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恩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百年来旧体诗词的创作成就不容小觑，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五四”一代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的旧体诗词，哪怕用经典古诗词的标准看，成就也是非常高的。鲁迅的旧体诗词写得很好，他的新诗则是打油诗。对这些旧体诗词，要加强研究，这不仅是旧体诗词自身的需要，还可以引导新诗从这些旧体诗词的创作中汲取营养，因为这些旧体诗词是与古典诗词的审美经验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包含了现代生活经验的审美实践。“五四”一代作家，既写新诗又写旧体诗词的，并非个别。他们在传统诗歌创作方面的经验与新诗创作之间有没有联系？审美及学养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研究它们，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又可以开辟新诗研究的新领域。不过问题是如何把新诗与旧体诗词乃至文言创作融合起来，写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一些问题，下面我就谈些具体看法。

　　现代的旧体诗词要不要在文学史上反映出来？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旧体诗词写得好、影响很大的不在少数。毛泽东的诗词，“五四”一代的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一大批人的诗词，谁能否定他们的成就？问题是如何明确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加强对旧体诗词的研究，引导新诗来吸收古典诗词的营养，让现代的旧体诗词跟新诗在互相切磋中推进中国诗歌的发展，还是仅仅在现代文学史里加入旧体诗词的内容？假如是前者，加强对旧体诗词的研究，引导新诗向旧体诗词学习创作的经验，甚至对兼写旧体诗词和新诗的现代诗人进行专题研究，探讨他们在新旧诗体间跨界游走的创作经验，这很有价值。如果是后者，则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做，并且要在实践中找到可行的办法。

　　在当下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文学史都可以写。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他写他的，大家各显神通，大胆尝试。把旧体诗词写进去，多写一些，甚至列为专章都可以。但关键是你要写出一部在学理和观念上不是两张皮的文学史，在审美评价的标准上不自相矛盾，对文学史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而又不否定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的现代文学史，这就比较难办。

　　能不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文学史？这是一个大的挑战，它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要把问题想清楚。

　　首先，把旧体诗词纳入前面说的带有总体性的、关注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文学史，肯定会改变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评价。比如，对五四文学革命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其主要任务是反对旧思想，反对旧文学，反对文言。实践中有没有过火，是可以讨论的，但它的历史进步性不能否定。假如把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对五四文学革命怎么评价，无非两种方式：一种是就事论事，说它反对文言文，又说它所反对的旧体诗词依然成绩斐然，只列举事实，不给予新旧文学关系的评价。这势必造成我们研究和评价现代文学的困扰。另外一种，仍然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基本标准，贯彻现代性的文学史观，这现在看来难以得到所有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赞同。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影响怎么样评价？这个问题今天会有争议，但是我想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创造了新的传统，确立了文学现代化的方向，而新的传统里又有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东西；它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学与文学传统。这一点我想是不能否定的，否则后面的文学史，包括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五四文化的许多经典论述就得修改。这与政治问题关系不大，是一个文学史的思想逻辑自洽的问题。

　　其次，把旧体诗词纳入文学史，如何处理新旧审美范畴并存的问题？新诗有新诗的审美标准，古典诗词有古典诗歌的审美标准，理论上说起来很深奥，但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余光中的《乡愁》你翻译成七律、七绝，行不行？那不行，改写成七律、七绝，就没有了那种韵味。周作人用白话翻译日本俳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俳句最好的。也有人用中国的七绝来翻译日本的俳句，翻译出来就没有日本俳句的味道了。这表明，中国传统诗歌与新诗的审美范畴之间有联系，但是有区别。把旧体诗词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后面会讲到有另一种文学史），新旧审美范畴并存，会互相打架。这一点在闻一多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闻一多提倡新格律体诗歌，旧体诗词中的平仄、对仗、押韵，到了闻一多那里就发生了转换。对闻一多的新格律体诗怎么评价？是用旧体诗词的标准，还是用新诗的标准？答案不言自明，我们不能用旧体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的标准来评价，只能用闻一多改造后的新诗的新格律标准来评价。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在意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只是就事论事，比如说郭沫若旧体诗写得好，他的新诗打破旧体诗词的格律，彻底解放，创造了自由体诗的范例，同样做得非常精彩。这样写，当然可以，但回避了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讲着讲着，会产生前后矛盾的。

　　最后，会改变文学史通常的根据作品社会影响进入文学史的标准。新文学有一些作品进入文学史并不是因为其本身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并不是这些作品写得多好，而是它的新变与存在的问题恰恰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现代的旧体诗词基本都是作为个人唱和，私人交际，在很小的范围里流传，在现代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像唐宋时代那样的个人唱和酬答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这些没有产生社会影响的作品能不能进入文学史，怎样进入文学史？我想这是一个问题。现代文学史所坚持的标准，是你如果写出来放在抽屉里，那是不认可的，只有产生了社会影响才是文学史所要考虑的。比如郭沫若说他的新诗比胡适写得早，1916年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已经写新诗了。只是因为他写后放在抽屉里没有发表，所以大家不了解。文学史没认可郭沫若的观点，认为胡适是最早尝试新诗的，这坚持的就是社会影响的标准。旧体诗词要全面进入文学史，许多时候就得改变这一标准。

　　上述这些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好，应该是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写出一部大家所预期的那种新旧兼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见到的一些尝试之作，一般是局部性的改良，即上面说到的，选一些旧体诗词挂在其作者那里，回避了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这并非文学史家不努力，而是许多问题还没有处理好，要在实践中来探索。

　　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大致就是现代文学史的史观和具体写法。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还是与元、明、清一路下来衔接的朝代文学，比如民国文学？如果淡化现代性的标准，强调大家都是中国文学，只讲年代的延续，从年代延续上来讲解一些文学的变化，那当然可以搞成一本就事论事的文学史，孔子就搞过“述而不作”，微言大义。可是问题在我们今天讲的现代文学史它有个特定的背景，无论毛泽东还是今天大家都坚持的，认为现代文学体现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现代性转向。现代的价值观继承了传统，它又对传统采取了一种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态度。

　　具体的写法，到底是专注于兼顾现代文学在这个时期的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规律还是不管这个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只限于描述具体的文学现象，比如对旧体诗说旧体诗好，对新诗说新诗好，对当下的古文说古文好，对当下的白话文说白话文好？换言之，要不要悬置五四的现代性转向、五四的新旧文学论战，无视这个转向和论战对后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受此影响，文言几乎已经全面退出社会交际领域的时候，PASS（忽视）五四的这个根本转折，PASS现在的现代语言的语境，当它没发生过一样，只管介绍新诗和现代旧体诗歌？这后一种文学史，也是可以写的，但这是一部断代的文学史，不是现在通行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写出一部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的文学史？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感觉还有另外的文学史写法，比如史料长编。不注重从“五四”到“左翼”，从“左翼”到延安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发展必然性，只是把作家作品列举出来写成史料长编。如果你要写出五四文学革命到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再到解放区文学、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趋势，你回避前述文学运动据以发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仅仅把各种文学，特别是新旧文学混置在一起的处理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可以写不同类型文学史，关键是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要总结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规律，要坚持现代性的标准，你还得沿用现在的现代文学史的规范，最多做一些修正，比如选一些有影响的旧体诗词挂在作者名下，做些评点——仅仅是评点，而回避文学史的规律问题。假如要使一般的读者更多地了解晚清以来我们的文学，包括旧体诗词在内的情况，做一个历史性的呈现，那就做作家作品编年，你想选谁就是谁。

　　再一个方案，就是做专门史的研究。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旧体诗词创作的成就有的超过他们的新诗，只是当年他们不愿意提倡，属于自娱娱人的消遣或者抒怀，没产生广泛的影响。由于文言彻底退出社会日常交际领域，后来成长起来的作家就缺少前辈的那种古文基础，所以到二十世纪末国学热兴起时，不少人竞相创作旧体诗词，说实话，那种兴奋其实是对旧体诗词的误解，以为凑个四句八句、押个韵，就是一首诗了。这样写出来的旧体诗词，许多只是顺口溜。不过，也有写得好的。任何时代，都有奇人。在文言彻底退出日常交际领域的时代，也有精通文言、诗律的人才，写出了好诗。从现代作家到当代作家的这些旧体诗词佳作，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甚至可以在大学课堂里开设专题课，给有兴趣的年轻人一个引导。

　　这样的研究，另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对一些传统文化的问题，比如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国学热的兴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联系旧体诗词的创作，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这样做很有意义。不要以为现代文学学科不重视这些现象，恰恰相反，这是现代文学学科必须面对的重要对象。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它在当下的正面意义与需要注意的负面影响，都可以作为问题来研究。二是有些诗人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词，他们的新旧诗歌经验和诗学思想如何相互影响，成全其创作，同样可以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对于理解文学传统的转化和新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文学史的命名，是“现代”，还是“二十世纪”，我觉得可以讨论。如果用“二十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怎么办？再弄个“二十一世纪旧体诗词史”？我个人的意见，比较起来“现代”这个词更具有包容性。什么叫“现代”？“现代”是朝现代方向发展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要弘扬，但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在我们的观念中仍然在发生着影响，需要清理。怎样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来进行。

　　归结到一点，我非常赞同对现代的旧体诗词进行研究。关键是要写出一部什么样的文学史？旧体诗词及文言文的历史地位，其实不是由文学史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产物，是整个社会的交际语言因为日常交流的需要而在整体上从文言改为白话这一变化决定的，是由这一语言变革背后的价值观念的变革决定的，连文学史本身也是这个历史变革的产物。文学史家没有擅自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那么大的能量。毛泽东同志说“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然而他本人却喜欢旧体诗词，并且乐此不疲，成就非凡。这说明，个人喜好及愿望，与客观情势是两回事，二者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毛泽东的反对提倡旧体诗词，是他尊重历史事实的一种态度。他个人喜欢并且创作旧体诗词，又说明旧体诗词在现代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我们不必从与新诗的相对关系方面来为旧体诗词争文学史上的地位，旧体诗词本来就有文学史上的地位。它的地位，对应于历史的进程，不是对应于新诗，也不是对应于哪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没必要把旧体诗词的入史，与新诗捆绑起来，硬扯住新诗说事，与新诗争个你高我低。这里是历史的现象，不是你高我低的问题。对旧体诗词，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可以写成专门史；也可以尝试调整文学史观，在现在作为二级学科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考虑如何增加旧体诗词的内容。当然，这势必调整甚至改变现代文学史的观念，影响面非常大。如果处理不好，它解决的问题可能还比不上它所造成的问题多。所以我在前面强调，假如写一部我们今天作为二级学科中国现代文学教材的文学史，那么新旧体裁及其背后的思想意识间的评价标准，对文学史的重大事件的评价，是不能回避的，首先要结合实践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把它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