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耀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这一震撼人心的诗句，感动着、激励着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忧国忧民、追求真理，虽历尽坎坷、艰辛备尝，但仍痴心不改，百折不回，清操自守，无怨无悔。《柳风亭集》的作者俞启崇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启崇先生出身名门望族，家学渊源深厚。其曾祖父俞文葆，清咸丰辛亥科举人，历署湖南兴宁、东安知县，有声绩。祖父俞明观（用宾）曾任湖南洪江县知县，卒于任内，年仅36岁。《八指头陀诗集》中有《秋夜哭俞用宾大令》诗曰：“仁者得其寿，斯人独不然……平生念知己，泪洒绿萝烟。”其行谊、为人亦被时人所称道。伯祖父俞明震（恪士），光绪十五年己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进士殿试后朝考前列者，得选庶吉士，一般以擅长文学及书法者任之），分发刑部主事；1900年以江苏候补道资格任陆师学堂、矿路学堂督办（校长），倾向于维新，曾为鲁迅、陈衡恪、章士钊、茅以升等人之恩师；后官至赣南道及甘肃提学使，署布政使，入民国，为肃政史；乃晚清宋派诗代表作家之一，有《觚庵诗存》传世，陈三立为之序（陈三立乃启崇先生之姑祖父，光绪己丑进士，以主事分吏部行走，曾协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创行新政，后致力于诗作，为同光体主要作家，号散原老人，著有《散原精舍诗别集》等）。另，甲午战争后，俞明震公著有《台湾八日记》一卷，记录其在台湾宣布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奋力抵抗倭寇进攻期间协助“总统”唐景崧，并出任布政司之情况。叔祖父俞明颐，曾任江南、辽东观察，为曾国藩之孙女婿。父亲俞大经，幼孤，由伯父俞明震养大，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回国后从事经济工作，1930年病逝，亦年仅36岁；陈三立老人亲为书撰墓碣云：“岩峦回爽气，月夜出吟魂。”启崇先生四岁失怙（靠母亲喻蕴初在师范学校教书撑持家计），每随外祖母欧阳太夫人客居姨母家，当时其姨父陈隆恪（陈三立次子，陈寅恪之兄，早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习经济，归国后历任南浔铁路局长等职。后以诗世其家，著有《同照阁诗藁》）正侍奉父亲陈三立于庐山牯岭松门别墅。启崇先生在几篇文章中回忆道：“崇年髫龀，每随侍散原老人杖履，眺夕阳，浴松涛，探幽壑，观飞瀑，謦欬音容，犹萦脑际。”“老人对我特别亲切，每每携带我出外散步，徜徉行吟于松门别墅宅旁的松林小径之中，那种深邃的意境，确实令人陶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1940年间，启崇先生随家避难于江西萍乡外祖父家（其外祖父喻兆藩，光绪己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工部主事，曾在湖南创办矿务局，历任宁波知府，宁、绍、台兵备道，终宦署浙江省布政使），此时陈隆恪亦由匡庐移家居萍，启崇先生又有机会与姨父隆恪先生及舅父喻相平、大姨丈贺逊飞两位清末举人朝夕过从，问业请益，并于外祖喻宅之藏书楼“松荫书屋”读外祖遗书，“中有《王船山遗书》，经外祖父亲笔批点殆遍，朱墨斑斓，手泽尤新”。可见启崇先生家学薰陶，渊源有自，更兼自幼聪慧，勤奋好学，由此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基，七八岁就能行文属对。“九一八”事变后，有一年元宵节，家人团聚猜灯谜，其舅父试出一上联：“锣鼓喧天，大闹元宵”，时年不到十岁的启崇应声对曰：“炮声震地，收复东北”。这一充满爱国热忱的下联，大受陈三立老人赞赏。其现存诗中最早的一首作于1938年，年仅12岁；14岁即吟出“聊将忧国泪，对此凄清景”等忧国忧民的诗句。其启蒙老师爱国民主人士李一平曾在致俞大维（启崇先生的堂叔，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去台湾后曾任防务部门领导人）的信函中评价道：“启崇（乳名毛子）幼从弟学，今好古，淡泊自甘，君家佳子弟也。”

　　启崇先生虽然没有像其堂兄俞启威（20世纪30年代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解放后任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八大中央委员）那样早年就参加革命，但是，他在1949年9月考入湖南大学后，于1950年抗美援朝时期，满怀一腔报国热忱，毅然携笔从戎，进入中南空军预科总队，时年24岁，并先后任中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中南空军干部学校文化教员。朝鲜停战后，他又于1954年9月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53级学习，所学文史知识既专且博。其于1949年12月在长沙《民主报》发表译著：巴甫洛夫《给青年的一封信》，在1955年9月号《新武大》上发表《学习中国文学史的体会》，在1957年11月号《文史哲》上发表《陶诗“忠愤”说新证》。1956年下半年，启崇先生开始大学毕业论文的准备工作。在确定以陶渊明诗作为研究对象之后，除了大量查阅资料、制作索引卡片之外，他还经常请教当时在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陈登恪先生（陈登恪乃启崇先生的表叔）。陈登恪先生知道陈寅恪先生做过陶渊明的研究并且发表过文章，就建议俞启崇向寅恪表伯请教，于是启崇先生给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写信求教，陈寅恪先生很快给他回了信，随信还寄来自己的数篇文章。陈寅恪先生寄的文章，分别是《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单行本（1936年1月），《读连昌宫词质疑》清华学报单行本（1933年6月），油印本讲义《元白诗证史参考资料桃花源记旁证》，铅印本《读东城老父传》《读莺莺传》。寄赠的文章一直保存完好，铅印本《桃花源记旁证》上陈寅恪先生的亲笔题字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由于得到了高人指点，加之启崇先生也确实下了一番苦功而心有所得，因而长达3万多字的毕业论文《陶诗“忠愤”说新证》在毕业当年就全文发表于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上（1957年10月号）。在那个年代，全国的文史刊物极少，一个大学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能与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罗尔纲的文章同期刊发，着实不同凡响。

　　同时期，他还写出“千里征途新耳目，隔年气象感今畴；欣看铁鸟翔天际，喜报英雄靖海陬”（《随中南空政文工团至开封、广州演出》1951年）等令人感奋的诗篇。这一时期，启崇先生已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文史创作才华。

　　1957年9月，启崇先生武大毕业后分配至湖北蒲圻县（今为赤壁市）一中任教，从此几十年如一日，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世喻比蜡烛，照人膏自煎。笔耕且舌耘，为国育英贤。”（见《柳风亭集》《陆水游》一诗）尽管他将时间和精力几乎全部花在教学上，但仍不废吟咏，耽诗有癖，“松峰吟啸地”，“同心共切磋”（《送汪松涛赴咸宁师专任教》1978年）“弱句成时君定笑，尖叉险韵费搜求”（《题汉和字典》），用心血和汗水，业余创作了几十首诗词对联和十多篇论文，这些诗文今由其哲嗣俞声恒搜集整理，汇成《柳风亭集》，并属我试为之序。我作为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深感其不仅足堪传世，而且很有研究价值。

　　“寸心黾勉育三千”（见本书《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一诗），启崇先生自从在中学任教之后，无暇作诗人，亦无暇作史家，然偶有所作，则时存佳什。其诗典则清纯，真实沉稳。例如《冬夜》《嫩晴》《夜雨》等诗中，有“萧疏初到枕，滴沥欲穿苔。但惜花已发，还惊梦已回。侵晨寻落蕊，零乱满阶台”“明朝幽兴动，信步探梅踪”等佳句，似承宋诗流风；其词清婉雅丽，含蓄蕴藉。诸如《清平乐·闺情》《一剪梅·长沙水陆洲》《踏莎行》《壶中天慢·汉口除夕》《浣溪沙》等词有“萋萋芳草，应怨王孙老。瘦损腰围罗带小，只为阮郎书少”“细雨漫添千嶂绿，小溪新涨旧时痕，一年此处最销魂”等佳句，颇得欧（欧阳修）黄（黄庭坚）韵味。其为文博雅缜密，语致精深。诸如《人随黄叶散，我为白云留》《〈同照阁诗藁〉题记》《〈觚庵诗存〉校订记》《评介〈寿亲养老新书〉（点注本）并补充其中的一条注释》等文章，均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其中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寿亲养老新书》中的“顷刻能开七七花”这句诗中之“七七花”注释为“不详”作了补充，“终于在陈眉公编的《古今诗话》上查到了它的出处”。由此可见启崇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之一斑。至于其史论，则更是独辟蹊径、多创新见，敢于挑战权威，求实存真。例如，在《从陶诗“开岁倏五十”句看陶渊明年谱中的年纪问题》一文中，他“对引起分歧、争论得最多的陶集《游斜川》诗‘开岁倏五十’句重新加以探讨，提出新的诠释”，指出“若依照张縯、梁启超、古直等人的说法，将诗人的生年提早或推迟，那么这一部分诗篇将无法加以解释”。并引经据典，论证了“开岁”“乃指十一月之冬至而非建寅之正月朔日。后人由于习惯于以建寅正月朔日为一岁的开始，并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句诗，于是遂启无数争端，而疑义滋多”。“‘开岁倏五十’之‘五十’，系指该年（辛丑）正月初五日距上年（庚子）冬至日之日数而言，不能据以考证陶渊明的年纪岁数。”此真可谓“治学不为媚俗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题词）。又如《陶诗“忠愤”说新证》一文，启崇先生“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论证了陶潜是“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并非只是一个隐逸桃源与世无争的山水田园诗人，而是一个“猛志固常在”、满怀“忠愤”、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豪放”诗人和志士。而诸如《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一点研究》《关于庐山的“月照松林”、伏虎石、诗及其他》《关于陈右铭先生二三事》《我所知道的陈三立》等论文，更是探幽发微、钩沉掘遗。他在文中写道：“检阅《鲁迅日记》，可以看到，鲁迅称之为师者三人。那就是：寿镜吾、俞恪士、章太炎”；“俞恪士（即俞明震）之作陆师学堂、矿路学堂总办，并继续宣传维新理论……鲁迅称他为新党，是非常确切的。”又如“壬午岁（1942年），余登藏书楼读外祖遗书，中有金陵刊本《王船山遗书》……卷首有求阙斋（曾国藩）所作序言。翻阅是书时，姨父陈彦和先生适在前，谓崇曰：‘此序言乃右铭先生同治初客金陵求阙幕中时所代作。’崇唯唯，谨志之不敢忘。”再如“这年（1929年）夏天，蒋介石也来到庐山……蒋因慕散原老人之名，想加以罗致，但陈不肯应召。一日，蒋微服简从，来到松门别墅，直到客厅坐定，而门庭阒然，无人应接。蒋自感无趣，只有点头叹息，缓步离去”。启崇先生在自注中说：“此事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清末民初的四大公子’一条中曾有记载（该书第41页），但语焉不详……此事细节兹根据笔者亲见加以补充。”另有一说是，陈三立听到家人通报后，马上从后门溜走了。蒋介石听说后，也只能笑着说了一句“此乃真名士也”。

　　还有“这一诗稿，就是后来刻在伏虎石上‘百战赋归来’的那首诗……据我所知，这摩岩诗的书写者是罗镜仁先生。他是一位老塾师……罗先生将诗写好上石时，其署名是‘马占山题，罗镜仁书’。镌刻竣工之后，不知是谁将‘罗镜仁书’几个字用水泥涂掉了，虽经风雨剥蚀，但一直保留着现在的这个样子。”以上所引文字，真是“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读启崇先生的诗词如读史（例如《北京遇喻宜萱二表姊》（喻宜萱乃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其祖父为前清翰林、宁绍台海防兵备道喻兆藩）、《萍乡四君咏》《七言绝句十首》《贺江西诗词学会成立》以及《木兰花慢·贺小从表姊花甲之庆兼呈旭麟姊丈》（武汉大学教授陈小从乃陈三立之孙女、陈隆恪之女、陈寅恪的侄女，为启崇先生的表姐；旭麟姊丈指陈小从的丈夫彭旭麟，时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数学系教授，其父为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农民部长、著名左派人士彭素民）等，读其文更如读史。智者识之，洵非虚誉。那些涉及有关重要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诗文，非其人、其身世、其阅历、其才识，谁能写出？

　　综观启崇先生之诗词文史，足见其对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尤其是对陶渊明诗文、陆游诗词、东坡诗词、《觚庵诗存》，义宁陈氏诗词、程朱理学、王船山学说及编年学、历法学、稗史笔记等均研究颇深。同时，他对鲁迅的思想、生平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经典著作亦很有研究。他在《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一点研究》一文中阐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写道：“所谓‘中学为体’约略言之，就是以‘中学’为治国之本，即社会制度、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必须是封建的、宗法社会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掌握国家统治权的，必须是封建统治阶级。这一阶级是他们心目中的国家的主干（即所谓‘体’），因此必须维护这一阶级的统治权，即‘君权’和‘绅权’。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坚甲利兵，学习它的技术，用来维护封建制度这个‘体’，为封建制度、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深入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他在每一历史时期，是既能看到当时思潮的主流，又能批判、扬弃其中不完满、不彻底之处，勇往直前，不断迈进。爱国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是一条鲜红的线贯穿着鲁迅光辉的一生，这一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他在《朱熹的“一贯”解有参考价值》一文中写道：“朱熹是一个客观唯物主义哲学家……正如列宁引用德国谚语所说的：‘一切比喻都有缺陷。’（《列宁选集》第一卷，723页）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朱熹对‘一贯’的理解和他所作的‘一条索’的比喻的具体内容，也不过是他所认为的‘气’相对的‘理’，是先验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实践的产物，是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更不要说他不可能看到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了，他是不可能达到这样认识的高度的。”“现在我们对‘一贯’作新的理解，应该是把作为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作为指导的线索，贯穿到我们思想、行动等一切方面去，贯穿到我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对于任何事物的处理上去。”“毛泽东同志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这里提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到了‘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作几次周密的调查’，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对‘一贯’给以新的意义和新的解释。”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文章均写于1962年8月之前，后者发表于1961年5月26日的《光明日报》，当时既没有强调“阶级斗争”，也没有提大学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但是，启崇先生那时作为一位“非党人士”，竟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具有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哲理的论文，这怎能不使那些自称为马列主义者而不学无术的人，以及那些空谈马列而言行不一的贪官污吏们羞愧得无地自容！

　　呜呼！惜哉天道不公，未多假年，斯人已逝，蜡炬成灰。倘若启崇先生寿添两纪，则将能更展其文史硕才，为世人留下更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然则“诗文千古事”，毕竟诗如其人，文如其人，展诵遗篇，其人宛在。值此文集付梓之际，且赋嵌名诗一首，以寄心香一瓣：

　　序罢愧吾笔力平，俞公才器令人钦。书香累代留佳什，名贵历朝有重臣。

　　启育学人甘蜡炬，崇尊经典见冰心。

　　诗词雅丽堪传世，文史钩沉倍可珍！

　　爰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