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镭

　　郑骞（1906—1991）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受到过严格、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二代学人。与他学术理念相同、治学经历相似的学人还有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冯沅君、卢前、王季思等。郑骞于1948 年到台湾地区任教，将词曲研学的薪火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地区。经过几十年辛勤耕耘，他撰写了一批扎实厚重的学术著作，开创了台湾地区词曲研究的局面，并培养了一批词曲研究的专门人才。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开展研究并自成一家，对中国词曲研究的拓展、巩固和完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谓承前启后，影响深远。

　　郑骞先生在《词曲的特质》中把词、曲比喻为“同胞兄弟”，说他们“面貌神态尽管相似，而性情行为并不相同”，“词是翩翩佳公子，曲则多少有点恶少气味”。他多次谈到，元明之曲在本质上具有“颓废、鄙陋、荒唐、纤佻”四项弊病，难以展现更为开阔向上的新局面。由于受到元明两代政治社会黑暗的深刻影响，以致“有心之士，对于政治社会生出一种厌恶、恐怖与悲悯交织而成的苦闷。他们受不了这种苦闷而又打不开他，于是颓废下去，颓废的结果便是淫靡。同时又有一般人，很希望进取功名富贵，而功名富贵又轮不到他头上。于是或者假撇清，满心升官发财，满口山林泉石。或者怨天尤人，大发牢骚，旁人看去，只见其鄙陋无聊而已。元明曲里边，这种空气颇为浓厚，这就是所谓黑暗时代的色彩”。而“荒唐是由颓废生出来的，因为人一颓废了，就拿真伪是非都不当回事，胡天胡帝，信口雌黄，纤佻则是淫靡风气的反映”。所以郑骞先生认为元明散曲技巧高明，内容却欠正当、欠充实。

　　郑骞先生不同意曲是由雅而衰的这一论断，认为散曲的美善本质在于内容的正当充实，是“以作者自己为中心，表现出纯正的思想，真挚的性情，雄阔的胸襟怀抱”。这正是“出乎情志之正”的创作内涵，这样的创作内涵就是使散曲与诗、词超越外在体制的差异，而得以联系相通的内在根本性质。他所推崇的曲家是张养浩与冯惟敏，认为散曲实以工丽取胜，“气格吐属贵安雅，纤冶叫嚣吾所仇”。他对散曲语言既有“典雅”的要求，并要摒弃虚华藻丽的表象。他在论曲中多次提到张养浩、冯惟敏尽洗四弊之陋，将散曲带上光明之路，有如苏轼开拓词境，为词指出向上一路。

　　散曲在表现力上有“抒情纪事，写景状物，都能酣畅淋漓，尽态极妍”的优点，比诗词更具格律的弹性与语言的自由，因而曲是唯一能自由自在地表现各色各样内容的传统韵文。但是曲毕竟是衰世文学，受到时代极其不良的影响，所以元明曲家，能有如马致远、张养浩、冯惟敏那样真正表现出纯正思想、真挚性情、雄阔襟抱的散曲作品是极为鲜见的。而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精神财富才是当今散曲创作中应该学习与继承的。

一、书写时代精神，开创时代风格

时代精神是历史和现实共同塑造的，它既包含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映射着特定的时代风貌，并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因而书写时代精神所体现的正是人们所处时代背景下的文学精神。李昌集在《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认为，书写时代精神“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人们以文学形式对自身的‘审定’和‘塑造’，以及由之而构成的理性的、情感的、审美的‘展开’”。中国当代散曲创作群体，是由个人情性、道德认知、生活圈子、经历见识等几项因素约束构成的创作主体。当这些群体的创作题旨能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时代风貌，才可以让其散曲创作所反映的是人们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精神的主流方向。

　　元人散曲，书写的是元人的精神风貌与风俗画卷。自有元一代，文人学士因仕进无路，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的失落与无奈，满怀屈辱之痛、不遇之愤，丧失了自我位置。胸怀兼济之志的读书人被迫放弃传统的人生价值追求，而另寻出路。除极少数有名望的大儒依靠举荐进入社会上层外，大多数文人只能屈身社会下层，有志难展。正如胡侍在《真珠船》中所言，他们“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所以，元代文人在人生态度上普遍地表现出颓废放浪的一面，以发泄胸中不平之鸣；退而以山水自娱，追求恬淡自适的情趣，热衷并奉行避世、玩世哲学，寻找心中清净乐土；更有放荡不羁的，流连于勾栏酒肆、歌楼楚馆，总之，鲜少积极昂扬的一面。所以，元散曲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全新的诗歌样式，代表了一种新的文体，还在于它是一代知识分子痛苦而复杂的心灵载体与时代精神的印记。

　　当代散曲就是要立足当下，书写时代精神与风俗画卷，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独有的散曲风格，并使之逐步形成一套足以反映时代精神为主的诗意表达。在认知层面，要有将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融入曲中的自觉，并要让我们创作的散曲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时代面貌、审美倾向、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及曲家情怀等彰显出特有的意义。在创作实践层面，应在基于受众阅读接受能力和保有散曲所独有韵味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写作技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意象的继承与创新。时代精神有别，首先体现在不同时代的诗人会拥有不同的意象群。我们领略过东汉诗家五言诗中引人思家的明月；建安诗歌中令人悲凉顿生的萧瑟秋风、隆冬寒风、孤翔哀鸣的飞鸟；盛唐诗中给人壮观豪迈体验的奇岳伟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晚唐诗中给人失落、衰飒之感的残花败柳、枯枝落叶、残阳衰草、寒蛩鸣蝉等；北宋词中闺阁婉柔的钿筝绮筵、山枕绣幌、沉香玉炉的温情脉脉；南宋词中金戈铁马、落日塞尘、狂歌悲风的沙场意象；元曲中“散诞逍遥”的渔樵及狐兔残碑、檐马寒枕、分钗破鉴等来表达避世玩世、人生挫折、叛逆反抗等思想和遭际愁、相思苦、思归情、倦游意等愤世之音、旷世之情。

　　当代散曲创作，是以古典的形式嵌入新的风尚，在有选择地沿袭古代诗词中一些常见意象的同时，更应赋予作品时代的印迹。在意象的选取上要体现出时代精神，必须怀着极大的勇气，向陈旧的书写理念挑战，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开辟新的途径，运用鲜活语言表达新的意境，探索更佳的表达方式。我们要书写出前代诗歌中从未出现过的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精神面貌、新的社会人生体悟、新的美学原则、新的人性闪光，就应敢于突破前人囿于历史与思想局限难以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的诗境美学高度。如郑永钤【中吕·山坡羊】《退休离别校园》：“宝刀归鞘，夕阳收哨，讲台三尺音回绕。雨潇潇，路迢迢。春风吹过花开俏，白发捋来吾已老。今，离去了；情，犹未了。”书写了当代人的生活体验及感悟。再如南广勋【正宫·塞鸿秋】《老父亲和他的抗日勋章》：“已经淡忘枪和炮，龙头拐杖当依靠。勋章成了还童药，胸前不舍轻摘掉。为因不染尘，致使金光耀，时常对镜悄悄照。”书写父辈的生活，与时代风云紧密相关。又如刘海平【越调·小桃红】《丝路》：“千年古道傲关山，荒漠驼铃串。岁洗沙痕梦相唤。谢张骞苦和番，情牵欧亚通商岸。文明共享，抱团结伴，喜今朝一带一路接班。”运用具有时代特征的意象，充满现代视域下对审美体验的思考。这些均是充满时代精神的感物言志、叙事抒情的作品，凸显时代风格。

二、秉持开放态度，书写真实自我

在当前较为稳定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当中，人们的精神生活更趋向丰富多彩。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生活感悟是复杂的，是多层面、多角度的。绝大多数曲家是处于大时代的小人物，他们内心深处真善美的感发也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倾注在国计民生、时代潮流、世界风云之上。在这些曲家眼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彩，平民的形象也更加醒目，甚至可以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社会进入了平民时代，散曲创作者的关注点应该更多地投射到将生活和艺术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把浪漫、个性解放和充分的自我展示汇合在一起进行开拓，并将之作为坚持探索追求、坚守自我表达意愿、坚定自我生命担当的动力和勇气。敏感的散曲创作者们已经及时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他们运用手中的笔，通过更多地表达自我，宣扬个性，写个人的一己之悲欢，写对山水林泉的深挚情感，写诗酒交酬趣闻杂事，写天伦之乐快意人生，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真善的赞美，对丑恶的鞭笞，对友情、亲情的珍重，对人生的超旷。另外，散曲创作还要努力写今人之所欲言而未言，认真发掘人性的美，通过唤起人性的觉醒，超越个人具体的情境，表达出文人们的共同精神境界，进而达到对人的终极关怀。可见，书写真实自我，将身边的情与事纳入笔端，对生活的琐碎进行刻画描写，并不代表创作者缺乏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道德担当。

　　在散曲创作中，需要抱持对不同艺术风格兼容并包、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在当前散曲创作中，一部分作者从尊崇曲体的角度出发，秉持“个性美”和“原生美”的曲学审美标准，对“骚雅”与“蕴藉”的曲风采取排斥态度；另一部分作者从艺术审美和散曲史发展角度出发，认为散曲的浅俗纤靡使其地位低下，只有在愈趋愈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褪去“艳俗”的底色才是顺应了散曲发展的规律，并使得散曲鱼跃龙门，能够毫无愧色地与唐诗、宋词并称。

　　应当承认的是，散曲的风格是丰富多样的，既有体现散曲本色俚俗的豪辣灏烂、粗率爽直风格，也有承载文学审美趣向的清丽典雅、骚雅蕴藉的风格。只有众体兼备、蔚为大观才能成为一代之文学。李昌集认为：“散曲的雅化，对散曲的艺术内涵来说，不失为一种丰富和提高，但对散曲特有的豪辣爽直、天姿纵横的机趣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退化。”可见，当代散曲创作应当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认同并推进其向多元化发展。我们的散曲审美观念也应当是开放和多样化的，只有放下成见、突破观念的壁垒，才能更好地推进散曲创作向前发展。

　　郑骞先生论曲最看重的是精神气格，认为散曲的创作如诗词一样，也是由情性、道德、学识三项因素构成，是曲家“人格与学问的结晶”。基于对散曲本质意义的深入探索，他极力推崇张养浩、冯惟敏的散曲创作，并指出，张养浩、冯惟敏尽洗四弊之陋，将散曲带上光明之路。

　　如张养浩【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尽千古兴亡事，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内在规律。他寄傲林泉，在【双调·水仙子】中言道“平生原自喜山林”，在【越调·寨儿令】中言道“共白云往来山水间”，在【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中感叹“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他的书写真实、自然，见性情，于山水林泉中记录生命体验、心路历程，折射出雄健豪放、清逸明丽的艺术风格。

　　冯惟敏坚持“导善涤邪”“意真味婉，气正声平”的创作主张。如【双调·折桂令】《刈谷有感》和【双调·玉江引】《农家苦》，他直书农民在天灾人祸之下的凄惨竭蹶命运。在【中吕·朝天子】《六友》和【正宫·小梁州】《饲蚁有感》中，鞭挞、揭露社会黑暗和弊端。【双调·清江引】《戊寅试笔》等曲作常见他忧国忧民之心。其【正宫·端正好】《吕纯阳三界一览》及【般涉调·耍孩儿】《骷髅诉冤》《财神诉冤》三套散曲，彰显他贴近现实生活，冷静地观察、描写并剖析社会现象和本质，使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性、民主性和批判精神。

　　张养浩、冯惟敏都写出了展现生命自由、进而震撼人心的作品，因而是我们创作的学习榜样。

三、践行纯任自然，坚守纯真心境

所谓自然，大体包括用情自然，恰到好处；书写自然，风格活泼；意象自然，画面感生动；语言质朴自然，贴近生活。所谓“真精神”是指现代中国人真实的生命感受、真挚的价值追寻、真诚的承担意识。我们对散曲的守护，就是要从做一个真挚的散曲作者开始，面对生命、价值与承担，在创作中，应少一些吟风弄月，少一些放言高论，少一些字雕句琢，少一些鄙词琐语；多写一些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感情、真实的事物、真实的感悟，努力追求纯任自然，尊崇个人天性的真实写作，为散曲开拓出新路。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散曲的文体特征更接近文学的现代表达，其开放式的文体结构，代言体的表达形式，成为除诗词外，文人抒情写心的另一重要文体。当今的散曲作者，应兼具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持有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与国际化视野，从主、客体这两个方面来审视散曲创作文化意蕴，是让我们站在比古人更高处看得更远的基础。创作者们积极不断地更新创作理念，拓展创作视角，努力结合现实并贴近群众，突破一系列如题材狭窄、手法单调等问题，努力呈现出题材新颖、视角独特、手法多样化等特点，才能创作出展现生命价值和人性真谛的作品。

　　要守护散曲这样一种传统的文学样式，要获得它的精髓并使之发扬光大，既要运用元曲的娴熟技巧开拓新的精神风貌，又要跳出古人的藩篱。如果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进元人的精神世界去创作，即便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作为传统文学形式的散曲，对于创作者来说，其严格的形式规范、艺术思维范式与精致的表达技巧共同构筑起的较高艺术门槛，这些都是对创作的束缚。尽管如此，由于散曲这一传统形式包含了内蕴丰富的情绪结构，在这样的结构里，创作者在开始迈入门槛之际，既可感受严谨的格式带来创作的另类便捷，同时，又可在古今的辉映中或藏或露地表达自我情感。

　　能写出真实的自我，是很难得的。元散曲如旧体诗词一样遭受新文化运动非议的原因之一就是太虚假，难以见到能书写出真实自我的作品。刘半农就曾批判旧体诗是“虚伪文学”，他认为旧体诗的“假”既体现在艺术形式上，也体现在主体精神上，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吴宓也说：“旧诗之堆积词藻、搬弄典故，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新诗之渺茫晦昧，破碎支离，矫揉作态，矜张弄姿；皆由缺乏真挚之感情，又不肯为明显之表示之故。”

　　散曲创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就好似花木没有深厚的土壤。当书写者试图最大限度缩小与其心目中被描写对象之间的思想和情感距离，并以代言人身份进行创作时，需要努力感知其所描写对象的情感世界，将自我思想情感渗透其中，甚至暂时忘掉自家身份，以便传达被描写对象客观存在的真实。

　　在创作中可以从前代优秀散曲家如张养浩、冯惟敏等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既要努力做到词律兼美，更要争取达到写物有情，写情有物，富有理趣，饶有气韵的书写境界。散曲的意境同诗词一样，也是诗性思维的产物，其旨趣与中国诗歌的比兴意象思维或感性化的悟觉思维有着不可分的联系。散曲创作无论言景言情，咏史咏人，咏物咏理，无所不在。在制曲时贵在书写“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揭示艺术作品深层蕴藏着的看不见的形象，呈现雅俗共赏的气韵。创作中，无论名表暗寓，皆应合理，此为诗理常格。要抓住事物给人们一瞬间的感觉印象，用比喻和暗示的方法来渲染气氛，用富于弹性或张力的语句蕴涵生动活泼的道理，用想象之物与实体之物，联合写出自己的主观感受，以引起读者情绪上的共鸣与联想。以上，都可以通过诸如着墨的浓淡详略，线条的粗细缓急，意象的疏密交错，点染的均衡妥帖来为表达增色。这些都要靠心灵的体察才能悟出，望之若浅而近，体察却既深又远，好像在形象之外发现了更迷人、更高级的韵味。虽然，气韵不是每一支散曲都必然具有的本质属性，但是，气韵应是散曲创作的最高境界与至高追求，努力从有限中体察出无限的韵味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