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

　　从朋友的微信中得知，董延梅先生于2022年7月9日在天津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我和董延梅先生只见过一面，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每当遇到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朋友，总会打听一下她的情况。近两年得到的消息是：年岁太大了，不怎么认人了。

　　和董延梅先生相识，是由于“百花小开本散文”。

　　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百花文艺出版社来学校举办图书展销，我买了一本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一本刘再复的《太阳·土地·人》，这两本书封面设计都很朴素，每本字数不足十万，最为新鲜的是，这两本书的开本很别致，介于普通的三十二开本和六十四开本之间，恰如手掌一般大小，很适合装在口袋里，也适合躺在床上阅读。

　　参加工作之后，单位附近的一个书摊专门卖百花社的书，其中就有不少这种小开本。在这里，我陆续买到了孙犁的《晚华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叶圣陶的《小记十篇》，季羡林的《天竺心影》，冰心的《晚晴集》，冯骥才的《雾里看伦敦》等。这些书价钱都很便宜，往往三五角钱就可以买上一本，几年下来，竟然收集到了三十多种。但我并不知道这种小开本的来历，只是觉得好玩。

　　2003年6月17日，我路过海河边的出版大楼，见有不少人在挑书，赶紧凑了过去。根据政府规划，出版大楼要拆除，各家出版社搬迁带不走的书便集中起来作价处理。在杂乱无章的书堆里，我找到了一本《君子兰的情意——编书忆旧》，花了一元钱。

　　这本书的作者是董延梅。

　　这本书里有不少篇文章提到了小开本散文，其中那篇《小开本散文的始祖》尤其引人注意。我从这篇文章中得知，之所以采用这个开本，是由于孙犁的《津门小集》。时在1962年，董延梅拿到孙犁的书稿，才发现只有两万八千字，按照常规开本，书脊都无法印字，董延梅希望孙犁再写一些，但孙犁身体不好，不能执笔，说，将就着出本小册子吧，短期内我不可能写这类文章了。这样，难题就落在了美术编辑陈新身上，陈新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种设计方案，就是缩小版心，加大行距，标题上空三分之一版面，外加题图、尾花，这样，加上衬页、扉页，总页码就达到了八十多页，成了一本小巧而挺括的书。对此，孙犁非常满意，出版社上下也一片赞叹。社长林呐当即拍板，今后出版散文集，一概采用这种开本和版式设计。随后，百花社陆续出版了叶君健的《两京散记》，冰心的《樱花赞》，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碧野的《月亮湖》，闻捷、袁鹰的《非洲的火炬》等十余种，直到“文革”爆发，百花社的牌子被砸烂，小开本散文才停了下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花社恢复建制，小开本散文呈现“井喷”之势，从1979年3月叶君健的《天安门之夜》开始，到1992年何为的《老屋梦回》为止，竟出版了八十余种。

　　读了董延梅先生的这本书，我萌生了将这套小开本散文搜集齐全的念头。

　　起初还算顺利，有的书印量很大，并不难找，但有些书仅印了一千册，寻找起来就很不容易。更为关键的是，这套书并无统一的丛书名，也没有一份完整的书目。谢大光先生、董令生女士曾长期在百花社工作，也参与过不少小开本散文的策划编辑，他们给我提供了不少线索，又告诉我说，董延梅先生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可以向她请教。

　　一天，我在一家旧书店买到了董先生的另一本书——《编辑生涯四十年》，从封面的折口所附作者简历中，我了解到董先生原籍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我和她既是老乡，又是校友。这两层关系拉近了我和她的距离。

　　托百花社一位朋友帮忙，我和董先生通了电话，她听说我在搜集小开本散文，很是高兴，说，你把书目先寄我一份，也许我能回忆起一些来。

　　2010年9月1日，我把整理好的百花小开本散文书目寄给了董先生，顺便在信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9月15日，我收到了董先生的长信。信是用圆珠笔写在印有“百花文艺出版社”字样的信笺上的——

　　运峰同志：

　　能和你这位热爱小开本散文的老乡认识，甚感荣幸。可惜我已经年迈力衰不能给你提供多少帮助了，只就还能记得的写一点吧！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建社以来，就以出版散文为特色，五十几年来出版了各种开本的各类散文很多很多，在出版界颇有影响。小开本散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只是在五六十年代初红火，八十年代鼎盛，到九十年代初就停止了。现在根据你与我两人的粗略盘点，前后大约共出版了九十余种。

　　这套小开本散文却是应运而生，且极富时代特色，不管是在六十年代，或是八十年代，都曾引起过轰动的效果。几年后的今天，我认真地思考一下，觉得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1. 这个小开本的出现，对比当年全国上下多少年来都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普通开本属于另类，它是一种比普通三十二开本还小的690×960毫米的开本。小巧玲珑，可以装在口袋里边，人称“口袋书”。就像我们当年全国老少都穿灰、青色衣服时，突然有人穿起了花衣服一样，引人注目。

　　2. 百花社的领导者和创意者，不仅在开本上标新立异，而且在建设初就树立了质量第一、创一流出版社的雄心壮志，严格要求编辑、出版、设计人员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如：小开本散文当时出版时采用了三种形式：平装本（大量印制）；半精装本（印刷一部分），纸面有硬衬、折口、飘口；精装本（印制极小量，供作者赠送），府绸面，硬衬。在版式和内文方面，版心很小，留有较大的天头地脚，每页十八行，每行二十字。扉页有精美的设计图，每文前有题头图，文后有文尾图，都是很讲究的装饰图。封面设计和这些装饰图，常常是设计许多次都通不过。内文大小标题等采用字体字号都有不同规定。总之，要求每本散文不仅内容质量高，在印制设计等方面也有要求，整体是件完整的艺术品。

　　3. 说这套散文是应运而生，是因为六十年代初，文艺界提倡作家写散文，说散文反映现实生活有轻骑兵的作用，而且我们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都擅长写散文。当时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当然就要写出大量的散文，这就给我们编辑出版散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百花社当年是个刚出茅庐的小小的地方出版社，夹在北京与上海的各大国家出版社之间，只好选择了他们的空档。

　　4. 散文是作者心灵的自白。深入生活时写的散文，或是回顾往事时写的散文，或者也可以说不管作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里写的散文，都不可能不反映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是不可能不有时代烙印的。今天来阅读这几十年来作家们写的这些散文不可能不感到那些时代的气息，只是有的深些，有的浅些，细细琢磨，还是如身临其境的。尤其是八十年代时的散文，作家的许多反思，都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血与泪的光影。

　　5. 由于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百花社的这套小开本散文就被予以重视了。尤其是在相继出版了几位名家、大家的集子后，不仅广大读者欢迎，也吸引来了许多散文作家。随之就产生了连锁反应，作家们都争着要在这套书中出一本，后来不仅是散文作家，凡是作家，尤其是写大书的，也要抽空写一本小的散文集留作纪念，几位老革命也要留下一点什么文字……记得“文革”前有许多要编集子纳入系列的，后来都没编成。有的“文革”后再继续，有的就永远也没有机会了。八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在伤痕文学的小说、剧本“疯狂”了的时候，这类散文、回忆文字也多了起来。许多优秀的散文也来了。所以，截至九十年代初，这套散文不仅包括了我国绝大多数的散文老作家的作品，也包含了许多位新作家的处女之作，如贾平凹、宗璞、杨羽仪、王维洲、赵丽宏、叶文玲、李天芳、秦文玉、吴晴、杨闻宇、李佩芝，等等。

　　6. 这套散文的衰落，一是因为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突然喜欢上了大开本，而且越来越大，大到要端起来看，一只手拿不动。书店也反对小开本，因为在书架上没法摆，连普通三十二开本也不受欢迎了。再有的就是我感觉人们写的文章也越来越长，好像没有人再喜欢短小精悍的文章。长文章、厚厚的稿件，小小的开本怎么能容得下？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散文集的印数就越来越低了，“文革”前散文集有的印数高达七万，而且可以累次印刷。后来甚至连一千册也印不了。百花社本来是不靠散文赚钱的，但赔得太多也不行。因此发行部门就坚决反对再出小开本。再加上我们这群对小开本情有独钟的老编辑一一退出历史舞台，这套书也就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了。

　　今天来反思这一套丛书，我觉得它还是有着它的历史功绩的，也是值得记忆的。起码，它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这个特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而且为百花社后来发展散文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当然，从社会这个大的角度，我觉得还有一些方面。这也许是我个人的看法，比如说，有谁想浏览五十年代我国当代散文发展的面貌，这套书可提供绝大部分书目；如果有谁想编中国当代散文选集，这套书可提供绝大部分篇章；如果有谁要研究、了解当代散文作家的一些情况，这套书可提供绝大部分资料；如果有谁想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几十年来的社会时代风尚与人们心灵上的变化，或是文风、人品，这套书也是可以反映时代特色的一面的镜子。

　　写了上述这些，并不是说这套散文尽善尽美，也不是说没有缺点和遗憾。我认为，这套书整体艺术质量并不全高，有的还十分勉强，甚至是不应该收进来的。刚开始时，这套书定位是只收抒情散文。一篇抒情散文中也不可能全是抒情，而且除抒情之外的好的散文也多得是。尤其是后来议事小品、游记杂谈等等层出不穷，很难掌握，所以集子也就与最初不一样了，随之有时也就变得杂芜不精了。总之，今天看来，有的早已经是应该被淘汰的了。在装潢印制等方面，仅只剩下保持封面绘制的精美别致了，别的许多方面也就能减就减了。早已不是最初的面貌。

　　除却“文革”前编的散文不说，八十年代后的散文中，佳作还是很多的，得过奖的也不少，有的极富特色，如黄秋耘的《丁香花下》，梅苑的《人海巴黎》，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秦文玉的《绿雪》，田野的《挂在树梢上的风筝》，宗璞的《丁香结》，贾平凹的《月迹》《商州三录》，等等，都风靡一时。老作家如孙犁等的集子，更是后来人们挖掘的对象，留在手上的已经成为珍品了。

　　好了，我已经写了很多了，乱得很，仅供参考。关于书目，我在你的底稿上用铅笔补上了，详细内容你自己再补充吧！

　　本想随信寄上几本书，后来一想先不寄了，等什么时候见到你，如果你实在需要，再说吧。

　　有事可以给我来电话。一般我上午在外面活动，下午在家，电话：（略）。

　　祝

　　中秋快乐

　　董延梅

　　2010年9月11日

　　这封信堪称百花小开本散文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总结性文字，也堪称中国现代出版史的一篇重要文献。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董先生对百花小开本散文的欣喜与无奈交织的复杂感情。

　　在我寄去的书目上，董先生用铅笔做了多处修改和补充。

　　我非常感动，于是决定当面向她求教。

　　10月17日，我来到了董先生位于广东路圣德园的家。这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小区，董先生住在四楼，室内非常整洁，董先生虽然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却看不出明显的老态。她举止利落，吐字清晰，瘦削的面庞显得两眼又大又亮。她依然留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短发，衣着也是传统知识女性的装束。尽管是老乡也是校友，但她并没有和我谈老家和学校的事情，话题主要围绕百花小开本散文。她说，小开本散文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喜欢小开本，比如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就坚决不同意把他的散文集出成小开本。她还特意提到，有一本邵燕祥的《小蜂房随笔》，稿子早就组来了，但因为订数上不去，一拖再拖，直到邵燕祥发了脾气，书才印出来，但她那时已经退休了，因此手里也没有这本书。她嘱咐我想法找一找，把这套书凑齐。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我请她在她的两本书上签名，她很认真地写上“运峰先生留念”，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回到学校之后，我立即在孔夫子旧书网寻找《小蜂房随笔》。这本书很是稀缺，只有两家出售，一本是签名本，标价四百元，另外一本标价二百元，我犹豫了好长时间，最后终于下决心买了那本二百元的。这本书的版权页标的是1989年9月第一版，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印数一千册。从编辑完成到面市，竟历经了将近四年，其间的曲折，的确值得玩味。

　　根据董先生修改补充的书目，我按图索骥，一本本地搜索，比较品相、价格，然后下单。渐渐地，这套百花小开本散文竟然被我配齐了，连同1975年5月以天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三种，不多不少，恰好一百种！

　　有了触手可及的实物，做事就方便了很多，我完成了《百花小开本散文百种知见录》，扫描了全部书影，先是编入《天津记忆》第七十九期，在朋友中交流，产生了一点反响。后来，百花社决定开发小开本散文资源，准备重印其中的一部分，我的这本书稿也便派上了用场。

　　这本书稿让出版社的编辑很是惊喜，因为此前，还没有人对这些小开本散文进行过完整的盘点。几次搬家，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出版社已经找不出一套完整的样书了。2016年8月，《那时书妆：“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以汪家明的《口袋书之爱》作为序言，书后附录了陈子善的《漫谈“百花散文小丛书”》、王稼句的《书林中的一枝秀色》、杜鱼的《“小开本”的温馨》和我的《情有独钟“小开本”》，从不同角度谈了对这套小开本散文的印象。

　　这本书印得很是漂亮，内文用八十克纯质纸彩印，令人赏心悦目。这些质朴而不失活泼、厚重而不失灵动的书衣旧影，至今依旧使人见之而对当年小开本散文的作者、编辑和设计者充满敬意。

　　每看到这本书，我都会想起董先生对我的热心支持，今天，这本小书也似一瓣心香，寄寓着我对董先生的的敬意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