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叙事功能与意义表达的文本，主要由“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两个部分构建而来，故事结构指事态变化的叙事链条，通过有机联系文本中人、物、事、景等诸多元素构建一个动态情景的线索；话语结构则是呈现动态情景内容的方式方法，传达抽象意义内涵。[1]电影文本在故事叙述中传达独特的话语，具有福柯“话语——权力”的意涵，电影中的话语“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为其他团体所认识”[2]，且具有再建历史与大众记忆的实践功能。因此，电影的艺术叙事被经常性地应用于阶级利益的维护与意识形态的呈现，根据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历史阶段等因素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以突破规则和挑战禁忌为己任的英雄标识了一种道德高度，常常作为生动的精神价值符码被推到神话的位置[3]25-29，放置到电影话语中的核心位置。
在中国语境中，电影话语是主流意识形态呈现与传播的重要方式，英雄话语在应社会与时代的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建构历史与文化记忆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红色电影话语主要依托革命叙事展开，以英雄话语这一特殊表现形式面向大众进行启蒙教育与政治引领。随着革命年代的渐趋遥远与中国大众政治激情的消退，革命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主旋律电影中的改革叙事也逐渐难以满足当下社会的发展需求，发展成为新主流电影的主要社会命题，发展叙事下的英雄话语形式与内涵也发生了转变。本文将对中国现代电影英雄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形态进行梳理，以继承了主旋律电影的价值内核、也融入了商业电影叙事手段的“新主流电影”[4]155-160为主要切入点，借此观察中国电影语境的变迁，并尝试通过对英雄话语的深度分析，为新主流电影英雄话语的未来发展提供些许建议。
一、英雄话语“同时代性”语境变迁
电影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形式，其具象而直接的表达形式、缺乏古典传统的艺术底蕴决定了电影很容易与当下时代、社会心理融为一体，是一种极容易产生时代感的艺术。[5]167-181但电影身处的现代文化语境又倒逼电影的“同时代性”转向，即哲学家阿甘本所提出的“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6]的关系，从时代的滞后乃至是错误中跳出，在理性的思辨中挖掘与同一时代的差异性，跟随甚至超过时代前进的步伐。话语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现实落地的可能性，中国电影中的英雄话语也跟随着“同时代性”的语境变迁进入时代，呈现出时代性特征。（一）红色电影：初期平民英雄构建革命记忆
红色电影是承载革命精神与英雄主义的电影作品，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革命文艺重要性的肯定之后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迎来了井喷式发展，又在摸索尝试中陷入低谷。中国电影的英雄话语诞生于红色电影，英雄的传奇性历史和永恒性价值表现在英雄如神话般的崇高地位中，传播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甘于奉献的价值观念，构建中国革命历史的社会记忆，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无法满足的物质或精神欲望的一种想象性代偿”[7]，辅助推动政治制度的认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激发人民意识觉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英雄话语具有平民化特征，即红色电影中的英雄出生多为占据社会绝大部分人口的工农兵群众等平民英雄，在革命叙事主框架之下讲述平民成长为英雄的故事，表现平民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革命成功的历史神话，在参与和见证伟大历史转型中完成个体的成长和英雄的命名。[8]26-31如电影《赵一曼》（1950）中的赵一曼、《董存瑞》（1955）中的董存瑞、《平原游击队》（1955）中的李向阳、《小兵张嘎》（1963）中的张嘎，等等，平民拥有了成为英雄的可能，在压迫与苦难中成长为英雄。带有平民特征的英雄话语建构出易被广大人民接受与认可的革命记忆，肯定人民中心地位的国家制度合法性，并进一步将深层的历史逻辑和政治寓意增添至英雄话语之中。
（二）主旋律电影：完美式英雄重现光辉历史
“主旋律电影”概念出现在1987年中国电影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呼吁之下，其价值核心与创作逻辑紧密地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是红色电影在改革开放社会背景与电影理性语境思辨中的必然转变。在改革开放的政治决议下中国站在了机遇与挑战的交叉点，各种外来新兴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原有价值观念遭受冲击，社会渴求对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与发展，这一时期的人民对英雄有着更为强烈的渴望；国际环境也充满变动与危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巨大变局也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新旧交替之际如何整合和重建历史经验、民族记忆成为首要问题。[8]26-31主旋律电影成为红色电影在社会整体改革叙事下的延续和时代化发展，承担起重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重现宏伟光辉历史的政治与教育职责。不同于初期红色电影作品中的平民英雄形象，主旋律电影多塑造完美式领袖英雄，将其置于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变革背景之下，以积极正面的品德品性、纯粹坚定的意志、舍身奉献且崇高的完美英雄形象建构具有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色彩的英雄话语，用于搭建历史记忆、凝聚社会共识、培育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为现行国家政权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功能想象，具有苏联历史巨片的表达特征。英雄话语载体从平民人物转变为将军、领袖等级别的人物，如电影 《大决战之辽沈战役》（1991）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大转折》（1996）中的毛泽东、邓小平、刘伯承。英雄话语还在英雄的现实奉献之中展现社会建设事业背后的时代变化，如通过《焦裕禄》（1990）中的焦裕禄、《国歌》（1999）中的田汉和聂耳、《铁人》（2009）中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的塑造侧面描绘社会主义事业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图景。主旋律电影在改革开放的总叙事背景之下，以完美式英雄引出建党、建国的光辉历史，借正面特质突出的英雄话语延续与发展中国文化记忆，构成中华民族集体安身立命的基石[9]36-40，询唤大众的国族认同感。
（三）新主流电影：世俗化英雄进入国家主流话语
步入新世纪，主旋律电影英雄话语的现实感召力在思想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语境下再次面临着“同时代性”的转变需求，并在电影产业化运作与国际化接轨的催化下，在新主流电影建设叙事的家国表达中寻回“同时代性”现实力量。“新主流电影”概念由评论家马宁提出，最初指的是200万至300万元制作成本的作品，之后指以一种包容的立场表达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电影新类型。新主流电影以主旋律电影为基础，不断从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中汲取营养，“试图调和乃至消弭市场与文化、传统与现代、票房与口碑以及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或对立或紧张的局面”[10]19-23。新主流电影的出现既有时代所给予的兴旺发展环境烘托，也有更为开放的观念推动，还有水到渠成的创作更新趋势提振，汇聚成国家电影和大众期求电影的合流[11]6-9，在去政治化、融合商业化中找到强化核心价值观表现生存与繁荣的平衡点，跳脱出传统主旋律电影对革命叙事与改革叙事的过度聚焦，将镜头转向中国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建设叙事之中。新主流电影中的英雄话语也再一次出现了转向，英雄话语再次回归到平民，其完美倾向减弱，绝对化特质被消解，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转向具有世俗化特质的英雄，拥有普通人的情感特质、现实顾虑以及能力限制。以平民视角去表现传统叙事中需要仰视的主人公；以普通人的心态，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平民英雄；以小人物的身份参与宏大历史记忆的呈现中。如被视为新主流电影开端的《云水谣》（2006），将“爱情”放置在“革命”之前，在执着痴情的陈秋水个人命运的起伏中展现其保家卫国的热血豪情，英雄话语借此将个体与家国命运紧密结合。另外，《智取威虎山》（2014）、《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 2》（2017）《我和我的祖国》（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中还尝试大量增添戏剧性、情感性、刺激性等特质，使英雄形象更具世俗化的色彩，配合淡化后的“说教”和“询唤”表达[12]42-46，将英雄话语更为自然和柔性地融入国家主流话语之中，使得个体能够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建设事业。
二、新主流电影中英雄话语的建设意义分析
电影中的英雄话语是中国电影的一大特色，用以建构大众的革命历史记忆、再现光辉时刻、引领并激励社会事业的发展。新主流电影将发展主题置于核心，强调英雄在国家、民族等层面的建设意义，以艺术力量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在“奋斗”“牺牲”“奉献”等传统表现形式的基础上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接轨，弥补传统革命叙事下单一化、概念化与表层化的英雄话语缺陷，从人性深度出发重塑英雄话语，在话语主体、叙事形式、表达策略方面均呈现出新时期特征。（一）话语主体：平民建设者的国家表达
新主流电影中的话语主体从“道德神化”的领袖、伟人转向平民，相较于红色电影初期平民英雄单薄空洞的人物形象与浓厚的政治说教意味，新主流电影中世俗化英雄更具真实生活之感，与国家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他们走下“神坛”，回归群众，走近人民，贴近大众文化，以平民身份参与国家建设。这种话语主体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国家重大转折中多种平民建设者身影的出现，平民英雄之于过去历史、未来发展重要作用的凸显。如电影《十月围城》（2009）以孙中山赴港遭遇刺杀事件展开，由孙中山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引出人力车夫、落魄公子、商人、街头艺人、小摊商贩等等并不具有传奇特质的平民，他们如《水浒传》中群侠聚义一般从不同阶层、行业中涌现，为保护孙中山的人身安全，推进革命事业的成功汇成一股洪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以英雄身份共同参与革命活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此外，还有《南京！南京！》（2009）中的教师、舞女、女学生，《斗牛》（2009）中的众多村民，《听风者》（2012）中的小混混、调琴师，等等，以往在电影中失语或是被忽视的平民以英雄的身份参与到重大历史事件，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个体的表达逐步融入国家命运，英雄话语的主体身份也逐步获得认可。
近几年来，新主流电影中英雄主体的平民化特征越发显著，着重以平民英雄的国家建设作为展现大时代变迁的主要路径，在平凡英雄的国家表达中寻找时代烙印。[13]19-25《我和我的祖国》（2019）中的电动旗杆设计师、科研工作者、出租车司机、护旗手、退休扶贫干部、女飞行员，《八佰》（2020）中的保安团“逃兵”、老军痞子、赌场马仔、女童子军，《我和我的家乡》（2020）中的出租车司机、农民发明家、乡村教师、助农经销商、电商主播、乡村干部，等等，平民成为历史的建设者和推动者，并以英雄的姿态参与国家的发展叙事。平民英雄的身份为观众想象的代入提供了有效路径，英雄话语中所蕴含的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认同情感也更具现实感染力。
（二）话语叙事：英雄视角的下移与聚焦
传统主旋律电影对宏大叙事视角有着较大依赖性，尝试以此“为历史记忆提供总体性的阐释框架，给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和行为赋予宏大背景下的意义坐标，帮助观众界定历史题材的边界”[14]8-12，从而有效发挥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英雄话语在宏大叙事视角下也呈现出直白的“宣教”特征，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长此以往也消解了英雄话语的社会价值与艺术魅力，尤其是在语境转变后意识形态“产品”与“消费”间的鸿沟越发宽阔[10]19-23，已经无法沿用原来的方式进行弥合。新主流电影以此为鉴，创造性地以“微宏叙事”推动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润物细无声”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15]72-84，“以小人物的身世与命运，从一个日常生活的微小视角切入对于宏大历史记忆的呈现”[16]36-43，在叙事视角的下移与聚焦之中呈现英雄话语。平民英雄为英雄话语主体提供了全新的切入视角，主要体现在平民英雄如何以其“小”“微”视角认识并思考宏大的历史或现实命题。如战争叙事主题电影《八佰》（2020）将叙事视角下移，聚焦于战争中的平民英雄，展现他们对战争、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认识、态度与行为：畏战想家的逃兵在亲眼见证了战友们无惧死亡奋勇杀敌的壮举后，恐惧被逐渐冲淡，重新明白战争必要性，以及自己作为一个士兵对胜利的重要性，拾起枪奋勇杀敌；热衷吹牛却又贪生怕死的兵痞子，在痛苦、恐惧之中激起反抗血性，为掩护敢死小队高声唱歌唱转移敌人注意。电影以下移的视角完成宏大的战争叙事，在小人物与大命运关系的思考中完成平民英雄话语呈现。
建设叙事主题电影《我和我的家乡》（2020）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作为审视时代发展与变化的突破口，在生活琐事的聚焦中感受平民英雄对大时代的生活理想与情感：村民齐心协力为给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师复原1992年的一堂课；带货主播重返故乡参加校庆、投身家乡建设事业；画家放弃留学机会，重返家乡参与扶贫建设事业……电影聚焦于发展叙事主题下个体的生活体验、为社会所做出的建设贡献，将国家表达置于普通个体关怀中完成和平发展中的英雄话语书写。
（三）话语策略：想象身份的自我认同感
新主流电影打造平民英雄，将小人物的认知与行为作为叙事基点，其英雄话语包含了民族共同体美学，从“历史决定者”“时代造就者”等高高在上的差距描绘转向为对广大革命历史、社会事业建设者的仪式化呈现，连接起建设者们与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带有对建设者们历史价值、现实意义的充分肯定，以及为同为建设者身份的观众建构具有共同体身份支撑的对话渠道、对话方式、对话空间。这种话语策略主要通过对参与国家、民族建设的平民英雄内心情绪、人格缺点不足与人性斗争的呈现来实现观众与英雄想象身份的自我连贯，减少观众与英雄之间身份、能力、品性的差异，在拉康主体建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观众与英雄之间的共情、共鸣以及一系列的想象性关系。如《红海行动》（2018）中的突击队员张天德不仅有作为战士坚强勇敢、杀伐果断的一面，还有作为孩子天真烂漫的一面，小时候被妈妈打后吃了糖就不痛了，这个吃糖止痛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在战斗中也喜欢吃糖；《战狼2》（2017）中军迷卓亦凡虽然自命不凡、张扬跋扈，但是也会不畏生死、勇敢地救援身陷危险的同胞；《我和我的父辈》（2021）中的燃料雕刻师郁凯迎有失去丈夫无力脆弱的一面，也有默默扛起家庭重任坚强勇敢的一面，还有甘愿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奉献出一生的一面。越来越多的新主流电影以“不完美”的话语策略，为观众打造与英雄身份联系的空间，以可接近的塑造形式为观众提供理想投射对象。这种话语修辞手法赋予英雄形象更多的真实感与更强烈的现实感染力，能够促进观众对建设者身份的想象性认同，以及更进一步对英雄话语背后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新主流电影英雄话语未来进路思考
新主流电影中的英雄话语拥有更宽泛的意识形态指向，强调英雄的建设意义并将其融入到国家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意义建构，将原来具有片面化与神化特征的英雄话语进行复合化处理，从而更适应现实、更贴近大众，口碑与票房均获得不俗的成绩，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交融尝试的可行性。但是英雄话语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识形态表达，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宣传、社会教育、价值引导等重要的职责，在进一步的市场化实践中对英雄话语建设意义的运用需要审慎思考。（一）政治审美流变中坚守立场
我国电影中的英雄话语，自诞生起便跟随红色电影母体具有浓厚的政治审美偏向，发展初期政治、宣传、教育特征远超其艺术特质，电影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审美受到政治审美的极大压制。英雄话语跟随电影走向社会大众之时，会将其中蕴含的政治认同、意识与观念等内容传递出去。该特质由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定调，并且延续至主旋律电影时期。主旋律电影虽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增强政治审美外的亲和力，一改严肃、刻板的面孔，但受政策制度、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影响，英雄话语仍旧以政治审美为主要特质，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17]步入新世纪之后，电影语境与电影类型的转变催生了英雄话语政治审美的流变，市场经营、观众审美、观影方式等等因素的转变倒逼主旋律电影在审美上的变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基础，借鉴商业电影的运作模式、文艺电影的表达形式，推动主旋律电影朝新主流电影升级，英雄话语在原本单一的政治审美之中增加了消费美学与艺术美学。但这种开放、包容的政治审美流变，并非无止境与无限制的，需要紧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国情，坚守英雄话语在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表达上的基本底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任务，以及歌颂国家民族情感的基本立场。
（二）叙事游戏转向的娱乐适度
新主流电影作品强调与时代需求接轨，在叙事表达之上也积极吸收借鉴消费美学中的新兴元素，其中叙事的游戏转向特征较为突出，借助时下流行元素与现代科技，突出叙事的情节趣味性、场面景观性、视听刺激性，弥补宏大叙事、严肃叙事、单一叙事可能导致的审美疲劳，为建设者的英雄话语增添了许多新鲜、有趣的内涵。尤其是面对长时间受好莱坞大片影响的观众，已经习惯了“高潮迭起的叙事节奏、疑云重重的悬念设置、美轮美奂的人造景观、挑战身体极限的动作设计、刺激想象力的情节安排、打不死的传奇英雄、暗含本能诱惑的明星形象、将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叙事策略”[18]32-37，对新主流电影的叙事游戏转向要求也较高。游戏化叙事将简单的故事或者枯燥的主题讲述得极具世俗趣味，为严肃的人物或者事件赋予浓厚的娱乐气氛，以精神的愉悦为目标，英雄话语变得极具感官魅力，吸引到了更多观众。但是在游戏化的娱乐氛围渲染过程中，也存在着将重大历史事件扭曲化、政治严肃性戏谑化的危险，导致享乐主义、趣味至上等不良导向侵蚀英雄话语，从而消解英雄话语的意识形态价值与思想意义。这需要新主流电影在改变英雄严肃形象、拉近英雄话语与观众距离的同时，把握住娱乐的度与边界，实现游戏娱乐性与英雄话语严肃性的统一。
（三）大众文化的多元价值关怀
与历史相关的文化记忆失去了事件的见证者与载体，在电影中“借助神话、传说、史诗、民谣、塑像或图画等形式保留下来”，并在多样呈现之中构成文化集体安身立命的基石。新主流电影中的英雄话语带有对文化记忆重建的使命，凝聚国家、社会与民族的共识，以记忆为纽带连结整个文化集体。在关于现在与未来的共识传递上，英雄话语的建设意义被赋予极高的期待，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结合时代性文化特征，指引、激励大众积极加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当下的政治秩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产生自豪感与认同感。而在这一过程之中，英雄话语建设意义的构建不仅需要历史文化的支撑，还需要从当下社会中的大众文化获取力量与灵感。英雄话语的建设意义需要贴合文化自信的指导思想，在对过去文化认可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当下大众文化的认可，关注大众文化背后所隐含的群众现实需求、精神追求，关怀多元价值取向，推动英雄话语回归到大众本位；要善于结合当下流行的多种文化元素、文化表现形式，发挥英雄话语的时代活力，让大众能够在英雄话语建设意义的镜像序列中“照见”自己[19]，构建英雄话语对社会大众的柔性权威，以“询唤”主体自觉皈依的方式聚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四、结语
在时代的不断更迭中存在诸多流变，也有诸多不变，英雄不拘泥于时代，时代需要英雄话语的存在。尤其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受到外来思想的极大冲击，传统文化记忆、国家民族认同也面临着危机，英雄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呈现与传播的重要手段。新主流电影需要顺应时代与社会需求进行转变，不仅要关注重大历史题材，还要立足于现实生活，明确英雄话语的建设意义；在坚守基本立场与职责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发展与观众需求，从优秀作品与大众文化之中汲取创新灵感，发挥英雄话语的现实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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