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勇

　　

　　第四场

　　庶民梦

　　特写

　　昔日的皇家园林紫禁城禁卫森严，这一天却人头攒动。数位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学者静静站在陈列柜前观摩古人字画，眼神里全是虔诚敬畏；几个特地从天津赶过来的青年细细抚玩着太和殿的柱廊，浑身上下透着激动。

　　1914年古物陈列所开放以后，“中外人士前来参观者岁时不绝，而外人之临莅京师者尤莫不以先睹为快”。

　　第一幕

　　“紫禁”从此不神秘

　　戊戌变法以后，西方近代博物馆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为了开启民智，不少有识之士和进步团体都提出了仿效外国开办博物馆的主张，欧洲一些传教士也先后在中国部分城市开办了博物馆性质的机构。清朝末年，一些进步人士洞察世界潮流，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皇家博物馆的设想。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主张仿效日本帝室博览馆之制，“奏请皇太后、皇上颂赐内府所藏”并“谕令京内外大小臣工及世禄之家、嗜古之士进其所藏”，在京师设立帝室博览馆，并“可渐推行于各行省”，还从建筑、陈列、管理、模型、采辑、表彰6个方面，对博览馆的规划提出了具体建议。然而此议未被清朝皇室采纳。

　　民国二年（1913年），张謇再次提出：“自金、元都燕，迄于明、清，所谓三海、三殿、三所者，或沿旧制，或扩新规，宫苑森严，私于皇室。今国体变更，势须开放……则所谓为地兴事者，非改为博物苑、图书馆不可。”并建议：“博物院宜北海。至图书馆，则昔之内阁国史馆、文华殿、太和殿 、武英殿 、方略馆，甍宇相望，地位横通足设，以兹清切之区，为图书之府。”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也立即将保护文物、成立博物馆提上了议事日程。

　　辛亥革命前后，政局混乱、社会动荡，各地盗卖文物、盗挖古墓的现象日渐猖獗，而且当时有不少日本和欧美的古玩商人“环我国门，搜求古物”，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十分严重。“前清内府，昔日所藏缛矣。一散于庚申，再散于庚子，永沦异域，至可唏也。兹所存者，仅奉天清宫及热河避暑山庄而已。”

　　1912年5月23日公布的《国务院官制修正草案》设立内务总长，在国务总理以下各部总长中仅次于外交总长，位居第2位，同时公布的《内务部官制草案》第10条第6款明文规定：内务部礼俗司执掌“关于保存古物事项”。

　　1912年10月1日《内务部为筹设古物保存所致大总统呈》：“查古物应归博物馆保存，以符名实。但博物馆尚未成立以先，所有古物，任其堆置，不免有散失之虞。拟请照司所拟，于京师设立古物保存所一处，另拟详章，派员经理。至各省设立分所之处，应从缓议。”可见，当时还只是着眼于建立一个“古物保存所”，以收藏为主；但后来正式决定的却是成立“古物陈列所”，以展示为主。名称一变，性质迥异，博物馆呼之欲出。

　　当年7月，教育部在国子监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但进展缓慢，直到14年后的1926年才正式开馆。而几乎同时筹建的古物陈列所，则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开放。这主要得益于两件大事的推动：1913年7月至1914年1月间发生的“盗卖热河避暑山庄前清古物案”和1914年社会各界的反复辟斗争。

　　在1913年7月热河都统熊希龄调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上海、天津、承德等地的古玩市场纷纷出现来自承德避暑山庄的古物，自称是热河都统熊希龄的差役刘鼎卿、管账杨氏、幕府狄氏等人，对外宣称“热河清皇室宝器，一半归民国，一半归皇室，现在归彼出卖”，“此项卖价为在热河开办石油矿之用”，“热河宫内出来物品不少，系归官卖，好者运京，次者就地出售”云云。一时间，买卖山庄文物几乎成为古玩行内尽人皆知的热门生意，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

　　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熊希龄奉总统袁世凯之命，派政治会议委员许世英查办。案发后，“在热河承德县羁押者十七人，在京师警察厅羁押者九人”，多为北京、承德两地古玩店的老板和伙计。案犯供词中还牵涉到熊希龄本人，“京中本行人亦传说熊都统回京带来货物八十箱，卖银三十万两”。熊希龄为表清白，给袁世凯写信，要求将羁押在承德的有关案犯解京备质，但许世英却暗中致函当地官员“令勿诛求”。最终以在北京等地追回被盗漆木器、织绣品、玉器、瓷器等229件草草结案，熊希龄旋即去职改任参政。

　　而根据美籍人士福开森后来的回忆，熊希龄实为古物陈列所的创始人之一：“此殿（武英殿）陈列之书画，系自热河、奉天两行宫运来，时在民国二三年间，董其事者为热河都统熊君秉三，及内务部总长朱君桂莘二人。”整个案情扑朔迷离，但此案却直接促使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推动当局与逊清皇室协商，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遗留文物“由民国政府备价收归国有”，并运京保存、展出。

　　1913年10月，民国政府内务部派杨乃庚等人，会同逊清皇室内务府人员前往承德，在都统姜桂题的协助下，先设立起运陈设处，将行宫及各园林陈设品集中，然后由滦河水路运到滦州，再转乘火车运京。“一切手续，极为繁杂……起运路程，亦颇费周折”，从1913年11月18日至1914年10月28日，耗时一年，分7次将1949箱又1877件共计119500余件家具、陈设、铜器、玉器、书画、钟表、书籍、毡毯及其他杂物（其中还包括43只活鹿）运到北京，“均告无恙”。

　　1914年1月，内务部派治格等人会同内务府人员前往沈阳，在都督张锡銮的协助下，从1月23日至3月24日，分6次将1201箱共114600余件铜器、瓷器、书画、书籍、珠宝、文房用品等运到北京。因有承德运送的经验，且专门带了北京奇宝斋古玩铺的10名工人一起前往负责包装古物，故此行相对顺利。

　　经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双方“约同古玩商家逐件审定，折中估价”，两地运京文物共值351.1476万元，“当未付价之前，这些古物暂做皇室出借民国之用”。

　　与“盗卖热河避暑山庄前清古物案”几乎同时，在北京等地突然刮起了一股复辟之风。

　　民国建立后，前清皇室惶惶不可终日。当初《清室优待条件》第三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1913年初，袁世凯请隆裕太后遵守清室优待条件中第三款的规定，请清室离开紫禁城，移居颐和园。这在紫禁城中引起了一片恐慌。”逊清皇室方面以颐和园围墙太矮不安全为由拖延搬迁，袁世凯于是下令，把颐和园的围墙通通加高几尺。

　　然而，到了“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首先是民国政府派代表向逊帝溥仪拜年，“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还有一位在国史馆当协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叫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

　　一时复辟气氛四处弥漫，“国本动摇，人心疑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切。至此，一位肃政使正式提请政府追查复辟谣言，得到一些将军和巡按使的支持，袁世凯也于11月23日发布命令，“申明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并派遣内务总长朱启钤、司法总长章宗祥“与清皇室接洽，以遏乱源”。经反复协商谈判，最终在《清室优待条件》基础上达成7条善后办法，明确规定“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并废除了逊清皇室的爵赏、刑罚等权力，“所有一切近于行使政权事项，一律停止”。此后，鼓吹“还政于清”的宋育仁被步军统领衙门递解回籍。整个社会的政治风向随之一变，“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论都不见了”，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复辟浪潮被成功击退。

　　虽然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袁世凯制止清室复辟只不过是为他本人的“帝制自为”让路罢了，但客观上维护了当时仍存在的共和体制。复杂的形势促使北洋政府接受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建议，将已收归民国的紫禁城前朝部分仿效外国先例改为博物馆，以绝逊清觊觎。

　　于是，在朱启钤的主导下，在张謇等人的呼吁下，在著名画家金城和福开森的参与谋划下，并“由美国退还庚款内拨给二十万元为开办费”，古物陈列所瓜熟蒂落，雄伟神秘的紫禁城从此开始向公众打开厚重的大门。

　　1914年10月10日，北平古物陈列所正式向广大民众开放，它将中国古代文明、珍贵文物和宏伟宫殿建筑融为一体，首次向广大市民展现，从此撩开了紫禁城神秘的面纱，也揭开了国立博物馆的序幕。据记载，仅开放日至月底的短短20天里，前来参观的人数就超过了1.1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