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元年（1102）九月，《元祐党籍碑》刻立，这是对中国政治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以王安石为旗手的变法，自神宗熙宁二年（1069）始，中间几经曲折反复，新旧两党的势力此消彼长，至元丰八年（1085），施行变法的神宗去世，变法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大树，彼此之间的纷争却并未就此结束。这场著名的党争所涉范围之广，牵扯时间之长久，史所罕见。从宋神宗、宋哲宗到宋徽宗，历三朝而未曾完全断绝。神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担任宰相之职，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又过了八年，至绍圣元年（1094）章惇为相，以新党的面目出现，恢复熙宁元丰制度，将所谓奸党司马光等逐出朝廷。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赵佶和蔡京走向前台，对于旧党的打压变本加厉，几近疯狂。
越到后来，变法离初心已越来越远，成为众人借以捞取政治资本的幌子。徽宗赵佶即位后，蔡京为相，以施行王安石新法为名，将哲宗元祐至元符年间的对手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三百余人定性为元祐奸党，并“刻石以示后世”。就在崇宁元年（1102）秋天，徽宗以其独创之瘦金体亲自书丹《元祐党籍碑》，又称《元祐奸党碑》或《元祐党人碑》，实际的撰稿人则为蔡京。石碑刻好后树立于文德殿门的东壁，此时，苏轼辞世仅两年。早在这一年的夏初，徽宗就曾下诏：“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接着，在崇宁三年（1104）和宣和六年（1124），又两度下诏禁毁苏轼等人文集。今所能见的苏碑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或《表忠观碑》当时悉被毁掉，后来的人只能根据拓本进行重刻，然其精神气韵相比原刻已经丧失很多。
仅在汴京城内树碑示人，似乎影响太小，达不到震慑人心的效果。于是几年之后的崇宁四年（1105），蔡京又以徽宗诏命再书《元祐党籍碑》颁行，敕命诸州据以勒石，以使奸党“子孙亦受余辱”。颁行天下的内容与前相同，但是书写者变成了蔡京本人：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谨书。
这种剧烈党争的独特产物，带有明显污辱人格尊严的性质。立碑者的意图很清楚，要以此警告和昭示天下，碑上的人名都是罪名。勒石刊碑可以传之久远，不仅能让碑上的人们身败名裂，更能让其子孙后代以此蒙羞，试图在其身心深处打上永远无法洗清的耻辱烙印。
这份所谓“奸党”的名单，几乎波及当时大部分名人，文臣武将无所不包，有的甚至全家“入籍”。众所周知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兄弟，苏轼长子苏迈，苏轼的学生秦观、黄庭坚等都一同刻入了党籍。一时之间，一块块来头不小的石碑，杀气森森地耸立于大江南北。其实，赵佶和蔡京的心里并不踏实，朝野人士中存在着众多的反对者，只是迫于权势敢怒不敢言而已。
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很快出现了逆转。就在党籍碑颁刻天下的次年（1106），北宋的天空突然出现了异象，人们看见了一颗巨大的掠日彗星。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认为，这颗大彗星在1680年（康熙十九年）再次出现过，也是人类首颗有记录的掠日彗星，其近日点距离太阳中心为一点三个太阳半径，离太阳表面仅二十万公里，相当于地球与月球距离的一半。这颗彗星的光临让迷信的宋徽宗内心深感惶恐，那很可能是上天惩罚刻立党籍碑行为失策的一种征兆。于是，立即下诏毁掉各州所刻《元祐党籍碑》。历史真是太吊诡了，一道彗星的光芒，竟然让遍立于中国大地的党禁石碑顷刻消失殆尽。现在还有两件摹刻党籍石碑实物，均保存在广西境内。其中一块非常有意思，刊刻于南宋庆元四年（1198），刻碑者居然是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静江府钤辖梁律据家藏拓本重新镌刻。现在，这块石碑保存于广西桂林七星岩公园龙隐岩内。显然，在梁律的眼中，能上这个碑的，不仅不意味着耻辱，反而是一种无上的荣光，和当年蔡京“余辱”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正应验了明人何景明的诗句：“海内竞传《高士传》，朝廷谁诉党人碑。”另一块为嘉定四年（1211）沈暐重刻于广西融水县城南郊的“真仙洞”，明代被毁后再次进行了重刻，后移藏于融水县文化馆内。
蔡京下令天下广刻党籍碑，不仅招致很多有识之士的抑制，甚至遭到了民间工匠阶层的抗议。在众多石刻工匠中，江西九江人李仲宁的行为尤其令人肃然起敬。这个倔强的匠人让世人相信：一个人的品格高低与其社会地位并无关联，有时甚至恰恰相反。据宋人王明清《挥尘录》记：
李仲宁善刻碑。黄太史（黄庭坚）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1102）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使仲宁刻之。仲宁曰：“小人家以贫寠，止刊苏内翰（苏轼）、黄太史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异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宋人张淏的《云谷杂记》。这段记载传达了几个重要信息：第一，确如我所言，镌刻党籍碑者须为一方名匠，且须由当地政府官员一把手亲自任命，可见其重视程度。第二，李仲宁是九江一带知名的石刻工匠，拥有自己的作坊名号，由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命名和题写。“琢玉坊”的命名当直接来源于《孟子·梁惠王下》：“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认为，治国和治玉同理，专业的事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第三，李仲宁的作坊以专门刻印苏、黄等人词翰而闻名，看来此匠不仅技艺高超，且品位超群。第四，苏、黄的碑帖在民间广受欢迎，仅凭刊刻之就可以养活一大家人。第五，宋人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即使是生活于底层的匠人，亦有相当一部分具备艺术涵养，其中之佼佼者還和当世文人有着直接的交往，形成良好互动。第六，作为苏、黄的超级粉丝，宁可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李仲宁也绝不背叛自己的良心，刊刻党籍碑。第七，从对待李仲宁的方式来看，对于党籍碑上的所谓奸人，太守在内心深处也是持同情甚至赞美态度的，不仅没有为难李仲宁，还“馈以酒而从其请”。
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也记载了一名同样有骨气的石刻工匠：
长安百姓常安民，以镌字为业，多收隋、唐铭志墨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学。崇宁初，蔡京、蔡卞为元祐奸党籍，上皇亲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又立于天下州治厅事。长安当立，召安民刻字，民辞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温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呜呼！安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故余以表出之。
大致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宋史》司马光本传，可见真实可信。故事的起因相同，只是常安民的偶像不是苏、黄而是司马光。故事的结局与李仲宁略有不同，一个庶民的反抗，在强权面前微不足道。这位仍然值得尊敬的匠人安民，最终没能拗过权力的傲慢。常安民最后所做的努力，是希望把他作为刻工的名字从碑石上抹掉。
明人倪元璐曾得到常安民所刻党籍碑拓本，说其上还是“赫然有安民在”。程章灿推断说，如果倪氏所见拓本真实可信，也没有经后人改窜，那就意味着“府官”最后并未答应安民之请，还是署上了他的名字。
常安民的故事进一步显示出宋代匠人與文人之间的亲密关联，他们不仅是诗人、词人、作家和书画家作品的传播者，也是在场的鉴赏者、收藏者和艺术的创造者。
李仲宁说他家“止刊苏内翰、黄太史词翰，遂至饱暖”，这话也并非随口说说。从相关典籍来看，至少我们知道在崇宁四年（1105），也就是蔡京以徽宗诏命再书《元祐党籍碑》颁行天下的特殊时刻，李仲宁还在刻制苏黄词翰。这就不简单了，完全是顶风作案，和朝廷对着来。一个匠人敢这么干，得有多大的勇气！这样干的后果难以想象，完全可能毁掉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生路。匠人李仲宁，不仅手艺精湛折服世人，其高标的品格，倔强的行为，亦堪为后世之师。
李仲宁的琢玉坊，除了刻制苏黄词翰之外，也会接受一些别的订单。元丰七年（1084）的夏天，政治家和文学家曾巩的后人来到琢玉坊，请求李仲宁为一年前辞世的曾巩刻制墓志铭。这方《中书舍人曾巩墓志铭》，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江西南丰周家堡崇觉寺附近，志石呈正方形，楷书两千余字。为墓志书丹者名叫沈辽，系沈括从弟，曾出现在苏轼的笔下：
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讳之，自云学子敬（王献之），病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寻常人。
曾巩墓志之外，今天还能看见李仲宁的另一方石刻文物。1972年江西彭泽县出土的《刘元周妻易氏墓志铭》，也是由李仲宁所刻，刊刻时间为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当我们观看或抚触那些刀口如新的石刻文字时，眼前每每会清晰浮现一位风骨凛然的匠人形象，那倔强的形象，和迹近千年的一笔一画一行一格交相辉映，流溢出一种不同寻常的韵律和风骨。
琢玉坊的雕琢之声，亦在宋人孙绍远编的《声画集》中回荡，被两位诗歌僧人记录下来。一处是僧祖可的《李伯时作〈渊明归去来图〉王性之刻于琢玉坊病僧祖可见而赋诗》，另一处则是僧善权的《王性之得李伯时所作〈归去来图〉并自书渊明词刻石于琢玉坊为赋长句》。
僧祖可，江苏丹阳人，系属江西诗派，与陈师道、谢逸相善。祖可长住庐山，被恶疾，人号“癞可”，有《东溪集》《瀑泉集》。其父兄苏伯固、苏养直均有诗名，苏轼作有《归朝欢·和苏伯固本》。宋人曹勋《寄苏徽君》还说：
平生闻说苏养直，鞅掌尘劳惭未识。
清江韵语百代尊，拟望孤撑徒著屐。
僧善权为靖安高氏子，世称“瘦权”，估计形容枯瘦，也是江西诗派人物，其名句“桃李纷已华，草木俱怒长”为世人称善。著有《续萱录》的王性之和诗僧们交道甚深，也是苏养直等人的好友。从上述二诗可知，王性之愿意将李公麟名画《渊明归去来图》和他自己手书的《归去来兮辞》这两件珍贵之物，一同交给李仲宁的琢玉坊，令其刊刻传世。由此可见，琢玉坊的做工品质，已经广为世人所认同，亦可见仲宁、仲宪兄弟不仅擅长刻写书法，还能刻制绘画作品，有着高超的刀工和艺术传达能力。
琢玉坊鼎盛于北宋元丰、元祐和崇宁年间，之后一直存在，直到半世纪后的南宋绍兴年间，仍有琢玉坊的刻品出现。据宋人董更《书录》和明人赵均《金石林时地考》载，绍兴六年（1136），江西九江彭泽县以黄庭坚书摹本重刻《狄梁公碑》（狄梁公，即唐代武周名臣狄仁杰），此碑石的刻工，就是庐山琢玉坊的蔡宏。其时，李仲宁兄弟早已不在人世，蔡宏应该是李氏弟子。
琢玉坊的名气之大，以至进入元明时代，还有人念念不忘。元末明初诗人卢熊在《寄朱伯盛》的诗中写道：
白首耽书更不忘，鹄文虫篆烂生光。
高人为赋峨冠石，太史曾题琢玉坊。
野屐蹋云闲看竹，春帘凝雾静焚香。
别来又泛松陵棹，渺渺轻鸥江水长。
在卢熊看来，黄庭坚书题琢玉坊一事，已成再难复现的文坛传奇。即便琢玉坊已经衰没，李仲宁高超的雕刻技能与高贵的品格仍为后世所景仰。元代大德五年（1301），山西刻立《洞神宫碑铭》，刻工自署“琢玉马彦温”，这里的“琢玉”名号，显然是出于对李仲宁的推崇而进行的仿效。
一个倔强的匠人，能被如许之多的后来者铭记于心，不仅是其匠艺的胜利，更是匠心的胜利，是情操、气节的胜利。
他的品格，比他刻下的石碑更坚固。
而他的名姓，也像那些碑文一样恒久流传。
责任编辑：田静 实习生：张赫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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