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诗银

　　“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近三千年来中华诗词经久不衰，“一万年也打不倒”，就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基因”充盈着这条血脉，历代先贤和诗人们被这条血脉滋养着，并守护着这条血脉健行不息，奔流向前。

　　《诗经》存诗305篇。其中，“国风”160篇，“小雅”74篇，“大雅”31篇，“颂”40篇。重在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思想和感情的十五国风以及小雅中的此类篇章，不但在《诗经》中分量最重，而且最受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这些作品，着重对人民的劳动生活、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予以积极的描写。在这些作品中体现的歌咏劳动大众的人民性，是中华诗词这条血脉的主流，是照耀中华诗词之路的最为耀眼的光芒。

　　《楚辞》中屈原对人民命运的关心，对美好乡土的深厚感情，对楚国历史文化的无比自豪，对全中国统一的远大理想的不懈追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爱民、爱国的家与国合而为一的终生不渝追之求之的家国情怀，已成为中华诗词卷帙中最为感人的篇章，中华诗脉主流中最为亮眼的波峰，中华诗人们最为爱挚情真的心迹袒露与吟唱。

　　《诗经》及《楚辞》比、兴、赋的艺术手法，或以比喻、比拟以达到以情感人，以托物起兴、兴起以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从而开创了中华诗词创作中形象思维的方法；或以直陈其事、直截了当地铺陈、抒写、叙述，以表达某一事物或思想感情，形成了诗词创作“赋”的方法。用比、兴艺术手法即形象思维的方法以抒发情感，用敷陈其事的艺术方法以显示真理。诗词创作与比、兴、赋的艺术手法是结伴而生的。诗人们通过比、兴、赋手法，注入自己的爱与美、憎与刺，使所创作的诗词作品动人心弦，沁人肺腑。

　　《诗经》为中华诗词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在此一脉之下，出现了许多熠熠生辉的作品。唐以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备受推崇，更使现实主义成为诗词创作的主流。《楚辞》特别是《离骚》提供给我们的积极浪漫主义，以浓艳的色彩、瑰丽的形象、雄伟的气势，尤其以华实并茂的语言，借用香草来象征高尚品格和政治理想，借用美人来表达求取贤臣的政治抱负，通过象喻的手法对其予以带有奇幻色彩的描写，突破时空限制，表达深刻思想和奔放的激情，光彩夺目的作品数不胜数。《诗经》《楚辞》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所侧重与交融，共同形成了中华诗词创作的主流方法。

　　心中装着人民和家国，运用比、兴、赋手法，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为一体，创作出优美感人的诗词，无疑是中华诗词之“正途”，是“守正”的最基本内容。《诗经》以来，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等，以他们的卓越作品诠释了中华诗词的“正途”，引领着中华诗词的创作。新时代的诗人，通过品读他们的作品，溯正源，求正思，依正法，抒正志，缘正情，拓正境，努力为人民大众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诗词作品，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