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敬君

　　白肤褐发的美女作家与人类学家弗朗西斯·拉尔森，不仅把以收藏“干缩人头”闻名的英国牛津皮特河博物馆的馆长一职干得风生水起，并且乐此不疲地探讨研究“斩首”这个听起来充满野蛮恐怖与古怪混乱的课题。她写出的专著《人类砍头小史》，一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书榜单之首。

　　在一部有关成吉思汗率大军横扫欧亚大陆的电视纪录片里，数次看到蒙古军队用砍下的敌军将士头颅在战场上堆成道道山丘，在大帐前垒起一座座高大的柱子，每每觉得有无数牙齿在肠胃里同时咀嚼，想呕吐。读了《人类砍头小史》，又觉得成吉思汗们砍下的人头在人类历史中只是几点小小的风景而已，也觉得砍头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残忍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能让我们顺势进入人性幽暗的深处，去领略另一些滋味。

　　“这是一本关于砍头的书。”——弗朗西斯·拉尔森在导言中便笔锋直泻寒光：“人类历史上塞满了砍下的头颅”“千百年来，人头就几乎一直装饰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她首先带给我们的是被当成古董展览与买卖了无数次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这颗头颅的故事之所以几百年以来被很多人饶有兴致地讲述着传播着，不仅因为它“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历史标本”，更因为它以干枯的真实，揭示了人类文化和人性中难为人知的某些方面。

　　毫无疑问，克伦威尔的头颅已经嵌进欧洲乃至整个人类发展演变的路途，充当了一块砖头或一颗石子。由此我们便不难想象，人类走过来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以头颅铺垫起来的，其中有我们同类的头颅，也有大量其他生命的头颅。人啊，踩着一堆堆头盖骨和下颌骨，一路行进到了意欲战胜一切生物的今天。

　　这些被砍下来的头看上去还像是人，其实已经成了物品，被物化成了很多种东西，比如战利品、古董文物、教具玩具，比如犯罪证据、科学材料，还可能是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源，等等。但是不管被摆弄得含义如何摇摆不定，当我们凝视它们时，还是不能不觉得它们仍旧从另一个世界向我们凝视，不能不觉得我们其实是在凝视自己，也好像听见一颗颗头颅在宣示：“尔之今日，正像我之从前；我之现在，恰如尔之将来。”即便不惊悚不颤抖，也会像被强行通了电一样，“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做出反应”，会觉得如果此时不能安静下来，就是对它们粗暴的打扰。世界已经脆弱到了容不得也禁不起任何粗暴的凝视了，何况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砍下的头颅。在它们面前必须肃穆地冥思，对这个被摧残得遍体鳞伤的人间，也是一样的。

　　欧美一些书评家说《人类砍头小史》是“时代珍品”，“充满了怪诞而恐怖的故事、富有吸引力的事实和哲学难题”，将猎头“这让人痛苦的话题变得更有意义，而不仅仅让人觉得是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还说它“在恐怖与血腥之外找到了人性的维度，甚至还找到了难得的幽默”。我是一个普通读者，强烈的感受是，这本书所讲的故事真的搞乱了我对这桩血淋淋的事情的认知，让我一时找不到什么维度可以附和着说话了。古往今来，那么多人对砍人头的勾当那么着迷，战争狂人、刽子手、暗杀者、变态狂等不一而足，他们让人间充满了血腥和阴森。弗朗西斯·拉尔森在书中还列举了一些迷恋人头的科学家、收藏家和艺术家，他们其实也起着某些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1890年11月某日的《泰晤士报》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身兼收藏家、科学家、探险家的詹姆斯·詹姆森以探险考察之便制作新鲜的人头标本，且目睹并唆使人吃人的行为，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和恐惧，抨击他“滥用他的权力，来满足一种变态而残忍的好奇心”。发生在仅仅一百多年之前的所谓源于科学家“好奇心”的事情，不能不令我们沉思：世界上的大规模猎头行为的终结，大概起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之后，但时至今日，对此充满好奇与迷恋，甚而津津乐道的人，又比那时候真正减少了多少呢？何况还有数不清的奔忙于各国市场的头颅收藏家，还有遍布于东西南北的以头颅审美为独特兴趣的艺术家。我当然没有理由说世界还是那样不堪，也没有理由说人类还那样残忍，但是人类离真正脱离野蛮愚昧还有多远呢？我也一样没有理由说，也不敢说。

　　其实，在说这些话的同时，我自己也该看看自己的内心。用此书译者秦传安先生的话说：“我们这些自诩为‘文明人’的现代看客，是否真的与砍头这一‘野蛮’行径相去遥远了呢？”当我们在互联网上很超然地围观某些恐怖组织对人质实施斩首时，“难道没有揭示出我们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幽暗角落？”与百八十年前的看客相比，我们好像进化了许多，变聪明了许多，也就是将自己恶的本性又遮掩了许多，而且越来越善于遮掩，而本质改变了多少呢？能不能说其实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呢？

　　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而言，已经没有机会直接观看砍下人头的真实现场和被砍下的血淋淋的头颅了，只能在博物馆里或从摄影家、画家的作品里面对人头陈列品或艺术品，因此人们便觉得干缩或变形夸张的头颅与死亡脱离联系了，便以为有了审美的、哲学的和人性的，甚至神性的思考意义。其实，这种审美和思考与那些人头本身有多大区别？恐怕一样“残忍得毫无愧意”吧？我们是否被震撼或战栗过？一颗颗被砍下的头颅是一个个观照物，同时也是一个个观照者，或者说如一面面镜子似的反射物，观者在其中看见了别人，也被别人看见，同时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长期潜藏着的另一个内心，也能看到时间在那头颅里流淌，有些时间汩汩地流出来，有些时间簌簌地流进去，好像被砍了头的人捧着自己的头颅，在世界的某一个或每一个地方行走，昭告我们某些历史和事物的真相与本质，或者宣示着某种真理。

　　弗朗西斯·拉尔森研究的是人类砍头，不是人类死亡。她说被砍下的人头“需要想象性地跳过死亡的边界”，“死亡的瞬间揭示了最纯粹的主题，一个人不再被对生的关怀所妨碍”。这或许会让我以为研究死亡、审视死亡，比研究活着更重要，以为“正常”的活着无审美意义或根本无意义。那么，生者与死者，谁更可爱，更可敬？是谁征服了谁？一个人在与不在、思或不思，有多少意义？对被砍下的头颅的如此审视，是不是能实现我们最黑暗的冲动？比如，当我们凝视着被端到翩翩起舞的莎乐美面前装在银盘子里的滴着鲜血的施洗者约翰的头颅时……

　　不过我们都知道，世界上虽已有答案却总是找不到那个唯一答案的问题，实在太多太多，弗朗西斯·拉尔森最终想跟我们说的是：

　　人头总是以复杂而矛盾的方式吸引我们的注意，这种感觉既熟悉又超脱尘世。它们提醒我们记住自己的脆弱；它们迫使我们观照内心的自我，诱使我们研究人性的局限。我们或许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但那本身不是我们转过脸去的理由。

　　这些拉拉杂杂的话是对当时读这书时所作笔记的梳理，我知道可能前言不搭后语，自认能说的就一句话：《人类砍头小史》是一本比较奇怪，也有点奇特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