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维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距今发表八十周年，其思想地负海涵，博大精深。其核心思想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诗词当然是文艺作品的一种形式，当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姑且将其简化为“为谁写”和“怎么写”的问题。

　　为谁写，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习近平于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两者的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怎么写的问题，涉及立意、方法、语言等诸多问题。毛泽东将其归结为“普及”与“提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问题。毛泽东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来定义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由此，我们联系当前诗词创作中的现实倾向，从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角度，不妨把“为谁写”和“怎么写”的问题转化为“诗词创作的精英化与大众化取向问题”。

　　精英化创作倾向表现为：主张复古传统，坚持典雅风格；极端者主张大量用典和生僻字，甚至还有要求用繁体字来写诗填词的。诚然，诗词毕竟是传统文言语境的产物，借鉴一些古典意境，运用一些典雅的语言没有什么不好的。但要是存心让人看不懂，那就是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不是说“人民”就代表文化水平低，而是“人民”是生活在当代白话语境下的，只有少部分人熟练地掌握了文言。如果只为这少部分人服务，那就是纯粹“精英化”的创作倾向。极端者甚至成了只为自己或者小圈子服务了。

　　大众化创作表现为：主张充分体现时代性，允许运用新词时语，坚持通俗表达或者提倡用“白话”创作诗词，提倡用《中华通韵》等新韵；但极端者则主张完全废除格律束缚，采用口水化甚至是粗俗化语言。不难考辨，唐宋元明清，任何时代的诗词都会与时代不可分割，都具有“时代性”。主张使用新词时语，采用白话和新声韵创作，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但要全面颠覆传统，比如去“格律”、去语言的“斯文性”，则是片面地理解了“大众化”，是将“大众化”低级化和庸俗化。人们耳熟能详的李白的《静夜思》、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李绅的《悯农》，哪一首是佶屈聱牙的呢？哪一首是粗俗不堪的呢？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完全是一种“大众化”语言的佳作，其特点就是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呢？如果不走极端，这二者应该是兼容并蓄、相融共生的。“精英化”应该拆除藩篱，面向大众，扩大作品的受众面；“大众化”也应该合理吸收精英化的营养，提升大众化的品位。两者的兼容并蓄、相融共生应该是当代诗词发展的方向，其中“创新”是当代诗词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