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朝先

　　怨刺诗，又称讽谕诗，因为“针砭时弊”，有如带刺玫瑰，种者不易，受者难亲，致使当代作者多有谈“怨”色变而少有写作，怨刺诗理论研究自然更加贫乏。其实，怨刺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怨刺诗最早见于《诗经》，有人对《诗经》中的讽谕怨刺作品进行过统计，计164篇，占总篇数的54%，其中名篇《硕鼠》至今仍脍炙人口。以后历代怨刺讽谕作品，数量之多，品位之高，自不必细说。关于怨刺诗的理论评价，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高度概括了诗的四大社会功能，其中“可以怨”，指的就是怨刺诗。当代诗词不能没有怨刺诗。为了全方位振兴当代诗词创作，从探索与学习出发，结合自身实践，本文谈点相关写作体会。

一、怨而不诽不伤时

不少作者对于怨刺诗的“不想写”或“不敢写”，一个重要原因是怕“伤时”，怕因“伤时”而“伤身”。对此，笔者的认识有两点：

　　一是社会方面。应当承认，历史上确实有过许多因写怨刺讽谕诗招来“文字狱”或“莫须有”罪名的事实。但如今时代不同了，不仅“言论自由”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文化自信”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文字狱”之类已成不齿于人言的荒谬之辞。事实上，只要承认社会存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矛盾和斗争，承认其矛盾和斗争正是推动社会前进和发展的辩证法则，那么，表现为现实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怨刺诗，就永远不伤时，不仅不伤时，而且正是我国社会主义诗歌艺术不可或缺的一翼，如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予我们的答案：“讽刺是永远需要的。”

　　二是个人方面。主要是作者必须明确怨刺诗“怨”什么、“怨”自何来和如何“刺”的问题。

　　关于“怨”什么，古人曾经有过多种解释，最有代表性的是孔安国的批注：“怨刺上政。”但历代对此有不同看法，如黄宗羲说“怨也不必专指上政”（《汪扶晨诗序》），包括人们某些正常的要求和欲望，在遭受外来压抑或否定时，也会产生怨。钱锺书先生198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次“诗可以怨”的专题演讲中说，“怨”可以是诗人对心中郁结的“排遣、慰藉或补偿”，是诗人个人情怀所遇的情感表达。所有这些，是对“怨”什么的回答，也可以说是怨刺诗创作题材的范畴。

　　题材是一种客观存在，与伤不伤时并无关系。面对同样的题材，为什么有人会产生“怨”，有人会产生“爱”？从“怨”的角度说，就是“怨”自何来的问题。对于“怨”自何来，辛弃疾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怨无小大，生于所爱”（《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诗人是时代的先觉者，又是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在“忧国不忧身，忧民不忧己，忧道不忧贫”的情怀中，诗人忧患天下，正是出于对天下之所爱。因为有爱而生忧患，因为有忧患而生怨恨，所以才有诗人心中的“怨”和笔下的“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忧患出诗人”，不是专指民族危亡时的忧患，凡社会有腐朽、有落后、有矛盾、有斗争，就会有诗人不同的怨恨和忧患，核心就是诗人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问题。当代诗人应当以民族复兴和关注民生为己任，又何有伤时不伤时之说？忧患是怨刺诗的灵魂，这就是怨刺诗创作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前提，由此也就决定了对题材的看法和取舍。

　　关于如何“怨”，或曰如何“刺”的问题，实际上，认识了“怨自何来”，“如何怨”的问题也已经解决，因为“如何怨”实际是作者的思想方法问题。就思想方法说，宋代朱熹的主张是“怨而不怒”。其实，“怨而不怒”不一定正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愤怒出诗人”，因怨而致深，能不怒乎！例如，对于当代危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腐败罪恶势力，我们能不怒吗？至于如何“怨”、如何“刺”，笔者的体会是“怨而不诽”。所谓“怨而不诽”，一个基准点就是怨刺诗应有的实事求是，是从事实出发的婉而托讽，醒世警人。例如，怨刺诗作为艺术，允许夸张，但形象的夸张却不等于事实的夸大；怨刺诗有其荒诞诙谐的艺术特色，但其谬悠的荒诞和诙谐，不等于是形象的丑化。因此，就思想原则说，对于事关政府工作的某些不足之处，以及包括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某些不良因素，我们的“怨刺”，更多的应是批评与劝谏；即便是对于仇视的对象，例如对于腐败，我们的怨刺可以“怒”，却也不是谩骂、侮辱。因此，坚持“怨而不诽”，不是“伤时”不“伤时”的问题，而是诗的艺术要求和诗人应有的道德品质与胸怀。2018年，笔者依据电视新闻公布的事实，创作了一首《值中美贸易摩擦访陶公问豆》：

　　当年误说豆苗稀，未料今朝草更肥。

　　何必向人求栈豆，田园将去胡不归？

　　这是一首针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诗，诗中基于两个事实：一是在美国提出对中国出口产品（其中包括大豆）增加关税后，中国有关部门的回应措施说，如果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口大豆，中国可以改从加拿大、巴西等国进口；二是当下全国许多农村土地大面积荒芜，也可以种上大豆。于是，诗借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来比喻说事，指出中国也能自己种大豆，为什么要依靠进口来维持国内消费？诗中有诙谐，有讽刺，但主旨却是对国家相关政策和工作的批评与劝谏，同时也是一种建议。如此，能有什么“伤时”不“伤时”呢？

二、怨而不哀扬正气

怨刺诗创作多取材于社会丑恶和不良因素，似乎是将事物引向消极和哀伤，这是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创作理念问题。笔者认为，怨刺诗的功能在于揭露，这是因怨刺诗的“怨”与“刺”特征所决定的。但怨刺诗的揭露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怨刺诗的创作目的，在于将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且揭露其种种罪恶本质，借以传达人民群众的呼声，给予人们清除丑恶与不良因素以信心和勇气。所以怨刺诗的一个重要创作理念，是利用诗的道德祭坛，用以弘扬正气和助推社会正能量。

　　怨刺诗“怨而不哀”的又一个思想原则，是诗人独具的哲人眼光和智慧，是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并且善于透过现实看到未来的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能力。这是因为，对于任何丑恶，只揭露而无分析，不能给人以警醒；只暴露现实而看不到未来，不能给人以力量。怨刺诗同其他诗词比，可以说是一种特殊诗体，怨刺诗的作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诗人群体。说其特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怨刺诗要想“怨而不哀”，首先必须要求怨刺诗人是一群“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怨刺诗作品必须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诗。“怨而不哀扬正气”正是怨刺诗人当仁不让的崇高职责。这方面，笔者作过一些努力，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怨刺诗创作，尤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先后创作了《杂吟》（计26首），以及“三怨”（《征地怨》《拆迁怨》《买房怨》）、散曲“四叹”（《裸风叹》《赌风叹》《假风叹》《酒风叹》）等作品，让人们在乱象中看到腐败本质，以此发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息。其内容，有民风问题，也有官风问题。在此各举一例，以陈微言：

　　民风方面，如：

　　【正宫·塞鸿秋】裸风叹

　　虽不说女人寸肉为羞戒，也不该丢衣卸裤把风情坏。似乎儿一丝不挂心才快，恨不得把祖宗八代连根儿卖。时髦学不来，只把肌肤赛。唉，东方欠了风流债!

　　这是一首散曲，作于1996年。当时，在社会风气日趋西化的过程中，女式服饰流行风一浪高过一浪，几乎到了以脱光为美、脱光为荣的程度。作品反映的就是此种不正常的民风问题，弘扬的是中华民族应有的传统审美观，发表后引发了不少社会共鸣。

　　官风方面，如：

　　稻草人

　　威严拉大驾，终日守闲身。

　　两袖清风里，无非也像人。

　　此诗作于2015年。此时，中央提出的八项规定和纠正四风已深得民心，强力反腐也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是，一些党政机关又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现象。有的干部，因为限制了公款消费，不能以权谋私，为表现所谓“洁身自好”，不犯错误，坐在办公室里啥事不干，对待群众更是满口官腔，俨然一副“官”相。这种现象虽然表现在极少数人身上，却反应出反腐斗争的新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及时指出，便以“稻草人”形象给这类干部画了个像。

三、怨而不疲怀天下

社会总是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以及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和斗争中前进的。怨刺诗创作，不是娱于一时的喜怒哀乐，也不是人生苦乐的调味品。以忧患为灵魂的怨刺诗，是诗人精神世界的真诚反映，有如人体内的血脉，是随着心脏跳动无时无刻不在搏动的，每天都应蕴含在诗人的情感之中。从感知方面说，应当有一种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到忧怀天下，怨而不疲的自觉性。1999年底，笔者“退居二线”赋闲在家，开始了为平民的文笔代言服务，而且一“代”就是15年。在完成一篇篇诉讼、上访等文稿的同时，我的笔下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首首有针对性的怨刺诗作品。也只有在这时，我才真切地体会到杜甫所说“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和白居易所说“心有千载忧，身无一时闲”（《秋山》）是怎样一种心境。要说在此以前，我的怨刺诗创作表现的是一种感于一时哀乐的行为，那么通过这15年的“代笔”感受，我的怨刺诗创作，则是融进了我的血脉和纵笔于万象之中。2009年，在我代笔10周年的时候，我作了一首【中吕·十二月带过尧民歌】《代笔十周年记》的散曲。曲云：

　　驾不住的车飙酒狂，抚不平的私怨公伤；道不白的贪赃法案，惜不完的艳恨情殇；劝不停的乡民上访，扳不回的占地夷房。 去匆匆十载时光，说休闲却是闲忙。看寻常事岂寻常，不思量处费思量。彷徨。便民誉满乡，一纸书生枉。

　　“百无一用”的一首诗。但我觉得，在这“百无一用”中，却有“一用”，那就是诗人的良知留下的一份份社会记录，虽说这种记录是不足看重的微言，但在艺术的祭坛上却有着它应有的光亮。

四、怨而不谑求创新

怨刺诗，在一定意义上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政治诗，但它又是艺术。说怨刺诗是政治诗，它的创作是严肃的；说怨刺诗是艺术，它的创作又是灵活的。只不过，无论政治性或艺术性，它们的共同点则是，说“怨”，必须“怨”得得体；说“刺”，必须“刺”得得当。怨刺诗的创作与创新，都不能离开这一原则。与此同时，说怨刺诗又称讽谕诗，是说怨刺诗的艺术手法有与讽谕诗的相同之处，比如幽默与诙谐等。但怨刺诗的严肃性又有别于讽谕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怨而不谑”，不能以戏谑、逗趣的方式诋毁怨刺诗的严肃性。在怨刺诗的艺术创新方面，笔者有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

　　（一）美丑兼融，以美刺丑。2015年4月，笔者第四次到韶山，有一首《四访韶山瞻毛主席遗物馆》：

　　鹃花又织韶山愿，遗物馆前倍感深。

　　芒履走来开国路，褴衫裹尽爱民心。

　　粗茶淡饭盘飧浅，冷褥寒灯夜漏沉。

　　最是寻常支付账，清明如镜照当今。

　　诗的本义是通过馆藏毛主席的一件件遗物，对一代伟人丰功伟绩和情怀的颂扬，却又通过最不起眼的日常支付账目，体现毛主席一生无比廉洁，清如明镜，借以怨刺一些贪腐现象。是以美刺丑，一诗兼融。

　　（二）发问于无，以无胜有。发问是历代讽谕怨刺作品多见艺术手法之一，常用方式有明问、暗问或明知故问等。笔者有一首《柳絮》咏物寄怨诗，用的是“发问于无”。诗云：

　　身轻谁看重，落落满天涯。

　　能在春风里，无根也是花。

　　诗的本义是以柳絮咏农民工。其中“无根也是花”自然是对农民工的颂扬，但前提是“能在春风里”。这里有一个无声的发问：“不在春风里呢？”自然指的是全国各地多有发生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问题，如此，四处漂零的柳絮还能是“花”吗？

　　（三）翻旧为新，寓于联想。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有一首《泸定桥》：

　　一索横江悬铁链，枪林弹雨过千军。

　　谁言浪下无声骨，不是春风万户人。

　　末二句是对唐代诗人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陇西行》）的翻新句，是让读者由此联想到，古人是如此地怀念在战争中失去的亲人，今天，革命胜利了，祖国繁荣了，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是谁还能想起那些为国牺牲的革命先烈？此诗是对那些忘记过去，忘记革命初心，只顾贪图个人私利者的怨刺。

　　（四）小中见大，借物寄讽。2017年秋，笔者有一次回乡，于乡居中逗留一整天，没见到一个人影，唯有在邻居的一个小院中，见到满树成熟的杮子任由鸟儿糟蹋，即成诗一首《杮子红时》：

　　闭户重墙小院中，枝头满目挂灯笼。

　　自来自去无声雀，直把丰秋啄到冬。

　　杮子红了，无人收获，连偷摘果子的顽童都没见一个。为什么？没人了，农村的“空巢户”正在向“空巢村”演化。

　　怨刺诗的艺术手法是不一而足的，关键在诗人的情感和认知事物的能力。怨刺诗当然也不是能被所有人待见的，但它却是时代的警铃和呼声。“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