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一六的时候，正赶上他一个人在家里喝酒。
虽然已经进入初夏，雨季刚刚过去，但低矮的房子里依然潮湿，地板没有敷上水泥，湿漉漉的，还有一层薄稀泥，进门的时候差点让我滑倒。
一六就坐在桌前，头发很短，但已经全部发白，枯瘦卷曲的身子装不满蓝布和平装，空荡荡袖管的俯撑着桌子，四方木桌上摆着大小两只碗，小饭碗盛的是从集市上打来的散装米酒，酒呈黄色浑浊状，另一只青花公碗里装的是长豆角炒着油渣，菜很糊，且酱黑酱黑的，分明是重复回锅后的样子。桌上落满了灰尘，一只白炽灯从布满蜘蛛网的梁柱上吊下来，就快要碰到一六的头额。
看见我进来，一六抬起头微笑了一下。
我递上一支烟，坐在一六的对面，“姑伢，这么早就吃夜饭了！”
接过烟夹在耳朵上，一六嗯了一声后便继续掏翻着公碗里的菜，嘴里不停的喃喃自语，说的什么听不清，但知道李一六平日的喃语中说的比较多的便是：“是的，就这样”，说完以后便哈哈大笑，一六从早喃到晚笑到晚，一刻都不间断。
一六姓李，好像快八十了，是我的姑父，湘南的乡下称之为姑伢，据说他儿时家境很好，祖上是个地主，进过私塾，读过伪政府时期的高中，会写状子，能书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村里的老秀才，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街坊邻居都会抱着大红纸去求他写对联。
小的时候从大人的谈天里依稀地知道，已故的姑姑是祖母逃荒时拾掇来的婴儿，吃祖母的奶长大的，祖母具体的出生年月无从查实，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祖母在四十几岁时（大概）才生下我的父亲，姑姑比我父亲大二十几岁，所以，我便有了这个老姑伢。因为他有神经病，小时候就常听大人叫他“颠子秀才”，或是“一六颠子”，这个“颠子”是湘南的方言，与“疯子”是一个意思，于是，小时候的我和姐姐也叫他“颠子姑伢”。李一六很颠，但从不扰人，几十年来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他重复着做着他的农活，他好酒，喝酒的时候总是反反复复喃喃着他那“是的，就是这样！”
一六从什么时候开始颠？我是不知道，只是听父亲说过，解放后他把家里的田地交给了政府，把家里的人交给了阎王后，他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净身，不过好在他是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他可以并入知识分子行列了，因为交东西积极，换来个好成分，后来被招工走了，到广州的黄浦火车站做铁路工人，据说是负责扳道的，很风光，我那个被祖母从草垛里捡来姑姑也跟着翻身了，进了大城市。
他们在大城市过的怎样的幸福生活没人知道，但没过几年便又回来了，这时候是六几年，一六交出的那点东西在文革狂潮中无疑于螳臂挡车，他没有逃脱拿来被斗争的命运，好像是受了刺激开始发病了，扳道工人有神经病！这还了得，双手扳动的是上千人的生命闸啊，万一哪天扳道的时候胡乱扳一通，后果不堪想象，于是一六被火车站退回来了。
回到乡下的一六便开始喃喃自语了，于是，人们都传说他颠了。
一六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壮得如头牛，黑黑的皮肤，胳膊比人家的腿还粗，他力气很大，农忙的时候，我们家的打谷机是父亲母亲前后抬着走的，而一六家的打谷机是他扛着走的，我还亲眼见过他拎着晒谷子用的风车回家，他有的是力气，但跟他父亲一样与世无争，只满足于吃饱穿暖，剩下的时间便是去赌，因为赚得少所以赌得小。二儿子是戴眼镜的，倒也很斯文，做过我的小学老师，比大儿子更好赌，人民教师嘛，赚得多自然赌得也大，为了赚多赌大，前些年他辞去公职去广东了，几年一直没有音讯，最近却连续回来两次，一次是因为姑姑因车祸去时候，他回来领了补偿款，另一次是在去年村里卖地分钱的时候，在把一六的那一份钱也领了后又不知道到哪去了。
一六的两个儿子都过了四十岁了，都没有结婚。
母亲常常念叨着姑姑的命很苦，因为姑伢的颠，四个儿女全靠姑姑一人收废品来操持着，二个读了初中，一个读完高中，最小的儿子上了大学。在把自己的儿女养大成人后，日子也没有好过，因为儿子们好赌，身强力壮的他们还在啃着姑姑的骨头，但姑姑却出奇地疼爱着小儿子，这个人民教师每每打完牌回来，姑姑都会做两个荷包蛋给他，后来鸡被大儿子杀了，姑姑就只有靠在我家门上，怯拙拙地要求父亲借给她两个鸡蛋。姑姑命苦，但更有甚的是姑姑的大女儿命比她更苦，早年丈夫的癌症把家拖跨后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儿女，于是姑姑便把外孙接过来，供他们上学。姑姑去世的时候我正在部队当兵，正是赶上大造高速发动机、重载汽车的日子，车子倒确实快了很多，载得也多了，但姑姑脚步却还是那样蹒跚，没能赶得上提速，就在那年夏天的中午，快要开学了，姑姑去借钱给外孙交学费，空手回来的途中，因来不及避闪被一辆满载煤炭在下坡时无法刹住的N轮卡车刮倒了，在医院躺了一晚上后便咽气了。
当生产力以突飞猛、进肉眼应接不暇般速度发展的时候，人类却依然还是在漫长悠久、肉眼看不见的进化过程中，当两者处在严重不协调的时候，我的姑姑成了矛盾的牺牲品。
姑姑死了，我还记得我当兵临走时，姑姑抠抠索索掏出一个红包塞给我，跟人们说她侄子肯定能当个军官，这是姑姑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的是，军官我没当成，姑姑人却走了。
姑姑走后，颠子一六当然没有哭过，全然没有伤心，因为他的脑子里只有喜乐，没有哀伤，所以他依然喃喃自语，且不时哈哈大笑。可能是因为没人管着他喝酒，一六常常喝醉倒在桌底下，光父亲一个人就扶了他好几次。
一六老了，满眼迷娑，还在不停的说，不停的笑，还不停的急喘咳嗽。
村里的田，能卖的都卖了，卖不出去大部分的也被荒摞在那里，农民用十几亩田地换来了百来平方的房子后都去过城里人的生活了，全村的人似乎都很富足，会赌钱的天天打牌，会吃酒的天天划拳，会上网的天天泡吧，会摇头的天天K粉，什么都不会的人则去了广东，全村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
村里现在只有父亲和一六在种田，父亲说他这辈子除了会打仗和种田养猪外，别的都不会，所以他留下来种田，而一六种田是因为没有田他就会饿死，因为多儿多女，又够不上吃五保、吃低保的资格，这样，温饱都成问题一六，奔跑了快八十年了，只能远远地望着其它人的小康。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那几块田养育了千秋万代的人，而今就只剩下这个与世无争，整天醉得摇摇晃晃嘴里喃喃呵呵的一六颠子，和那个越南丛林中爬出来的，既不信迷信又不信科学只信他自己的固执父亲在上面耕耘着，收获着，当然，偶尔还会出现我这个年轻的身影。
起身的时候，一六姑伢并没有送我，几十年如一日，他从没有停止过他的喃喃自语与哈哈大笑，要停下来，除非是他离开我们的时候。
虽然已经进入初夏，雨季刚刚过去，但低矮的房子里依然潮湿，地板没有敷上水泥，湿漉漉的，还有一层薄稀泥，进门的时候差点让我滑倒。
一六就坐在桌前，头发很短，但已经全部发白，枯瘦卷曲的身子装不满蓝布和平装，空荡荡袖管的俯撑着桌子，四方木桌上摆着大小两只碗，小饭碗盛的是从集市上打来的散装米酒，酒呈黄色浑浊状，另一只青花公碗里装的是长豆角炒着油渣，菜很糊，且酱黑酱黑的，分明是重复回锅后的样子。桌上落满了灰尘，一只白炽灯从布满蜘蛛网的梁柱上吊下来，就快要碰到一六的头额。
看见我进来，一六抬起头微笑了一下。
我递上一支烟，坐在一六的对面，“姑伢，这么早就吃夜饭了！”
接过烟夹在耳朵上，一六嗯了一声后便继续掏翻着公碗里的菜，嘴里不停的喃喃自语，说的什么听不清，但知道李一六平日的喃语中说的比较多的便是：“是的，就这样”，说完以后便哈哈大笑，一六从早喃到晚笑到晚，一刻都不间断。
一六姓李，好像快八十了，是我的姑父，湘南的乡下称之为姑伢，据说他儿时家境很好，祖上是个地主，进过私塾，读过伪政府时期的高中，会写状子，能书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村里的老秀才，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街坊邻居都会抱着大红纸去求他写对联。
小的时候从大人的谈天里依稀地知道，已故的姑姑是祖母逃荒时拾掇来的婴儿，吃祖母的奶长大的，祖母具体的出生年月无从查实，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祖母在四十几岁时（大概）才生下我的父亲，姑姑比我父亲大二十几岁，所以，我便有了这个老姑伢。因为他有神经病，小时候就常听大人叫他“颠子秀才”，或是“一六颠子”，这个“颠子”是湘南的方言，与“疯子”是一个意思，于是，小时候的我和姐姐也叫他“颠子姑伢”。李一六很颠，但从不扰人，几十年来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他重复着做着他的农活，他好酒，喝酒的时候总是反反复复喃喃着他那“是的，就是这样！”
一六从什么时候开始颠？我是不知道，只是听父亲说过，解放后他把家里的田地交给了政府，把家里的人交给了阎王后，他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净身，不过好在他是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他可以并入知识分子行列了，因为交东西积极，换来个好成分，后来被招工走了，到广州的黄浦火车站做铁路工人，据说是负责扳道的，很风光，我那个被祖母从草垛里捡来姑姑也跟着翻身了，进了大城市。
他们在大城市过的怎样的幸福生活没人知道，但没过几年便又回来了，这时候是六几年，一六交出的那点东西在文革狂潮中无疑于螳臂挡车，他没有逃脱拿来被斗争的命运，好像是受了刺激开始发病了，扳道工人有神经病！这还了得，双手扳动的是上千人的生命闸啊，万一哪天扳道的时候胡乱扳一通，后果不堪想象，于是一六被火车站退回来了。
回到乡下的一六便开始喃喃自语了，于是，人们都传说他颠了。
一六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壮得如头牛，黑黑的皮肤，胳膊比人家的腿还粗，他力气很大，农忙的时候，我们家的打谷机是父亲母亲前后抬着走的，而一六家的打谷机是他扛着走的，我还亲眼见过他拎着晒谷子用的风车回家，他有的是力气，但跟他父亲一样与世无争，只满足于吃饱穿暖，剩下的时间便是去赌，因为赚得少所以赌得小。二儿子是戴眼镜的，倒也很斯文，做过我的小学老师，比大儿子更好赌，人民教师嘛，赚得多自然赌得也大，为了赚多赌大，前些年他辞去公职去广东了，几年一直没有音讯，最近却连续回来两次，一次是因为姑姑因车祸去时候，他回来领了补偿款，另一次是在去年村里卖地分钱的时候，在把一六的那一份钱也领了后又不知道到哪去了。
一六的两个儿子都过了四十岁了，都没有结婚。
母亲常常念叨着姑姑的命很苦，因为姑伢的颠，四个儿女全靠姑姑一人收废品来操持着，二个读了初中，一个读完高中，最小的儿子上了大学。在把自己的儿女养大成人后，日子也没有好过，因为儿子们好赌，身强力壮的他们还在啃着姑姑的骨头，但姑姑却出奇地疼爱着小儿子，这个人民教师每每打完牌回来，姑姑都会做两个荷包蛋给他，后来鸡被大儿子杀了，姑姑就只有靠在我家门上，怯拙拙地要求父亲借给她两个鸡蛋。姑姑命苦，但更有甚的是姑姑的大女儿命比她更苦，早年丈夫的癌症把家拖跨后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儿女，于是姑姑便把外孙接过来，供他们上学。姑姑去世的时候我正在部队当兵，正是赶上大造高速发动机、重载汽车的日子，车子倒确实快了很多，载得也多了，但姑姑脚步却还是那样蹒跚，没能赶得上提速，就在那年夏天的中午，快要开学了，姑姑去借钱给外孙交学费，空手回来的途中，因来不及避闪被一辆满载煤炭在下坡时无法刹住的N轮卡车刮倒了，在医院躺了一晚上后便咽气了。
当生产力以突飞猛、进肉眼应接不暇般速度发展的时候，人类却依然还是在漫长悠久、肉眼看不见的进化过程中，当两者处在严重不协调的时候，我的姑姑成了矛盾的牺牲品。
姑姑死了，我还记得我当兵临走时，姑姑抠抠索索掏出一个红包塞给我，跟人们说她侄子肯定能当个军官，这是姑姑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的是，军官我没当成，姑姑人却走了。
姑姑走后，颠子一六当然没有哭过，全然没有伤心，因为他的脑子里只有喜乐，没有哀伤，所以他依然喃喃自语，且不时哈哈大笑。可能是因为没人管着他喝酒，一六常常喝醉倒在桌底下，光父亲一个人就扶了他好几次。
一六老了，满眼迷娑，还在不停的说，不停的笑，还不停的急喘咳嗽。
村里的田，能卖的都卖了，卖不出去大部分的也被荒摞在那里，农民用十几亩田地换来了百来平方的房子后都去过城里人的生活了，全村的人似乎都很富足，会赌钱的天天打牌，会吃酒的天天划拳，会上网的天天泡吧，会摇头的天天K粉，什么都不会的人则去了广东，全村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
村里现在只有父亲和一六在种田，父亲说他这辈子除了会打仗和种田养猪外，别的都不会，所以他留下来种田，而一六种田是因为没有田他就会饿死，因为多儿多女，又够不上吃五保、吃低保的资格，这样，温饱都成问题一六，奔跑了快八十年了，只能远远地望着其它人的小康。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那几块田养育了千秋万代的人，而今就只剩下这个与世无争，整天醉得摇摇晃晃嘴里喃喃呵呵的一六颠子，和那个越南丛林中爬出来的，既不信迷信又不信科学只信他自己的固执父亲在上面耕耘着，收获着，当然，偶尔还会出现我这个年轻的身影。
起身的时候，一六姑伢并没有送我，几十年如一日，他从没有停止过他的喃喃自语与哈哈大笑，要停下来，除非是他离开我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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