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昌

　　一般来说，走进这间儿科诊室的都是来看病的。当我的同事看到他走进诊室时，脑海中涌上的当然也是这个惯常的想法。所以她习惯性地问了一句：孩子有什么不舒服吗？意外的是，进来的只有中年男人一个人，并不见有小患者跟着。深冬时节的下午四点半，天快要黑了。寒气紧紧撵着逐渐撤走的阳光，从大地的深处升起，爬到男人戴着的眼镜上。镜片在诊室温暖的气流中生出一片白雾。男人摘下眼镜用衣角擦着，他的镜片很厚，是那种在市面上早已多年不见的玻璃镜片。从镜片的厚度判断，他的近视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男人背着个很大的包裹，喘着粗气，说话有些磕绊。他说他不是来看病，而是来找人的。他重新戴上眼镜想要看清坐在椅子里的大夫样貌，无奈镜片的温度过低，刚擦过，白雾却又一次生了出来。因此他的视线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总是模糊不清的。他的话语，也像他模糊的视线一样，磕磕绊绊，不太流畅。

　　陈医生向我描述着他当时的样子。我在同事的讲述中想起了他，开始搜寻着关于这个男人的一些记忆。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同样身背一个巨大的包裹。跟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母亲和患病的儿子。男人四下打量着周围的一切。看得出来，他是第一次来大医院，显得摸不清门路。男人在护士站前四下看着，直到护士看出他的意图主动跟他说话。跟在他身旁的男孩身形瘦小，面色蜡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男孩小心且敏锐地观察着儿科病区里的一切，表情和他的父亲如出一辙。男孩打量着从他身边经过的每一个孩子，目光和他们相遇在午后炎热的阳光里。走廊里的小朋友们穿着光鲜漂亮的衣服，他们玩耍的时候发出呵呵的笑声，他们笑起来时两腮丰满且富有质感。有一个拿着玩具汽车的孩子从他身边经过。他本能地转过身去，往男孩的方向挪了两步。这个不经意间的动作被男人察觉，一把拽住了孩子的胳膊，不让他到处乱走。

　　男人和护士说着话，他的声音不大，在嘈杂的儿科病区里，他发出的个别音符淹没在滚滚声潮之中。男人说话的时候面露愧色。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懂，问多了怕耽误护士的时间。一个很大的包裹在男人的背上压着，看上去分量很重，使他的身体前倾。一副眼镜支在男人的鼻梁上。两个镜片在镜腿的支撑下向前伸出去。就这样，眼睛与镜片之间露出了很大的空隙。伸出去的两个镜片很像是两条触角，它们小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此刻这个男人简直像一只巨大的蜗牛。

　　同事在电话中讲述着诊室里发生的事。男人和三年前我看到的样子没什么两样。他背着包裹下了公交车，顶着寒风穿过马路，来到医院的大门前。然后是测量体温，扫健康码。这一切完毕后男人背着包裹进到医院里。最后走步梯来到二楼的儿科诊室。那时的他气喘吁吁，一边擦着眼镜一边寻找我的身影。当他得知我因为工作需要调到别的院区工作时，显得很有些失落。不过还好，当他镜片上的雾气散去时，他认出了我的同事陈医生，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我能感受到电话那端陈医生在说这些话时的激动心情。她说天太冷了，那张沟壑纵横的脸被冻得通红，再看他背着沉沉的袋子，真让人心疼。他把包裹放下来，说出来医院的缘由，是为了三年前发生的一件我们谁都不会放在心上的事。为了这件事，这个在土地上摸爬滚打的中年男人坐着公交车赶了几十里的路来到这里。男人指着包裹，笑着对陈医生说，这些玉米 是自己地里打的，没花一分钱，送你们吃哩。他说这些话时的声音是洪亮的，神情也一扫三年前说话时的羞怯。

　　男人家里原本有五口人，不富裕，但守着几亩薄田，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是不用发愁的。三十多岁结了婚，不想娶了个有病的媳妇。两个人顺利地有了孩子，可媳妇的病却越来越厉害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女人就翻了白眼，身体像筛糠一样地抖，很长时间才会停下来。男人带着她求医问药，花了不少钱，可惜病一直不见好转，医生管这病叫“癫痫”。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能借到钱的亲戚也都张遍了嘴。最后，他在别人的建议下找到了村里的神婆，得到了一个被恶灵缠身的说法。当天夜里，男人在院子里摆开架势，烧香，焚纸，按照神婆的指示祷告。可是一个雨天，天空划过一声惊雷。这声惊雷又唤来了“恶灵”。女人的身体又如筛糠一般失去控制，她一头栽进路旁的水坑中。污水顺势涌进了女人的肺，彻底把她带离了这个世界。

　　女人走了，可是“恶灵”仿佛并没有离去。他的儿子也出现了同样的病症，这让他下定决心再次走进医院。他跟同村的人借了点钱，装好了包裹，然后领着孩子来到医院。孩子入院后的第二天中午，我闻到了一股饭菜馊了的味道。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他包裹里的秘密。

　　包裹里装着一个枕头、一床薄被，上面放着一盆焖熟的米饭和蒸好的馒头，再上面放着一盆炖熟的豆角和土豆。两个盆都用塑料袋封着。他们没有多余的钱来解决伙食问题，为了省钱只能从家里带点吃的过来。男人说，这些东西足够他们吃三天。但天气炎热，饭菜已经发馊。男人说不碍事，用开水烫一下，应该还可以吃。

　　男人的窘迫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在生活中挣扎，独自喝下生活的苦酒。他也生活在卑微之中，与人说话时带着谨小慎微的神情。在面对陌生且繁华的城市时，他变得如蚂蚁般渺小。城市这个强大的概念给他带来无形的压力，比如他在城市的街道上穿行時，要小跑着穿过绿灯亮起来的斑马线，而其他行人只是不慌不忙地走着。

　　我和同事们决定对他进行一次捐赠。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捐赠，更加不知所措地搓着裤管。他的嘴唇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他的眼神和不断涌动着的喉结又告诉我他有太多的话想说。终于他不再像个木偶一样站在那里。他在包裹的角落里找出了一个破了皮的笔记本，翻到夹着笔的那一页，一笔一画地写着字。他写字的动作很慢，写出的字也是歪歪扭扭的。终于写完了，他把捐赠者的名字写在了本子上。也许记下名字只是礼貌性的回应，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我们的给予本来也是不求回报的。

　　这一次陈医生又看到了那个掉了皮的笔记本。男人说三年了，他记在本子上的事一刻都没忘。今年地里的收成不错，加上驻村干部帮忙找了销路，日子总算有所好转，所以他背了些新打下的玉米 过来，希望我们不要嫌弃。陈医生翻着他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哪天谁借给过他二十元钱，哪天谁帮他一起锄过地，还包括那一次我们对他的捐赠。他的本子上记下的都是别人对他的好，他的生活虽然是困苦的，然而心里是亮亮堂堂的。

　　我脑补着陈医生讲述的情景，想着他写字时的样子。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写出的字却歪歪扭扭。这一笔一画是耕在他心中的田垄，虽不笔直，却是用心的。他把这一件件事当成种子种在心的田垄里，在9月的艳阳里和庄稼们一同收获。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