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宝

　　这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元月初版发行、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第四十七版增订的《中华民国小学教科书历史启蒙》课本，为上海棋盘街交通路新学会社发行，是当年坊子铁路小学的历史课本——

　　我走进曾经是坊子铁路小学教员休息室的地下室，这些压在箱底的书籍显现出来，我似乎听到一声脆响，在时间轴线上，总会有人不经意地弹响这根被遗忘的琴弦。同学的祖父十八岁起便在此任教，教了一辈子书。我记得八十多岁的他留着白胡子，微风吹过，胡子在他下巴上飘动起来，让人想到“痒痒”这个词。祖父穿原白色的棉布褂子，洗得干干净净，眼睛明亮得像猫。他给我们讲《诗经》，讲“鸿雁于飞，哀鸣嗷嗷”。那时我们正青春年少，刚刚上初中。只记得祖父的手指苍劲，努力弯下腰去，屁股下面坐着的枣木马扎翘起来，发出吱呀的响声。祖父手里捏着一截粉笔，门前的槐花正在开放，雪白的花瓣落了一地。他轻轻将花瓣拂开，在水泥地上一笔一画地慢慢写下诗句。那些诗句在阳光下闪烁，宛若浮在水面上的掠影。

　　前几天同学清理小库房，在木箱里忽然发现了祖父的一摞课本，他怔怔地站在昏暗的空间里，一本一本书抖落出来，呛人的潮湿与霉味让同学打了一个喷嚏。同学打电话给我，让我把这些书拿去：“送给你，也是这些书的好归宿。”

　　民国时期的课本五花八门，各地并未完全统一。这本新学会社出版的历史课本同样符合这种情况。新学会社始建于辛亥革命期间，由宁波李镜第等人创建，后总部迁至上海，又在济南、奉天、汉口、广东等地开有分社。李镜第是宁波人，大海赋予人们渔盐之利，作为盐商，少年时他即富甲一方，成了甬地盐商的领袖人物。而立之年，他被晚清朝廷册封为鄞县“盐司”，授予从四品官衔，若以九品十八级序列计，相当于宁波府同知（副市长）之职。职位伴随既有的号召力，使他可以放手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国民思想禁锢，需要进步人士的唤醒，开办新学会社是当务之急。1919年，鲁迅的《药》在《新青年》上面世，一个血馒头咬着牙要撕碎民间的麻木。发现国民麻木的不止鲁迅一人，早年，李镜第与康有为私交甚笃，两人经常诗词唱和、互赠楹联条幅，但是，雅士间的志趣又能走出多远？友谊的转折切口很小，但是创面将不可愈合。新学会社的故事很多，其间聚集了许多进步人士，他们聚在一起，编书撰字，将一波一波思潮送向远方。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李镜第以校董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学校的二百多名师生走上街头，淋着雨赶到江北岸外滩英国领事馆去递交抗议书，在领事馆门前慷慨激昂地声讨英国巡捕的罪行。生死一瞬，射出枪口的子弹无知而无情，在二十世纪初，敢于跑到英国领事馆门前发声的中国人，的确寥寥无几。近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枯枝败叶堆成时间的灰烬，汗水、泪水与热血同时迸入时钟的刻盘，一本薄薄的历史课本，收纳了时间的呐喊。

　　这本课本的定价为大洋二角，民国十五年的大洋二角，放到今天有了收藏价值，品相好的，大概可以卖到一千到两千人民币。放在当年，这个面额不贱不贵。1911到1920年间，在上海一大洋可以买三十斤大米，或者可以买八斤猪肉。那么，二角就可以买六斤大米，或者一斤六两猪肉。二十世纪初，工业革命成就了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除却美国的牛仔与淘金，更加重要的钢铁、石油、汽车和化工业使美国迅速发展为超级大国。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于是，扩张造成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与德国开战，战场就在山东。日本胜利，日本人胜利的果实是将胶济铁路占为己有。尽管中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战胜国，由于国际力量上的巨大差距，却无权分到半杯羹，切好的蛋糕早就有主了。于是，举世瞩目的“五四运动”爆发，觉醒的中国人懂得了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引起了美国人的重视，中国人在各种力量的压榨下，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胶济铁路的路权终于1923年1月1日自日本人手中收回中国——尽管赎金巨大，尽管条件苛刻，但是至少在权益上取得了一丝胜利。

　　早在1900年，美国已经是高楼林立，证券公司布满了华尔街，穿着高档西服、手里掐着报纸的中产阶级满大街都是。1909年，福特公司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天五美元。而此时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一天的工资是多少？仅仅几文钱，除了果腹，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当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时，人们的理想也是原始的，买房子置地，扩大祖业，纯粹的老实巴交种地干活，似乎成就不了理想。于是，充满了“民间趣味”的百姓“手段”就会浮出水面——绑票、抢劫成为常态。辛亥革命前后，山东匪患已经相当严重，严重到海上有海匪，路上有土匪，山上有山匪，可以说到了无处无匪的境地。1914年9月日本出兵山东，占据青岛和胶济铁路时，又从东北招募胡匪为其扩张，更使得山东的土匪越聚越多。土匪的“道理”就是手里的枪，而文人的道理一直斯文，除了笔，就是街头的呐喊了。

　　二十世纪初的近代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或许可以从外国人的眼中看清。在《德国公使夫人日记》中，海靖夫人于1898年5月13日写道：

　　门前灰飞扬，臭气熏天的街道上站满了数不清的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塔林饭店里坐着北京城里所有的欧洲人，一直堆挤到了屋顶上。亲眼目睹我们的亲王如何居高临下地对待中国人，让人感到非常惬意。

　　一年后，她在1899年6月6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今天我们抵达了长崎。驶入长崎港的沿途风光十分迷人，在看惯了中国令人绝望的灰褐色后再一次见到绿葱葱的青山，真是一种无比的快乐。我们住在非常舒适的长崎宾馆里，这是一间充满了文明气息的屋子，街道一概干净，行人看上去也都经常洗浴过，这一切与三年的北京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首都的北京都不过如此，那最为底层的农村又是什么样子？德国人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旅行日记中也写到了中国人的形象，他认为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人“脏”，喜欢拥挤地居住在一起，胡同里无不污水横流，细长的辫子里长满了虱子。少年则同父辈一样，不喜欢学习，没有创造力，整天坐在门前发呆，像一个个垂暮老人。

　　二十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早就发现了国民的麻木不仁，越来越多的启蒙者涌现出来，他们办刊物，做课本，奔走于理想的尖端。这本课本，这本启蒙历史读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此课本为线装石印版，由于酸性化学元素的介入，石版印刷的书籍不易保存。近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历史事件一件跟着一件，当年的事件成为真正的历史，当年的课本却无人再去翻动。也正因此，课本的纸张与字迹依然放射着时间的光亮。打开书页，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当年小学生学习的历史的部分内容。为了提高小学生的阅读兴趣，读本几乎每一页都刻有插图，以人物、地图为主，画面非常生动，也有以故事为内容的插图，例如徽钦二帝被掳图，内容人物就有九人，把徽钦二帝受辱的表情也刻画得凄惨逼真，很有后来我们看到的连环画的风格。课本内容是大字，颜书繁体。可惜的是，当年整理这个读本有着很大的局限，内容过于跳跃与单一，只挑拣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历史事件作为概括，人物生平过于简单，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单薄，也许是考虑到小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限，所以，也是情有可原。如今来读此书，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现摘抄一段：

　　张勋任徐州督军，蓄辫不去，忠于清室，素为民国患。六年夏，黎（元洪）大總统因事召勋入京，勋带兵入，首先要求解散国会，重组宪法，议行，而康有为亦秘密来京，哭于七月一日，拥护清帝宣统复辟，迫黎退位，京师骚然，各省纷电反对。冯国璋段祺瑞进兵征讨。张康遁，而复辟遂归泡影。

　　此书出版于1926年，距复辟只有十几年，此事已不算是历史，而是时事了，所谓历史启蒙，其实夹带了“私货”，让人失笑。“哭于七月一日”短短几个字，就将康有为的面容刻画得入木三分，更让人感叹世事无常。互赠楹联条幅的友谊不复存在，只有对复辟情结的深深憎恶。康有为是哭自己，还是哭宣统呢？国人的命运由此又将何去何从？读本很薄，容不下太多思量。

　　课本记述得非常简单，将有太多故事隐在简单字句之后。如第五十五课中写道：

　　武宗、世宗、神宗。明至中叶，内忧外患，相继而起，武宗时宦官刘瑾用事，世宗时奸相严嵩专权，鞑靼势既复张，倭寇屡来侵扰（倭寇为日本海贼），神宗之世，张居正当国……

　　简短的记述中藏着多少故事啊，只这一课，可以让一个历史老师讲上一天了。当时铁路小学的孩子们，听到明朝的那些人与事会作何感想？课本用圆圈为断句或加重提醒，在关键人物与事件旁边加以圈点。那时，竖式排列的标点符号尚不完备，且以古法向右侧翻页，拉长了时间的仪式。

　　铁路将远方的距离拉近，是进步思潮的前沿。这本“时尚”的历史课本沿着铁轨一路高歌猛进，走进铁路小学的教室。胶济路权自日本人手中收回前，胶济铁路共有六所铁路小学，分别是高密、坊子、青州、张店、淄川、博山小学。在鲁案善后谈判时，日本人坚持“继续租用坊子、张店、博山三所学校”并如愿以偿，非但如此，实际上还无偿借用了淄川小学。胶济铁路管理局实则只接收了高密和青州两所小学。

　　接收后的胶济铁路迅速规划其教育事业，并很快卓有成就。1923年5月，高密铁路小学成立；1924年2月，四方铁路小学开工建设；1924年8月，青岛市两级小学设立；1928年，坊子铁路小学建成；1930年，淄川铁路小学创设。为培养中国下一代，对课本所授内容也做了许多调整，这一册历史启蒙课本也在调整之列。

　　坊子火车站仅职工就有几百人，职工孩子就读于铁路小学，同时，有些地方人士也将孩子送到铁路小学读书，国弱家贫，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中国。当年的小学教员中也有许多进步人士，包括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在内，都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同时也在学校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一条胶济铁路就像一根纽带，不仅仅是传送实在的货物与旅客，更多的，是将远方的事物带来，将这里的求索送向远方。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