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帆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现代精神的标榜，旧体诗词赖以存在的语言表达模式被文学革命炮轰，古典诗的核心精神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以现代精神烛照的现代文学长河中，古典诗词被摒弃在主流之外。现代新诗更适宜表现现代生活，是新文化运动前后诸多女性诗人的理性共识。但是，继续书写旧体诗词，却也是她们真实的创作状态。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的新旧诗体选择，有着极大的复杂性和可被探究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试着从新旧诗体选择的角度切入，通过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历史语境与女诗人个体微观语境的双重互动入手，指出女诗人诗体选择紧张背后的可能性原因。

一、“五四”时期女诗人新旧诗体选择的紧张

在“五四”时期女诗人陈衡哲看来，旧诗的表意方式无法与新诗相比，新诗形式是自由且有创意的。那么，这样一位自称对旧诗被动接受的女诗人，她的旧诗创作状况又是如何的呢？在陈衡哲赴美留学期间，面对客居异乡的孤独，她选择以旧体诗《西风（西风兮西风）》《寒月》《西风（夜闻雨敲窗）》《夕照山暮望》《召夕列》等等书写内心的隐秘郁结。显然，在新旧诗体之间，陈衡哲以理性认知赞赏现代新诗，但是却以写作旧体诗的实际行为，表明她对旧形式的接受与认可。这是转型期女诗人陈衡哲在新旧诗体选择方面紧张状况的表现。再来看女诗人苏雪林。在新文化运动进行地如火如荼的1919年，苏雪林有旧体诗《十一夜风吹窗户开衾帐皆被掀落戏作歌》写“狂风忽作不速客”“忽被惊破如断壁”的生活困窘，读来颇有杜工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神韵。面对辛亥革命成功八载这一极具现代性的日子，苏雪林选择吟诗《双十节夜游天安门》一首，并发出“可怜八载经离乱，回首兴亡欲断魂”这一直追陆放翁的诗语。就连女学界到校演出“世外天”现代舞蹈的时机，苏雪林也以旧体诗《观女学界演世外天及一烟一现诸艺》吟哦。由此可见，苏雪林对自己新旧诗体选择的表述，与其实际创作有较大出入。新旧诗体选择的紧张状况，还表现在女诗人庐隐身上。在五四运动之前，庐隐在北京女高师是接受了系统的旧诗学习的，而她自己在旧诗创作上也颇下功夫。就庐隐而言，她虽然自述自己极力学习新文学、从事新诗写作，但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她也并未放弃旧体诗的书写。同样，这体现出庐隐对自己诗体选择的言行不一。

　　以新文化运动为源头的新旧嬗递，促使旧体诗被迅速边缘化。作为旧形式在新时代的典型表征，旧体诗以其文类的不合时宜而遭到女诗人言语上的刻意冷落，新诗作为现代性的代表，被女诗人先验性地涂上了进步主义的理论色彩。但是，从创作实绩而言，转型期女诗人又鲜少放弃旧体诗词的创作，在新旧诗体的选择中，她们又坚持用旧诗书写情怀。这由此造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新旧诗体选择的紧张状况。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一文学现象？或许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语境与女诗人个体微观语境的双重互动中寻找答案。

二、“五四”时期女诗人选择新诗的时代语境与创作困境

1917年1月1日，阳历新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出现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在写作并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留学美国的胡适仍困扰于周遭友人对自己“文学改良八事”的反对。之后随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周作人《人的文学》以及胡适的另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对文学革命的继续倡导，使得“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①鲁迅：《〈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331页。可以说，自新文化运动始，“五四”一代文人对古典文学的重新评价，改变了千百年来既有文学史的价值观，以旧体诗为核心的古典文学遭到炮轰，旧体诗彻底被驱逐至历史边缘，而现代新诗以其新的表意格式和审美经验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胡适也曾在《论新诗》一文中这样评价现代白话诗运动，在他看来，现代白话新诗的倡导是可以与辛亥革命相比肩的历史事件，是“八年来的一件大事”。②转引自谢冕：《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页。由此可见现代新诗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地位与价值。而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面对现代新诗一跃而上历史舞台的文学语境，女诗人也敏锐意识到了现代白话新诗的重要性，并对其发表支持性言论与看法。如女诗人陈衡哲，她曾言“我同情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学（指胡适——笔者注）倡导用中国的白话取代文言，并以白话作为国民文学之本的努力。当其他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反对他这种文学革命的设想时，只有我给予这个孤独的斗士以道义上的支持。”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已然将新诗神圣化，并将其奉为通向现代的不二法门。那么，既然已经认可了现代白话新诗在文坛的合法性地位，为什么还要使用过时落伍、不合时宜的旧诗进行创作？或许理性上意识到旧的感性力量很难表达新时代的愿望与生活内容，但是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却未必能找到并使用符合新时代的感性力量，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面临的现实困境。③[韩]洪焌荧：《郁达夫文类选择及其文学理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1），第165页。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诗人理性上已经意识到旧体诗词的不合时宜，但是在选择现代新诗进行创作的过程中，面对重建其表意格式与审美经验的艰难，却也让她们对新诗写作浅尝辄止。

　　新文化运动砸烂了以古典诗为代表的古典文化，旗手胡适以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诗集《尝试集》，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自我证成现代文学的合法性。可是，胡适《尝试集》中的现代白话新诗究竟是些什么样子的诗歌呢？这里有可被视作旧体诗的《蝴蝶》《赠朱经农》《中秋》《江上》，还有可被视作词的《百字令·几天风雾》《如梦令（二首）》《生查子·前度月来时》，而在剩余的现代白话新诗里，真正能被称得上艺术性特别高的比较少。可以说，作为新诗写作第一人的胡适，他自己在现代新诗的创作中都表现出不知所措与左支右绌。这其实说明在文学革命之初，究竟何为现代白话新诗，现代白话新诗如何写，什么样的现代白话新诗是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审美性的，是复杂且颇具争议的。新诗是由中国社会情势催生出的产物，艺术酝酿和准备方面的不足，导致新诗根本没有充分的时间打磨自己，①殷国明：《机遇和挑战：关于新诗百年文化境遇与命运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17（6），第98页。这便由此造成在新诗发展过程中，不同力量冲突、不同诗歌理想博弈贯穿始终，没有可以统摄全局的价值标准判断、审美评鉴指标，也成为新诗自诞生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新诗写作的困境，还表现在女诗人沈祖棻身上。曾任中央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的徐仲年，在评沈祖棻的新诗创作时，指出其虽在作新诗，但新诗中却表现出沈祖棻受古诗词影响甚深，如在《泽畔吟》一诗中，“空凭吊汨罗的冤魂”一句是长短句的笔调，“不要问湘水有多少深，将惭愧抑安慰于主人的情谊呢”则脱胎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②徐仲年：《原序》，载沈祖棻著张春晓编：《微波辞（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无独有偶，张天翼在谈到冰心的新诗《赴敌》时，也指出整首诗是带了讽刺的口吻，是用旧诗的调子写成的③转引自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概而论之，一方面，面对需要重建表意格式与审美经验的新诗，面对全新的现代新诗写作，在不熟悉的情况下，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只能借助既有经验——参考旧诗体例，可是对诗歌现代性的要求，却也推逼着她们要超越旧体诗的体例。另一方面，当她们选择模仿现有新诗体例进行创作时，不仅发现现有新诗作品之不完备，同时也发现新诗语境之嘈杂，各种学说、理论轮番上演。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转型期女诗人只能是写出那些带有“骸骨余温”的现代新诗。而当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无法应对新诗写作的困境，转而回看旧诗时，旧诗以其文类意识，不断召唤着她们的回归。

三、“五四”时期女诗人选择旧诗的现实考虑与深层动因

苏雪林在回忆自己幼年写旧诗经历的时候，提到：“十二三岁时所诌都是些五七绝之类。十六七岁开始学作五七古长篇，因负笈学校，功课太忙，没工夫常弄这玩意。但每年暑假回到万山中的故乡，必抄录唐宋明清名家诗歌，以供讽诵。”④苏雪林：《谈写作的乐趣》，载苏雪林著沈辉编：《苏雪林文集（第3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可见，十六七岁时的苏雪林便靠暑假写旧诗以缓解自己过重的课业负担。在庐隐看来，作旧体诗部分是为了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在闲暇中独自体悟心内情感。至于女诗人陈乃文，她在辨别新旧诗之争时，曾指出：“‘美的文学’，则用文言，应用文学，则用白话。”⑤陈乃文著张晖整理：《陈乃文诗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虽然各人对美的标准不同，但是应用文学之标准，大抵内核指向的是功利性与实用性。在这个意义上，在陈乃文看来，白话文学，是属于应用性强的文学类型，而文言，或者旧体诗这一文类，就不是为了实现其工具性——服务现实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为了无功利性地自我沉醉与欣赏，为了超脱现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应用白话相比较的“美”的旧诗，确实是“无用的”，是陈乃文在从事应用白话文学之余，用以缓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压力的。而如果深究这一现实考量——用旧体诗缓解现实压力，我们会发现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对旧诗的选择，背后有着更为隐秘的缘由。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用古典诗这一抒情文类寄托情思，可以说，感时忧愤、借古讽今、羁旅别离、伤春悲秋等等情绪，大部聚集在古典诗这一文类里。在这个意义上，古典诗就像是一口内蕴丰富的窖藏，内里蕴藏着诸多抒情主体有关民族心灵与文化美学的集体想象。反之，当抒情主体试图表达个人情绪时，他们也大多从古典诗这一抒情文类中，摘取适合自己的情绪与情感。如学者刘纳所言：“在旧体诗的表达方式和它所对应的情感现象之间，早就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⑥刘纳：《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3），第196页。如女诗人冯沅君，在她作旧诗的现实考量背后隐匿着她借助古典诗安放自我的尝试，以及书写民族精神与美学经验的努力。面对个人灾难，诗史的叙事传统总是诱惑着诗人象征性地去表述灾难。而在共享那些象征灾难的民族集体心灵过程中，抒情主体总是以带有悲剧性氛围的自伤、哀情来面对历史，呈现灾难背后主体与巨变的情境交织认同的审美姿态，⑦吴盛青高嘉谦：《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一个视域的形构（导言）》，载《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辛亥前后的文人、文学、文化》，吴盛青，高嘉谦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所以，相似性词语、典故乃至“风味”的诞生，也就成为应有之义。这也是为什么多年后在读到悼姊文时，女诗人凌叔华倍感相似的原因。可以说，那些名贵的悼亡文，无一不是从民族心灵的集体想象中采撷情感，而这在创作之初被采撷出的情感，在旧体诗诞生之后，又躬身返回民族心灵的集体想象这一情感圈，成为其情感意蕴的新的构成部分。就是在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个体悲剧的情感，日渐凝聚、逐渐庞大成为集体民族苦难，而民族苦难背后集聚的精忠报国气，又生发出义无反顾的使命感、以国为己任的责任感等其他情绪。在这个意义上，在传统文化落幕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旧体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其特有的诗体意识或曰文类意识，在凌叔华面前展现着“旧形式的诱惑”⑧刘纳：《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3），第188页。。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现代新诗占据诗坛核心地位的文学语境，女诗人大多从理性观念出发，指出现代白话新诗创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是，面对现代新诗必须重建其表意格式与审美经验的艰难处境，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诗人有时觉得力不从心。而当她们无法应对新诗写作的困境，转而回看旧诗时，旧诗展现出的文类意识，向她们昭告着一个审美意涵上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借由旧体诗，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彰显着她们借助古典诗安放自我的尝试、书写民族精神与美学经验的努力。也是由此，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的新旧诗体选择呈现出异常紧张的状况。但是，这一现象不只限于女诗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男性诗人，他们的新旧诗体选择同样呈现出了紧张状况。如讲“好诗被唐人做尽”①鲁迅：《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但仍作旧诗六十余首的鲁迅；言旧体诗“随写随丢”，却同时又承认旧体诗“更暴露自己情感”的茅盾②沈霜：《〈茅盾诗词集〉后记》，载《近百年诗词集序跋选》，毛大风、王斯琴选辑，杭州：钱塘诗社，1991年版，第191页。；“勒马回缰作旧诗”（《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的闻一多；以及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中说，目下在流行着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于自身而言，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③郁达夫：《骸骨迷恋者的独语（摘录）》，载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的郁达夫。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男女两性诗人，他们在进行新旧诗创作时均呈现出左支右绌的诗体选择紧张状况。只是，以郁达夫、叶圣陶、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在现代新诗与旧体诗的选择中，他们较多地以旧体诗作为表现他们传统士大夫情怀的载体，⑤刘纳：《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3），第202页。书写自我体验。而面对男性诗人的负重前行，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在士大夫的儒家文化里左冲右突，而是如何在新时代里用诗歌这一工具表现自我、书写性灵。因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价值的重估，使得女诗人突破了传统闺阁的局囿，走出家庭、走进社会，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现代职业等全新的生活经验与日常体验，为她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题材表述与主题展现空间。诚如学者杨义指出：“‘五四’时代，中国女性第一次得以挣脱家庭女奴地位、以平等的人的身份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中国的女作家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在‘人’的位置上言说自己的心声。”①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她们艰难地用现代新诗书写经验，还是试图借助旧体诗回归古典文化氛围，她们新旧诗体写作

　　的目的，都是为了表达自我、为了体验性情，而这样的文学写作，无疑与现代性审美有着部分相通之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诗人，以她们的旧体诗书写行为，彰显着旧体诗词不同于古代的审美现代属性，也是依托新文化运动时期女诗人对旧体诗写作的思考并坚持。在之后的抗战年代，女诗人以她们的史家之诗继续书写着女性旧体诗词的历史浮沉与演变趋势，对古典诗词进行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