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事诗似乎可以看作是田园风貌在诗歌当中最早的体现，清沈德潜编《古诗源》，即首列《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其描述上古先民从事农事生产之行为，历历如在目前。沈德潜据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指此诗产生于帝尧之世，此说固当出于伪托，然即此当亦可证明农事诗生发之早。又《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十五国风、大小雅充斥着大量描写农事之诗，如《周南·葛覃》《魏风·伐檀》《小雅·大田》诸篇对采葛、伐木、耕作等农业生产活动的生动描写，无不客观地反映了周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
农事诗往往被学界认为是田园诗之渊薮，但田园诗真正作为一种流派被确立，却自陶渊明始，这是因为从狭义上来说，牧歌式的对农村宁静悠闲生活的反映，才是“田园诗”得以确立的核心要素，无论是作为艰辛的农业生产客观反映的《诗经》，抑或是大量描绘山水的《楚辞》，甚或是掺杂玄言哲思的晋宋山水诗，虽与田园诗派的最终确立联系紧密，但终究无法冲决“田园牧歌”式的审美评判标准，而先于陶氏占有绝对性的地位。陶氏确立起来的审美范式，影响了盛唐的王孟，中晚唐的韦柳，南宋的杨万里、范成大，确立了长期的“田园诗派”的发展脉络，但我们依然无法忽视，从一般农事生产或客观描摹田园生活出发而生发的另一类诗歌，依然在田园诗这个领域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白居易在倡导“新乐府运动”时，提出了诗歌的“补察时政”（见其《与元九书》）功能，主张诗歌回归《诗经》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因此其三大诗歌类型之一的“讽喻诗”往往会反映唐代之农事生产与劳动人民的艰辛，《观刈麦》即其典型代表。
从普遍的文学观念来讲，自陶谢、王孟、韦柳之后，鲜再见谈“田园诗派”这一名称，然后世显不乏广泛创作田园诗之诗人，观学界已有之断代田园诗研究专著如《宋代田园诗研究》（刘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清代田园诗研究》（李志国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即可窥见一斑，即如明之名将王越，虽是武将身份，却能因谪居襄阳而有大量的田园诗产出（详见其《王襄敏集》），亦不难看出后世田园诗之创作代不乏其人。若以当代而论，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达，无论是领导干部，抑或是象牙学子，甚或是农工商贾，都能提起笔来创作一二首近体格律诗词，随着自媒体和当代出版业的发达，这些诗作又以数量级的速度迅速呈现在大众眼前，这其中就不乏各类田园诗词。农民作为与田园最为天然接近的创作群体，自然会下意识地反映自身生活环境的面貌，所谓“即身边景，写眼前事”，而此外的其他创作群体，在新时代农村发展可喜局面的感染下，也会不自觉提起诗笔，书写新时代的农村田园风貌，为时代讴歌。而近年来在各地频繁举行的各类田园诗词大赛（如每年在襄阳举办的“孟浩然田园诗词大赛”），更催生了这一创作热情，田园诗词的产出，呈现出繁荣发展、方兴未艾的趋势。但在当代田园诗词蓬勃发展的态势下，学界或文艺界依然无法重新提出所谓“田园诗派”的说法，即以“孟浩然田园诗词大赛”的举办宗旨而论，亦是在艰难探索当代“新田园诗词”的创作走向与理论指导，以求得当代“新田园诗派”的确立途径。
那么，“田园诗派”为什么难以再次被确立？从第一个层面来讲，所以然之故，自然是陶渊明所确立的“田园牧歌”式的审美范式被后世尤其是当代所逐渐消解，而不再成为不刊之准的，对田园诗的内涵既有复归《诗经》反映农事劳动艰辛，复归反映社会现实的风雅传统的需要，也有在当代反映新时期可喜成就，讴歌新时代的内在要求。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大抵古往今来，无论是文艺界抑或是学界，潜意识中都刻上了一层“文学进化论”的烙印。
一、有关“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脉络源流的梳理
今之通行文学史，无不以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古诗、唐近体格律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作为著述之基本构架，虽每一时期不至忽视他类文体，但基本都是以历代所最擅之文体，作为文学史每一分期的重点阐述对象。这类“文学进化论”的观点，毋庸置疑自是受到王国维、胡适诸人的影响。考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尝见其论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尝云：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综考王、胡之说，二氏持论之根据，皆自二人所倡导之俗文学本体论出发：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初成于1912年，始名《宋元戏曲考》，此时王国维着意哲学与文学，善用西方哲学与文艺美学理论阐释中国之旧文学，《人间词话》即其在此研究方向下的代表性著作。1912年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以后，方始全力研治经学与小学，尤擅甲骨学。此学界公论，毋庸赘言。而胡适为新文化运动之急先锋，最大程度接受西方文学观念，又为人所共知，其锐意为通俗文学张目，亦是不争之论。从西方文学本体论来说，向以戏剧、小说、诗歌为纯正的文学体式（戏曲、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就是俗文学与小道），在这种思想的框定下，这一时期的学人往往把汉赋、散文排除出文学的范畴，如曹聚仁编《中国平民文学概论》时，即仅列诗歌、戏曲、小说三种，这也是王国维着意戏曲、胡适着意通俗小说（胡适著有《中国旧小说考证》，其《红楼梦》研究之成就，亦人尽皆知）研究之主因。虽二氏不取弃赋、散文之主张，但其文学进化论无疑是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然其思想内核上，似又有中国文化本位之远源，清代扬州学派（属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焦循曾于其《易余籥录》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
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载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则《三百篇》之余气游魂也。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而东方朔、刘向、王逸之骚，仍未脱周、楚之科臼矣。其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陈、周、隋，于此为盛。一变于晋之潘、陆，宋之颜、谢。易朴为雕，化奇为偶。然晋、宋以前，未知有声韵也，沈约卓然创始，指出四声。自时厥后，变蹈厉为和柔。宣城、水部，冠冕齐、梁，又开潘、陆、颜、谢所未有矣。齐、梁者，枢纽于古、律之间者也。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若陈子昂、张九龄、韦应物之五言古诗，不出汉魏人之所范围。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柳、苏、晁，后则周、吴、姜、蒋，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昆、西江诸派，不过唐人之绪余，不足评其乖合矣。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而李、何、王、李之流，乃沾沾于诗，自命复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未暇也。偶与人论诗，而纪于此。
不难看出，虽王、胡二氏之“文学进化”主张大有打倒同时期其他文体之倾向，如“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一论，自有失之偏颇，全盘否定之弊，然细绎诸说，各时代自有其最擅之文体，实又已是不刊之公论。那么，前所云旧体格律诗词乃至田园诗词在历代的发展，就必然难以逾越“同时代之所胜”，而呈现出“不显”的颓势。再复核以焦循之说，又不难发现其与二氏的显著不同：即以八股制艺为明代之主流文学体式，为“明代之所胜”，不取胡之小说为准的，这一认识实颇耐人寻味：一方面，通俗文学在民国以前未能取得士大夫的普遍认同，其与雅文学的判然分别，实理之必然，即以清乾隆时所编纂的官方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观之，其亦仅于集部列词曲为最末一类，并斥之为“倚声末技”，集部之“闰余”，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将词曲这一发展多年的文体，依然斥于正统文学之外，更遑论其对通俗小说之价值评判；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似又可发现这一说法的另一显著特点，即八股制艺于今世当代而言，往往被斥为“空洞无文”，被视为僵化之文体，而其在明清之际，却能被列之于一时代文体之胜的地位。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去思考的话，我们似乎能够发现，八股文自身的政治特点，真正揭示了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根本原因。
二、“诗缘政”说与各时代所胜文体之关系
“诗缘政”说，首见于唐孔颖达《五经正义》，汉郑玄《毛诗谱》尝论二雅之正经，称“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孔颖达于《毛诗正义》即就此解释云：小雅之为天子之政，所以诸侯得用之者，以诗本缘政而作，臣无庆赏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诗。
这是自先秦“诗言志”（《尚书·舜典》），东汉“诗缘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西晋“诗缘情”（陆机《文赋》）诸论后又生发之新论。
曹胜高先生认为：“‘缘政而作’这一表述，不仅是对此前诗歌功能的总结，而且通过《五经正义》的经典性传播，为唐代诗歌理论提出了一种内在的要求，成为中唐诗歌新变的理论基础，也是宋代诗论形成的内在理路之一”，将“诗缘政”放在唐宋时期诗歌创作的历史活动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诗缘政”在这两个时期的确立与兴盛，往往是出于恢复风雅传统、救助时弊的现实需求。元白发动新乐府运动，提倡诗歌“补察时政”的功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见白居易《与元九书》），即是对“诗缘政”最好的表达；而宋明理学影响下主张的诗歌缘政而作，不仅要求诗歌能够在元白的基础上反映并干预政治，更要求诗歌能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恢复“文以载道”的文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主张文统必须要为政统服务，诗歌要服务于政教，诗歌及文学要成为表达风教的工具。此观邵雍《诗史咏》一诗及朱熹《诗集传序》中之理论主张，又自可考见宋儒立说之不诬。复观当代之田园诗词创作，多有学者与创作者，亦从“缘政”这一理论内涵出发，主张新田园诗词应反映新时代农村的可喜变化，为新时代三农政策张目，成为表达风教的手段，这固然是当代新田园诗词需要也必须背负的时代使命，但这类创作主张是否真的有效促进了新田园诗词乃至旧体格律诗词在当代的蓬勃兴盛的发展？此或又可从“诗缘政”说的另一理论内涵出发，作一细致讨论。
要之唐诗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胜，实与唐代科举制度大相关联，即以唐代科举而言，总分为常制二科，制科不定时举行，以待非常之才，一般举子鲜选此科，常科则每年按期举行，举子常应之常科科目以明经、进士二科为最热，进士科在高宗、武后之后，逐渐发展为最热门之应试科目，并因统治者的提倡而专试诗赋。唐诗之得以兴盛，与科举制艺专试诗赋大有关系，这已为学界多数学者之共识，著名学者、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周勋初先生即认为：“唐诗的繁荣，与其时的科举制度有关，士人如欲进入仕途，必须在诗的创作上接受严格的考验。”即以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力矫唐代骈文骈赋之弊，其影响于有唐一代，亦仅有其共时性，鲜见其历时性之影响，至宋方有“宋六家”，成所谓古文或散文之“唐宋八大家”；又以李商隐本专攻散体，复又以依附令狐楚、令狐绹父子之缘故，遂改弦易辙，以攻骈文，得以与段成式、温庭筠合称为“三十六体”，“三十六体”繁缛雕缋的风格，亦对李商隐诗歌“凄艳浑融”之艺术特色不无影响，温庭筠更是专以律赋为胜（晚唐科举试律赋），号“温八叉”。凡此以上，皆见科举制度所倡，实与文体之发展大有关系。核其最根本之缘由，大概是科举与最实际的政治利益相关联：科举之道，乃立登王侯之门径，科举所倡，自应为举子们所专精，唐诗之得一代之胜，自不能不视为举子们为专精“高考作文”而无意中提升了全体士人律诗的创作水平，从而取得的巨大成就。
若即此而考察，重新审视焦循所持的明代制艺为一代之胜的主张，则自可明了其立论之依据，即明代官方科举对文体的限定，促生了八股制艺在这一时期的勃兴，科举关乎实际的政治前途与利益，故能促进举子与世俗的创作积极性。即以先秦诸子散文而论，其创作的主要目的恐怕亦是干禄之为用，亦与各诸子学派的实际政治地位与政治利益相关联，试观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之百家争鸣，亦不过是争以各家学说，获得当权统治者之信任；是以班固也在其《汉书·艺文志》中主张《老子》亦“君人南面之术”，即便其以“无为而治”作为申论之核心，其主张之重点依然在于“治”；梁、陈之际宫体艳诗的兴盛，也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时统治者文化、审美水平不高，只能关注绮艳的审美对象的特点，而得到的蓬勃发展；《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马二先生，也曾经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虽是封建腐儒为科举荼毒后极为庸俗之成功学观念，但事实上《儒林外史》作为清代著名之讽刺小说，其中各类人物形象自有其时士人普遍面目的典型代表性，以马二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明清故儒，其于科举文学的主张，显是以功利为目标而生发的。故吴敬梓借马二先生之口，也提到了孟子在稷下学宫争鸣的求政治地位的目的，也提到了唐人诗赋求仕客观上促进唐近体诗繁荣的事实。而其议论，竟也不自觉带上了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即认为举业形式之进化，客观上导致了举子不得不随着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如若不然，则自然无法实现“干禄”之目的，即便如孔孟，如生在明代，若不作八股制艺，又“那个给你官做”。
综上所述，大抵“缘政”之义，又可从政治对文体兴盛的促进关系，生发出另一层内涵。
三、“缘政”情结下田园诗词的发展困境与解决方法试析
如果所谓的“缘政”情结真的能如此理解，或者说“诗缘政”的关注现实、“补察时政”的社会功能被普通大众所解构、异化成上文所述的那样成为功利心驱使的成功的手段，那么，当代的旧体诗词乃至于田园诗词就注定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发展境地。诚然，想要创作好诗词，必然要有长期的创作实践和深厚的文学文化积累，但正如前文所说，在当代十分发达的信息时代背景下，想要提起笔来，掌握诗律词谱，亦步亦趋创作一二首近体格律诗词是并不困难的。如果创作的群体基数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精品诗词的产出就是一个必然能够预料到的结果，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这就说明，部分的创作者对诗词的创作选择往往是一种心血来潮的“三分钟热度”，或者说是一种短期的附和，即以本人在高校的教学经历来看，诗词的创作与发表对教师甚至汉语言文学本专业的教师来说，并不能成为晋升职称的核心评价标准（除非作品能够被权威报刊转载）；对学生来说，相对于高中死板的文学鉴赏教育，校园诗教为他们打开了掌握新的创作文体的门径，也让诗词成为了他们短期兴趣爱好中，最能够为他们吸引同伴眼球的足以夸耀的一门技能，但诗词创作趋精所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的积累过程，又让他们倍感艰辛，望洋兴叹，甚至于诗词格律本身涉及到的古代汉语音韵学知识，他们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也就说明，很有一部分诗词创作群体，并没有静下心来真正钻研诗词技法、创作的理论走向和社会功能，他们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事短期的应制性创作。这样说起来，只需要考查记诵的“中国诗词大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性价比更高的一种接触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因为记诵比创作要简单得多，而央视作为官媒，作为最为权威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也让能够在这一舞台上一展风采的社会各类人群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后期可带来的各种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这也是“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能够比“‘聂绀弩杯’大学生中华诗词邀请赛”这类原创诗词创作大赛要火得多的根本原因。那么，回到文章开头的疑问中来，“田园诗派”在当代为什么难以被再度确立，其实也就十分容易理解了。归根结底，当代的诗词创作甚至于新田园诗词的创作，其生发的动机自然出自创作者关注现实民生的殷切关怀，这体现了当代绝大多数旧体格律诗词以及田园诗词创作者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对诗词创作这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往往大力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多数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客观上促进了旧体诗词或田园诗词的复兴。但从学界来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往往占据了对当代旧体诗词乃至田园诗词批评的大半壁江山；从整个社会来说，“文以载道”固然是大众的普遍认识，但是用当代人更为熟悉、熟练的常用的白话口语，抑或散体的语言形式去展现新农村面貌，反映新时期三农新政策的贯彻实施，扶贫工作的有序高效推进，不是更合适吗？为什么一定要用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艰涩难通的旧体格律诗词的方式去进行创作，却又很难与自身的利益生发出实际的联系呢？从这样一种尚还普遍存在的心理出发，我们在当代要实现“新田园诗派”的复兴，从技法层面来看，如何去创作，其实并不重要，从指导思想层面来看，自然要复归到《诗经》的关注现实的风雅传统上，自然要回到白居易“补察时政”的政治关怀上，自然要成为时代的领头羊、歌颂者，但如何真正大量产出精品，深刻反映新时代的农村，却不得不深刻思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直接关联或与实际升学利益的关系（因为现行的高考制度下，作文部分除诗歌外，体裁不限），并同时切实提高部分诗词创作群体的政治和道德觉悟（即要怀有不以名利为第一要务而真正为民书写、为国书写、为党书写的伟大情怀），如果无法实现这两点，那么，新田园诗词无法通过“缘政”成为新时代“之所胜”，“新田园诗派”想要真正被确立起来，则必将经历一个十分漫长艰辛、任重道远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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