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黎阳

　　

　　仰卧的裸妇布面油彩 60×92cm 1917年 莫迪里阿尼 私人收藏

　　

　　系黑领带的女子布面油彩 65.4×50.5cm 1917年莫迪里阿尼东京富士美术馆藏

　　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巴黎画派是第一个不以风格而以地域为名的画派，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从未组成画派的画派。艺术史上的巴黎画派有广义、狭义之分。事实上，早在1928年，巴黎文艺复兴画廊就推出了以“巴黎画派”为名的展览，许多生活、工作在巴黎，探索各种不同风格的艺术家都被囊括其中。而在法国艺术史家贝尔纳·多里瓦1961年出版的《巴黎画派》一书中，则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三大团体都纳入了巴黎画派的范畴。以上所述当然都属于广义上的巴黎画派，而我们这里要谈的是狭义的巴黎画派，即那些“被诅咒的画家”（Les peintres maudits）。有意思的是，这些最终被划入巴黎画派的画家，不但大多不是巴黎人（郁特里罗除外），甚至几乎没有法国人（当然有些人后来加入了法国籍）。其代表人物包括：意大利人阿梅利奥·莫迪里阿尼、立陶宛人夏安·苏蒂纳、白俄罗斯人马克·夏加尔、波兰人穆瓦兹·基斯、保加利亚人朱尔·帕森以及法国人莫里斯·郁特里罗。

　　1905年至1930年前后，这些艺术家活跃在巴黎塞纳河左岸以蒙帕纳斯为中心的区域，多姆咖啡馆和圆亭咖啡馆是他们的聚集之地，也是他们与巴黎艺术界的交流所在地。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格里斯，俄国雕塑家阿基本科、扎德金，立陶宛雕塑家利普希茨，日本画家藤田嗣治以及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艾吕雅等也是这两家咖啡馆的常客。尽管这些“被诅咒的画家”与同时代的立体主义画家多有来往，但他们却始终与被阿波利奈尔誉为“重新调整了美的秩序，并使人们学会以新的尺度来衡量完美”的立体主义保持距离；尽管他们的绘画带有表现主义的特征，但他们既不亲近野兽主义的热情洋溢与均衡和谐，也不认同德国表现主义的深沉苦痛与自由狂放。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共同的理论主张，这几位画家在风格上特立独行、各树一帜，若要找出他们之间的某种一致性的话，那就是他们都不参加任何团体，且自觉地与各种已呈现出成功迹象的先锋艺术保持距离。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作品中都潜藏着一种虽不浓烈但却绵延悠长的淡淡哀愁。这种特点与他们客居异乡的处境有关，更与种族因素紧密相连。除郁特里罗外，巴黎画派的其他几位代表人物都是犹太人。英国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曾在《艺术的意义》一书中特别谈到艺术的种族因素。他认为，犹太人的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富有浪漫色彩、追求浪漫主义的艺术，犹太人把绘画当做一种表现内心世界、而非解释外在世界的工具”。无根的漂泊感，使他们的目光透过纷繁浮世聚焦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这些巴黎画派的画家虽都以具象描绘为手段，却从不以揭示现实世界为目的，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是现代人对自我的深深凝视。

　　

　　让娜·埃比泰尔恩像布面油彩100×65cm1918年莫迪里阿尼诺顿·西蒙艺术博物馆藏

　　

　　左图：戴绿帽的裸女 布面油彩 92.1×76.8cm 1925年 帕斯森

　　

　　右图：休息的克劳迪勒 布面油彩 76.8×60.3cm 1913年 帕斯森

　　莫迪里阿尼（1884-1920）被公认为巴黎画派的代表人物。出身于商人之家的莫迪里阿尼，尽管童年时就经历了家道衰落，却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爱好文学、精通英文和法文的母亲，这使他从小就受到了正规的古典传统教育。14岁时，他进入家乡著名风景画家古格利尔莫·米切利的画室习画，两年后因患肺结核中断了学习，康复后又先后进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和威尼斯美术学院深造。

　　1906年，22岁的莫迪里阿尼来到了巴黎，与他同一年抵达巴黎的还有他的意大利同胞吉诺·塞维里尼和西班牙画家胡安·格里斯，他们三位日后都成了现代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初到巴黎的莫迪里阿尼先是住在蒙马特高地，然后在柯兰古特大街租了间画室，房间里陈设着立式钢琴和贝多芬石膏像，墙上挂着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的油画复制品。这时的画家羞怯、寡言，生活很有规律，但几个月后，在巴黎艺术圈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这位有着良好家教的青年就变成了一个嗜酒如命、吸毒成瘾的人。莫迪里阿尼开始在苦艾酒和大麻中挥霍生命，然而酒精和毒品却并未减弱他对艺术创作的热情。1907年在巴黎秋季沙龙举办的塞尚回顾展让莫迪里阿尼深受震撼。他对塞尚的块面结构几乎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但在其返回意大利（1909年春）之前的创作中，却尚未表现出受到了塞尚的影响，1908年创作的《女骑士》反倒使人联想到劳特累克笔下的人物。《乞丐》（1909年，他在意大利8个月逗留期间的作品）和《拉大提琴的人》（1909年，回到巴黎后的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塞尚痕迹。这两幅画与其他四幅作品曾在1910年的艺术家独立沙龙中展出，但根本无人问津。那段时间他的生活陷入窘境，由于付不起房租而不得不经常搬家，他曾一度栖居“蜂巢”（坐落于塞纳河左岸但泽路上的一幢摇摇欲坠的建筑），而被归为巴黎画派的其他代表画家夏加尔、苏蒂纳、基斯林等人，当时也在这里租有便宜却狭窄的画室。

　　与布朗库西和阿基本科的相遇，使莫迪里阿尼转向雕塑创作（1909-1915年）。莫迪里阿尼所有的雕塑都是直接在石头上雕琢的（多选用石灰岩），以拯救当时雕塑界在罗丹影响下浓重的“泥土气”。由于他对自己的苛求（稍不如意便毁掉整件作品），他目前存世的雕塑只有25件。尽管莫迪里阿尼欣赏布朗库西、阿基本科及利普希茨的作品，却并未转向立体主义或抽象风格的雕塑试验。对毕加索等人产生深刻影响的黑人雕刻也未在他的作品中留下明显痕迹。莫迪里阿尼的雕塑透露出与希腊古风时期艺术的某种渊源关系。在他以《少女头像》为名的多件雕塑中，拉长的面部处理和长长的颈项已呈现出与其后来的绘画相似的风格特点。《女像柱》被认为是莫迪里阿尼最杰出的雕塑作品，丰腴饱满的躯体呈现出一种强健的力量感，半蹲半跪的姿态扭转出丰富的曲线。围绕着女像柱题材，莫迪里阿尼创作了大量的素描、水彩和蛋彩习作，这些风格各异的纸上作品同样显示出艺术家的非凡才华和功力。

　　莫迪里阿尼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又重新回到了绘画创作。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艺术家难以承担大量石材的费用，二是长期吸入石头的粉尘使他那本就脆弱的肺部再难承受，三是在石头上直接雕刻需要超乎想象的体力，而他久病的身体已难以为继。在重新转向绘画创作后，他将雕塑的造型因素移植到绘画中，完整的结构、结实的块面使他的平面色彩呈现出雕塑般的力量。

　　莫迪里阿尼几乎只画肖像和人体，平日里接触的同道和朋友都曾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苏蒂纳、基斯林、毕加索、利普希茨等等，这些人物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在他绘制的各类女子肖像中，所有人物均有统一的造型样式：长长的脖子、溜肩的躯体，鹅蛋脸、细弯眉、小红唇，没有瞳孔或虽有瞳孔却呆板无神的杏核状眼睛、不合比例的细长而稍稍扭曲的鼻子。装饰性的色彩、平面化的空间、类型化的人物造型，如果将这些视为莫迪里阿尼绘画的形式特点，那么，冷漠与激情的冲突便是莫迪里阿尼绘画的心理特点。事实上，这些面目各异却神情相似的人物呈现给我们的是画家对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审视。让娜·埃比特纳是被莫迪里阿尼反复描绘的人物，她1917年成为莫迪里阿尼的伴侣，陪伴画家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并为画家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位痴情的女子，无法面对爱人离世的痛苦，在莫迪里阿尼逝世的当天跳楼殉情，肚子里还怀着画家的另一个孩子。

　　

　　左图：小糕点师 布面油彩 73×54cm 1922-1923年 苏蒂纳 巴黎橘园美术馆藏

　　

　　右图：卡尼风景 布面油彩 92×65cm 1922-1923年 苏蒂纳 巴黎橘园美术馆藏

　　莫迪里阿尼的人体画是他最具风格特征的作品。在构图上，裸女的躯干往往被有意拉长，并常常被切断，于是，由优美的线条与充满体积感的结构组成的肢体便在观者的心理上被延伸到了画外。并且，这样的切割也使人

　　体摆脱了古典主义人体画的神话及宗教寓意，而将关注点聚焦在人体自身。《玫瑰色的裸女》是莫迪里阿尼最著名的作品，画中裸女无拘无束地伸展着肢体，躯干虽被拉长，却并无怪诞之感。在抽象背景的映衬下，略呈玫瑰色的结实、饱满的肉体凸显出一种感官之美。诱惑随着被截出画面的躯干延伸至画外，不喜不悲的表情、“有目无珠”的黑色眼睛带给观者一种莫名的神秘。

　　

　　塔斯博士的子女布面油彩 100×75cm1930年基斯林私人收藏

　　莫迪里阿尼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容貌俊美、才华横溢，但终其一生都没有获得与才华相匹配的荣耀，他却不以为苦、不以为悲，始终活在积极的状态里。莫迪里阿尼离世时还不到36岁。“他是群星之子，对他来说，现实并没有存在过……”这是他的朋友、画商利奥波德·兹波罗夫茨基对他的评价。

　　苏蒂纳（1894-1943年）是在“蜂巢”与巴黎画派的其他艺术家成为同道的。出身于贫苦家庭的苏蒂纳，在1911年得人赞助奔赴巴黎，曾短暂地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他崇拜格列柯、伦勃朗和库尔贝，也热爱波纳尔和鲁奥。他的绘画与德国表现主义、尤其是与以直觉为基础的诺尔德有着形式和精神上的共鸣，但事实上，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交集。贫苦与孤独也曾使得他沉溺于混乱和放纵之中。1919年他的生活开始出现转机，在莫迪里阿尼的引荐下，他认识了画商兹波罗夫茨基，并用卖画所得在位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叫塞勒的小镇里住了三年。这一时期，他以自由狂乱的笔法创作了大量风景画，例如《扭曲的树》《塞勒的风景》等。尽管他毁掉了大量不满意的画作，返回巴黎时仍带回了200多幅作品。美国收藏家巴恩斯在兹波罗夫茨基处看到了这些画，立即掏钱买下了其中的100幅。这笔收入不但改变了苏蒂纳困窘的生活，也增强了他在创作上的自信。苏蒂纳进入了更为自由的创作状态，在《老磨坊》《戛纳的道路》等画作中，挥洒的笔法、厚涂的肌理、无拘无束的色彩，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直觉的自然流露。

　　苏蒂纳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静物画是他最具感染力的作品，《半片牛肉》和《死鸡》以充满暴力的丑陋给人以触目惊心的视觉冲击。尤其是前者，我们可将之看作画家对陈列于罗浮宫的伦勃朗《屠宰的公牛》的致敬，其血淋淋的视觉效果比伦勃朗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蒂纳的人物画与他的动物画一样，都不为表现美，而是有意追求一种扰乱人心的震撼效果。例如《疯女》《穿红衣服的女人》，画中人物丑陋至极的面部，给观者一种过目难忘的凄厉恐怖。

　　纳粹对巴黎的占领打破了苏蒂纳的宁静生活。为逃避迫害，他躲到了外省的一个小村庄。1943年，他因胃病复发导致胃穿孔，不得不返回巴黎手术。苏蒂纳没有躲过这一劫，术后第二天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花与含羞草布面油彩 100×73cm 1935年基斯林日内瓦小皇宫博物馆藏

　　

　　基基的半身像布面油彩 100×81cm 1927年基斯林日内瓦小皇宫博物馆藏

　　

　　德伊教堂 布面油彩 52×69cm 1912年 郁特里罗 私人收藏

　　基斯林（1891-1953年）天资聪慧，15岁便因在一次绘画竞赛中获胜而赢得波兰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的入学资格。他于1910年来到巴黎，并很快与巴黎艺术界的各路人马建立了联系。

　　基斯林偏爱肖像与人体，他画中的人物结构坚实、笔法细腻，表现出野兽主义之后的德兰画风的直接影响。《蒙帕纳斯的奇奇》是基斯林的代表作品，画家以极具质感的笔法与色彩描绘人体的肌肤，在深蓝色背景的映衬下，光洁丰腴的肌体散发出诱人的魅力。模特儿的左手绕向右侧的鬓发，右手绕到了左边的腿上，这一明显别扭的姿态突出了人体优美的曲线。基斯林的肖像画精致得近乎甜腻，但华丽的服饰、丰润的肌肤却无法掩盖人物全身所散发出的冷漠与寂寥。空洞的眼神、无辜的神态，均是画家自我灵魂的象征性写照。

　　帕森（1885-1930年）是一位具有国际化倾向的画家，早年在维也纳完成学业后，曾先后在柏林和慕尼黑工作。他最早是以画漫画和插图出道的，其早期作品表现出桥社画家黑克尔的影响。帕森参加过1911年的柏林分离派展览和1912年的科隆独立联盟展览，在1913年举办的纽约军械库展览上，他也有12件作品参展。一战爆发后，帕森移居美国并取得了美国国籍。在美国期间，他与年轻的艺术家广泛交流，对美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帕森于1920年回到巴黎并选择在蒙马特定居。在此后的十年间，他先后赴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游历，始终保持着对旅行的兴趣。

　　帕森的绘画表现出娴熟的素描技巧，他在画中总是先用灵动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轮廓，然后用一种稀释的油彩涂抹画面。薄薄的如水彩般透明的色彩，赋予画面一种朦胧的犹若梦幻的感觉。《戴绿帽的裸女》《穿红凉鞋的裸女》为其这类风格的代表作。与劳特累克一样，帕森也喜欢描绘妓女的日常状态，即便是借用神话和圣经故事为题的绘画，所表现的也是妓女粗俗、随意的姿态（如《维纳斯的背后》《莎乐美》）。

　　纵情声色、追求享乐的帕森最终未能挣脱精神的枷锁。1930年，在他个人画展开幕的前一天，他在画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左图：圣·马丹门 布面油彩 69×80cm 1909年 郁特里罗 伦敦泰特美术馆藏

　　

　　右图：蒙马特 布面油彩 81×60cm 1934年 郁特里罗 圣保罗美术馆藏

　　夏加尔（1887-1985年）生于白俄罗斯的维切布斯克，在犹太民族宗教传统和民间故事的滋养下，逐渐形成了被阿波利奈尔称为“超自然”的宇宙观。夏加尔1910年到达巴黎，这位对艺术形式天生敏感的画家，迅速吸收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以及当时最新的艺术风格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神奇的准则”（艾吕雅语）。

　　在夏加尔那看似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的绘画中，不但有着严谨的叙事原则，也体现出个性鲜明的造型原则。对故乡的美好回忆与对生活的幻想片段交织在一起，过去与现在、日常现象与虚构幻象并存于同一画面，“形象进入形象”、“客体理解客体”，看似毫无关联的元素在一种诗意的氛围中得到了统一。《我与我的村庄》是夏加尔最为人称道的作品，相互贯通的圆与对角线的几何形处理，构成画面的基本结构。画中的“我”带着内心的绿色，向母牛献上盛开的花枝，二者的眼神以一条细线连接在一起。以母牛为媒介，画家对家乡的回忆得以无限延展，扛锄头的农夫、挤奶的妇女、圆顶的教堂、成排的房屋等，画中还画了倒置的房屋和头朝下的农妇，超越时空的物象安排已显示出夏加尔“自在的宇宙”体系的雏形。《有七个指头的自画像》是夏加尔这一时期的另一幅代表作，不仅是七根手指，整幅画面都表现出立体主义和俄罗斯民间艺术的双重影响。维切布斯克的圆顶教堂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同时出现在背景中，代表了画家与这两个“故乡”间割不断的亲密情感。而画架上的那幅作品，正是他前一年创作的《致俄国、驴子及其他》。

　　

　　仲夏夜之梦布 油彩117×89cm1939年夏加尔格勒诺布尔绘画雕塑博物馆藏

　　

　　孤独纸 油彩102×169cm1933年夏加尔以色列特拉维夫博物馆藏

　　1914年，柏林的狂飙画廊为夏加尔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夏加尔借此机会经由柏林回访故乡，一战的爆发阻碍了他短期内返回巴黎的计划，便在故乡住了下来。在此期间，他与已订婚六年的贝拉·罗森费尔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生日》是夏加尔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飘浮于空中的画家，以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姿态，扭转脖子吻向手捧鲜花的贝拉。这是一种“心理的写实”，是画家为他与贝拉之间的爱情奉上的一首美妙温馨的颂歌。十月革命胜利后，夏加尔参加了政府艺术教育方面的工作，但由于与马列维奇之间在艺术思想上的分歧，最终于1923年经由柏林重返巴黎。在画商沃拉尔的安排下，夏加尔为果戈理的《死魂灵》、拉·封丹的寓言以及《圣经》等创作了系列版画插图。二战爆发后，为躲避纳粹的迫害，夏加尔于1941年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之邀移居美国。夏加尔虽然避开了战争的炮火，却并未忘却战争带来的灾难。《战争》作于1943年，燃烧的维切布斯克，火光中倒地身亡或四散奔逃的人和动物，画家以一种惊恐绝望的态度控诉战争的罪恶，画中动物睁大的眼睛见证着世界的疯狂与毁灭。

　　1945年，夏加尔应邀为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火鸟》设计舞台和服装。194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他举办了大型回顾展。1947年，夏加尔回到巴黎，1950年移居法国南部的旺斯。在战后的40年间，夏加尔的创作扩展至诸多领域，例如陶瓷镶嵌画、剧院穹顶壁画、教堂彩色玻璃窗设计、装饰挂毯等。夏加尔在创作中将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宇宙当做自己的家园，所有的生命体自由平等地翱翔在宇宙空间中，这是画家圆融无碍的宇宙观的视觉体现。

　　1985年3月28日，夏加尔以98岁高龄逝于尼斯。在有生之年，他尽享成功带来的喜悦与荣耀，早在1973年，法国政府就在尼斯为他修建了夏加尔美术馆。

　　郁特里罗是著名模特儿、画家苏珊娜·瓦拉东的私生子。他是地道的巴黎人，却与犹太人一样有着一颗飘荡的灵魂。郁特里罗在中学时代就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在医生的建议和母亲的引导下，他开始了绘画创作，并表现出极高的艺术天赋。他从印象主义以及卢梭的朴素绘画中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几乎只画风景，尤其钟情于蒙马特区的景色。粗糙的笔触、素雅的色彩和极具质感的肌理，常使人联想到毕沙罗晚期的风格。

　　1908年至1914年是郁特里罗创作的巅峰期，也就是艺术史家常说的“白色时期”。画家以白色为主调，与黑、灰、棕、蓝等色彩共同构成简约质朴的城市风景，画面呈现出一种优雅而略带忧伤的格调。为了表现墙壁的质感，郁特里罗用石灰、沙子和胶水调成白色颜料，用刮刀涂抹到画布上，再在上面刷出水渍斑痕，以表现岁月侵蚀的痕迹。这类清冷寂静的景象，无疑是画家内心深处对世界的感受。

　　

　　生日 纸上油彩 80.6×99.7cm 1915年 夏加尔 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藏

　　自1916年起，郁特里罗的创作进入“多彩时期”，丰富艳丽的色彩替代了以往的简朴和纯粹，并且在城市风景中加入了行人。这一时期，他的绘画摆脱了之前的清冷寂寥，但似乎也失去了些拨动人心的感染力。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嗜酒成性的郁特里罗，即便是在神志不清的疯癫状态下创作的绘画，也始终保持着无懈可击的结构与秩序。

　　随着一次次个人画展的成功举办，郁特里罗成为画商竞相追逐的对象，并于1928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团骑士勋章。1930年，郁特里罗迎娶了一位银行家的遗孀，迁居位于巴黎郊外维西奈的别墅，并在妻子的监督与护理下彻底戒掉了酗酒的恶习。晚年的郁特里罗沉迷于宗教祈祷与忏悔，绘画创作越来越少，并且时常出现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拼凑与重复，艺术创造力似乎已离他远去。

　　在20世纪初流派纷呈的艺术大潮中，巴黎画派的艺术家以其“保守”的姿态守护着各自的独立。他们拒绝在各种宣言上签名，拒绝卷入任何一个流派的活动，这种“不合群”的怪癖在当时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沉淀，我们看到，正是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坚守使他们的艺术获得了独特的价值。如今，艺术经历了种种发展与轮回，再次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面对当代人的困惑，一个真诚的声音穿越时空抵达当下：“艺术难道不应该首先是对灵魂的表现吗？”那是夏加尔发自内心的诘问。光阴似箭，倏忽已过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