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

　　北京的初冬特别暧昧，那排玉兰树的叶子依然绿意盈盈，起风的时候，它们还是相互拥挤，像聚拥的湖水，起伏跌宕，如同一幅妙曼的草书。“展览萧红的信”，就在我所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馆，C座，一间被策展理念不断“翻腾”“盘剥”“推攘”的展厅，终于成了适合“展览萧红的信”的地方。

　　“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这是多么准确的概括！萧红命运多舛，她留下的文学作品本不算多，手稿、书信也是寥寥可数。这怪不得萧红，作为在世上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女人，她已经很拼了，为了生存，为了理想，为了爱情，她始终笔耕不辍，即使在离开人世的前一年，还在香港写下了不朽的《呼兰河传》。从年轻时代开始，我就不断地阅读萧红，那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与我们的生活纬度相关，与她描写的人物、山水相关，与她波谲云诡的命运相关。那时候阅读过的她写下的文字，成为文学作品的文字，是我长期迷恋、倾慕萧红的因由。后来迷上作家旧信，就有了阅读萧红亲笔信的愿望。我觉得那是萧红的另外一个世界，从她的笔下汩汩而出的文字，就是她的别一种面相、别一种风采。只是这种渴望姗姗来迟，在萧红一百一十岁的这一年，我才得以与她的四十通亲笔信面对面——这是不是与萧红的面对面呢？也许是。

　　萧红的四十通亲笔信，也不陌生。大部分是写给萧军的，另外几通是写给华岗的。从1936年的7月到1941年2月，五年的时间，四十通书信，在一个时空中全部展开，一通接着一通，浑似一条幽深的小径，在时间隧道上逶迤向前。而无比温润的墨痕，被岁月包浆的稿纸，错落有致的文字，映印着女人的孤独、情人的娇嗔、无奈的求助、才女的傲慢、作家的思虑，以及影影绰绰的凄冷……

　　其实，这些信的文字内容早已经读过了，无数次地读过了，萧红所讲的那些事情，已经成为阅读萧红的收获。比如她总挂念着萧军，惦记他的衣食住行，让他买一个软枕头，以防脑神经变坏；让他买一件厚被子，避免寒冷。她嘱咐萧军买一件皮外套，用她的“一些零碎的收入”。那个经常对她说“滚”“混账东西”的男人，她还是割舍不下，尽管情感已有裂痕，萧红似乎一直在弥补。她说萧军的照片像个“小偷”。她给萧军汇钱，这些钱应该是萧红的稿酬。她让萧军寄唐诗，寄其他文学著作。同时，她向萧军讲述自己的写作，文思敏捷时的愉快、笔底迟涩时的茫然，还有邻里之间的琐事、学日语的惆怅、对日本人的印象，一一如实写在信中。信，是本色的，是个人的需要，是必需的倾诉与表达，因此，萧红的信极其实在。她没有像其他名人那样，谨慎地写，推敲着写，即使给私人写信，也在考虑着读者。那样写信很累。萧红就是那条奔腾在黑龙江大地上的呼兰河，野性而质朴，真诚也聪慧，漫不经心又细腻多思。她的信与她的其他文字一样，像一块块黑色的土，孕育着一个女人的真诚——

　　这里的天气还不算冷，房间里生了火盆，它就像一个伙伴似的陪着我。花，不买了，酒也不想喝了，对于一切都不大有趣味，夜里看着窗棂和空空的四壁，对于一个年轻的有热情的人，这是绝大的残酷，但对于我还好，人到了中年总是能熬住一点火焰的。

　　萧红，就是这样的。

　　萧红到日本的第三个月，鲁迅辞世。对于萧军、萧红而言，鲁迅是导师，是恩人。她给萧军写信，告诉他自己的悲伤。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这几天，火上得不小，嘴唇又全烧坏了。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就总不行。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隔着橱窗看去，柔和的光芒让萧红的笔迹清晰可感。曾经读过，那是在铅字印刷的书籍中，那一段段泣血的文字，展开的是萧红对鲁迅独有的深情。点画跳跃，结字自如，尽管是白话文，使用的是钢笔，自上而下的书写，映带连绵，意新语俊，浮显书法的韵味。萧红出身地主家庭，坐落于呼兰河畔的那个深宅大院我去过两次，徜徉其间，看到了沉重，也嗅到了书香。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萧红有文化底蕴，她被鲁迅看重，不无道理。

　　我爱作家旧信，一是看文，二是看字。爱与漂泊，萧红的信、萧红的字，让人想入非非。看她亲笔写的字，会不着边际地想，精绝的文章，就是用这样的字迹组合而成，在稿纸格子里的字脉脉含情或是相互推挤，最后成为百读不厌的语言。由文及字，由字及文，这是我读萧红的一个视角。那一天，我特别在意萧红的字，觉得她的字储藏了太多的生命情感，不易言说的希冀与伤痛。不是说萧红是“文学洛神”嘛，她的字该是她典型的清洁。因此，我长时间地在她的一通信札前伫立，那通写给萧军的信是见惯了的“俏皮的寒暄”，信的末尾，附有她的一首短诗《异国》——

　　夜间：这窗外的树声，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踏踏的木屐声音有时潮水一般了。日里：这青蓝的天空，好像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这异国的蝉鸣也好像更响了一些。

　　1977年，萧军无意中找到萧红写给他的这批书信，纸脆如冰，字迹几乎漫漶不清了。那时，日本还是我们遥远的想象，我无法猜想日本的夜间和日里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熟悉萧红诗句中的情景——“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哦，这不就是长着满山遍野大豆高粱的家乡嘛。于是，这首诗成了我经常吟诵的作品。此后，我也远走他乡。萧红的诗自然熟悉，可是我一直想知道她的写诗经过。此刻，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首诗的手稿，想俯身靠近，橱窗玻璃冷酷地阻挡，我继续靠近，橱窗玻璃依然地冷酷，那一时刻，我似乎感觉不到冷酷玻璃的阻挡，只想与萧红的字近一些，再近一些。《异国》手稿，附在1936年8月14日萧红写给萧军书信的后面，虽然是一同寄呈，却是“两个世界”。写信选用了竖式笺纸，行草小字，迅疾、舒畅，行书隽秀，草字恪守法度，字迹上下贯通，富有文章一样的节奏感。诗歌《异国》，则写在宽十厘米高二十厘米的方格稿纸上，竖式，当然，这是传统的规矩。也许是因为写诗连带构思，运笔有些缓慢，不过，一字一句，依然文从字顺。这是《异国》的初稿，稿纸上修改的痕迹清晰可见，有的是插字，有的是换字，插字三处，换字一处，赋予手稿别样的风韵。尤其是最后一句“这异国的蝉鸣也好像更响了一些”，写在稿纸方格的侧面，如同手札中溢出笺纸边界的补充，字小了，缓缓而下，幽情愁绪。

　　书法，在萧红的心中有位置。她从日本回来在北京居住时，告诉萧军：“笔墨都买了，要写大字。”“精神不甚好，写了一张大字，写得也不好，等写好时寄给你一张当作字画。”作家的信，内容固然重要，但如果字也讲究，“器识文艺，表里相须”，不是更好吗。

　　萧红是艺术修养深厚的作家。铺陈于展厅的四十通书信，是阅读萧红的新视角。于是我多次往返，一通通地讀，反复地读，似乎明白了这样的字与《生死场》《呼兰河传》的关联，而这样的字，已并不多见了。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