还组织了“文艺界战时服务团”“报告文学者协会”“诗人协会”等，后合并为“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并与文化界救亡协会组成文艺界救亡协会，投身抗战、鼓舞士气。

　　当华东、华北沦陷后，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又陆续撤到武汉，组成“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提出了“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等口号，团结起来，在宣传和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有大批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或进入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或来到延安，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尽一分力量。八年里，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为全面胜利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冼星海：

　　音符怒吼励将士

　　冼星海曾经说过，希望自己在抗战年代写的每一首歌，都能鼓舞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英勇斗争。他做到了。

　　1935年，冼星海从巴黎回国后便接过了聂耳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救亡的歌咏运动之中。从1935年到1937年，他在上海写出了《救国军歌》《热血》《黄河之恋》《青年进行曲》《拉犁歌》等著名歌曲。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他和洪深等人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通过演唱革命歌曲激励抗战将士。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一年内，他还在武汉、南京等地先后写出了《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大量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的热情。

　　1938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此时他的创作也达到了高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和《军民进行曲》《滏阳河》两部歌剧及众多群众性的歌曲。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河大合唱》的诞生。

　　1939年1月，诗人光未然不慎坠马，住进了医院。冼星海来探望时，光未然朗诵了长诗《黄河吟》，冼星海被激动人心的诗句吸引，当场请求光未然将诗句改成歌词。3月11日晚，光未然将改编好的《黄河大合唱》歌词朗诵了一遍，冼星海激动不已，只用了六天半的时间便写出了歌谱。4月13日晚，《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正式演出，震天的怒吼轰动了延安，之后传遍全国，唱响世界。1940年，音乐家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乐谱带到美国。1945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正式成立的庆祝会上，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部分曲目。

　　1940年，冼星海受委托前往莫斯科为《抗战中的八路军》影片作曲，结果因苏德战争爆发，他流浪到乌兰巴托、阿拉木图、库尔斯坦奈等地，过着食不果腹的艰苦生活。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抗战的使命，写出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管弦乐《中国狂想曲》等作品。

　　冼星海以音乐为笔，用歌曲描绘了全民抗战的宏伟画卷，以音乐为武器，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到了抗战之中。他创作的歌曲，作为一个不屈民族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将永世流芳。

　　梅兰芳：

　　蓄须练画渡劫波

　　1938年8月13日，淞沪战事爆发，不久上海沦陷，其时梅兰芳正在上海。日寇听说后，便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表示愿意服务“皇道乐土”。梅兰芳洞悉了日本人的阴谋，于是一边以外出演戏为由推脱，一边星夜携家眷离开上海到了香港。

　　来港后的梅兰芳深居简出，将主要精力用在了画画上，飞鸟、佛像、草虫、游鱼和虾米都是他钟爱的题材。除此之外，他还打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悠游度日。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下旬，日军占领了香港，梅兰芳担心日本人找他来演戏，与妻子商量之后，决心蓄须罢唱，以明志节。

　　果不其然，次年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想找梅兰芳演戏，却看到梅兰芳留着胡子，便惊诧地说：“像您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梅兰芳说自己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这几年也不再演戏，只是赋闲习画、颐养天年。这次没有请成，过了几天酒井又派人来请，一定要让梅兰芳登台，来替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恰巧梅先生患了牙疼病，半边脸都肿了，酒井只好作罢。不过梅兰芳感到事态严重，便很快坐船返沪，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

　　岂料刚出虎穴，又入狼窝，梅兰芳到沪不久，南京伪国民政府上海特务机关的头子吴世宝提出宴请梅兰芳，并打算劝他做一次慰问演出。梅兰芳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时，他的夫人毅然挺身赴宴，面对吴世宝的威胁，梅夫人镇定自若、不为所动。次日，在日本人又打算来请梅兰芳之际，梅夫人给他注射了一支防疫针，使他体温很快升高，日本人只好作罢。

　　虽躲过了日本人的骚扰，但是由于带到香港的存款被日寇冻结，返沪后梅家的生计成了问题，夫妻双方商量后，决心效法何香凝卖画度日。

　　经过构思、绘制，不到八天的时间，梅先生画了20多幅鱼虾梅松，很快便被抢购一空。消息传开，上海文艺、新闻、企业界反响强烈，提出要为他举办画展，梅先生也苦战半月创作了几十幅作品，孰料展出时被日伪汉奸捣乱，画作上被贴上了“汪主席订购”、“冈村宁次长官订购”等纸条，导致画展冷冷清清。梅兰芳看到后气愤非常，拿起裁纸刀把几十幅心血之作划为碎纸。梅先生大义凛然的毁画之举引来宋庆龄、郭沫若等知名人士的声援和群众的支持，这让梅兰芳十分感动。

　　然而，拮据还是经常伴其左右。他虽然先后把北京的房子和自己的藏品卖掉了，但依旧需要举债度日。此时，老画家叶誉虎提议和他合办以梅竹为主题的展览。梅先生又打起精神，经过八个月的奋斗，绘制了170多幅仕女、佛像、花卉、松梅等作品，与叶誉虎的作品一起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展出，受到观者好评。展览结束后，梅先生将大部分作品卖掉，用以还债、家计和资助剧团里的生活困难者。

　　在这段惨淡的岁月中，依靠着绘画，梅先生保持了自己的气节、维持了家庭生计；依靠着绘画，他苦闷的心境有所寄托和消遣；依靠着绘画，他拒绝为日寇演出，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尊重，鼓舞了中华民族奋勇抗战的决心。

　　徐悲鸿：

　　南洋卖画筹善款

　　1939年秋，大半国土沦陷，为了给无家可归的难民以帮助，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徐悲鸿到新加坡举办画展为抗战筹款。当时的新加坡，是南洋华侨抗日活动中心，作家郁达夫、报人胡愈之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过战斗的足迹。徐悲鸿刚下船，便看到了“中国救亡剧团”著名话剧演员、好友王莹在街头演出田汉改编的抗战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讲述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一对父女逃入关内以卖艺为生，有一天女儿饿晕了，父亲却拿出鞭子逼迫她继续唱，路人看不过去了便夺下父亲的鞭子指责其没良心，女儿制止了路人并将日寇侵华、家乡沦陷、被迫流亡的辛酸一一道来，激起了群众义愤，周围响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

　　简单的剧情、真挚的感情激发了徐悲鸿的创作灵感，他用了十天时间完成了这幅抗战题材的同名画作。在144厘米×90厘米的画布上，徐悲鸿以接近真人的比例将王莹入画。画面上王莹正在表演，身穿东北大花布做成的服装，上面绣有祥麟瑞凤的图案，手持红绸，翩翩起舞。周围是扶老携幼观看演出的群众，有人衣衫褴褛，有人穿军服扛枪，双手交叉胸前，神情甚是陶醉，将抗战时的生活状态和群众心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1939年12月，仍在为抗战筹款奔波的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圣地尼克坦的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并举办画展。次年2月，圣雄甘地到访，经泰戈尔引见，徐悲鸿结识甘地并为他画像。在画像过程中，徐悲鸿深深地被这位不屈不挠为印度独立而奋斗的灵魂人物所感动，加速了他创作表现中华民族奋斗者形象的进程，他开始满怀激情地创作《愚公移山》的草稿与人物写生。

　　此后的几个月，徐悲鸿深入喜马拉雅山区，骑马行进在万丈悬崖峭壁的山路上，作诗咏怀，并创作草稿30余幅。8月，徐悲鸿就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开始了《愚公移山》的创作，11月，巨幅水墨画《愚公移山》横空出世，回到印度国际大学后徐悲鸿又完成了《愚公移山》油画的创作。

　　徐悲鸿根据《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传说，融合中国与西方传统绘画色彩和笔法，并借用了不少印度男模形象，首次直接用全裸体人物进行中国画的创作，独创了自己“中西合璧”的写实风格，成为其顶峰时期的经典代表作。作品完成之际正值中国抗战的危急时刻，徐悲鸿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着人民大众去争取胜利。

　　抗战期间，徐悲鸿在南洋三年，先后创作了1000多幅作品，大部分用于抗战筹款、赈济灾民，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此外，在抗战期间，他还创作了诸如《田横五百壮士》《九方皋》《奔马图》等大量寄托爱国之思和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绘画作为思想的武器，不断鼓舞着抗战中的民众。

　　木刻：

　　作为武器的艺术

　　1934年鲁迅在《木刻纪程》的小引里写道：“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介绍，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五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1931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

　　卢沟桥事变以后，原本准备举办的“第三回全国木刻流动展”陷入困境，组织者携带征集的作品从上海前往汉口，并在沿途展览。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木刻运动逐渐沉寂，仅有《铁流版画集》以及部分版画作品面市。1937年9月，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了第一个战时漫画刊物《救亡漫画》，它是抗战初期全国抗日漫画的主要刊物。

　　此时大批版画家奔赴延安，木刻版画成为延安美术的主要形式。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成立。资料显示，当年冬天“鲁艺木刻工作团”开赴前方，参与了战时文艺宣传的报头、插图等相关工作，后来这些被编辑成《敌后木刻画报》，为抗日宣传做出了贡献。

　　1938年，“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领导了全国的木刻运动。在马达、力群、卢鸿基、刘建庵、陈九等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并编印了《全国抗战木刻集》。

　　1942年，“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成立，并开展各项活动。当年，在重庆举办的各种类型的画展就有140余次。1942年10月，重庆“双十木刻展”展出木刻家86人的255件作品。1942年至1944年“中国木刻研究会”曾组织与承办大规模“双十木刻展”，该展一连三届在全国17个地区同时举行。1943年，《木刻艺术》杂志出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贴近中国社会现实，呐喊出人民大众心声为主旨的新兴版画，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迅速发展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艺术运动。抗战时期的边区木刻创作，作品取材广泛，类型丰富多样，风格质朴简洁，生动表现了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控诉了日军侵华暴行，揭露了伪军的丑恶嘴脸，这些饱含民族正义与爱国热情的艺术作品，起到了团结军民、教育群众、打击与瓦解敌人的巨大作用，承担起文艺抗战的历史使命，演变成为抗战木刻运动。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美术家即自觉把唤醒民众、团结救亡作为自己不能回避的主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1938年，武汉成为全国抗日宣传活动的中心，云集了全国各地的爱国文艺界人士。文艺家们空前团结起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号召文艺家们“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全国美术界、木刻界、漫画界的三个抗敌协会相继成立，郭沫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之下的美术科就有倪贻德等数十位美术家共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徐悲鸿、张大千、张善孖、刘海粟等画家在海外举办募捐画展，支援抗战。在国难危急时刻，美术家对社会高度关注，进而直接投身抗日洪流，为国家、民族存亡而奋斗。

　　抗战以后，很多中国画家投身于救亡运动。高剑父提出：“在抗战的大时代中，抗战画的题材实为当前最重要的一环，应该要由这里着眼，多画一点。最好以我们最神圣的，于硝烟弹雨中以血肉做长城的复国勇士为对象。”他曾创作《难童》《白骨犹深国难悲》等反映抗战题材的作品。他的学生方人定画有《祈祷》《雪夜逃难》等，关山月以亲历的逃难生活创作的《从城市撤退》《中山难民》《渔民之劫》等，这些画作在澳门、香港展出，激起社会热烈反响。

　　由于传统表现技法有一定局限性，中国画在处理现实生活题材时，常感力不从心，于是每每采取借喻手法，如张善孖以虎为喻作《怒吼吧！中国》，徐悲鸿用战马嘶鸣呼唤国人奋起。

　　蒋兆和1941年至1943年于沦陷区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创作的《流民图》长卷是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在此之前，作者曾画过《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卖子图》等以表现穷苦民众苦难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蒋兆和自称：“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体现了画家对民生多艰的忧患。作者吸收西画素描之长，结合传统绘画的线描与皴擦，为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物形象找到了行之有效的笔墨表现技巧，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流民图》描绘了上百个与真人等高的人物形象，不借助于复杂的背景和过多的内在情节联系，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情，揭示侵略战争给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人们可以从流离失所的难民身上直接理解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痛苦绝望、悲愤、挣扎，他们无言的沉默中酝酿的反抗怒火，直接听到画家痛楚的心声。作品1943年10月在北京太庙展出时，题作《群像图》，然而，在具体时代背景下其批判的锋芒是显见的，不能不让侵略者感到精神上的恐惧和不安。原定展出两周，结果只展出了几个小时，便被日本宪兵队禁展，但是它在当代艺术史上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