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之一：母亲的食物

我的母亲是平原食物的爱好者。每一个有乡愁的孩子，都有一个饮食习惯固执狭窄的母亲。比如我的母亲，多年以后，她曾经在海口生活过数月。不论我请她吃海南的任何食物，她都是拒绝的，本能地觉得不好吃。

　　母亲素不喜欢吃鱼，而海口的饮食，以鱼为鲜。母亲的饮食口感是以盐味重为上，而整个南方的饮食皆以素淡为主。母亲不理解海南人为什么会吃得如此的简陋。她自然不知道，在海南人的理解里，那么好的食材，任何过度的烹饪都是对食物味道的破坏。而从物质贫乏时代里走过来的母亲会觉得，那么好的食材，不好好地用各种调料加工一下，岂不是浪费了那食物的珍贵吗？

　　这不只是对食物理解的差异，这几乎是一种处世哲学的差异，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

　　这不是母亲的错，她的饮食习惯是个人生活多年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是她的舒适区域，是她多年人生妥协的结果。她喜欢吃的每一种食物，都有一个远大于食物本身的故事。

　　我的母亲所做的食物，大都和时间、力气有关。母亲几乎是一个村庄的代表，我记忆中的村庄里，有数不清的平原上的炊烟，属于母亲的空间极小，院落——田野——菜地。这空间宽阔且狭窄，方圆六里地盛放了母亲的半生。而我人生最初的认知，也都来源于这几公里的庄稼和牲畜。但对于我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丰富：黑夜的黑，月光的颜色，大雪过后的乡村的模样，秋天里的云彩，夏天时河水里的鱼，以及瓜田里每年成熟一次的甜蜜。

　　在旧年月里，一个村庄，就足以安放一个人的一生。我的母亲，在四十岁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我出生的村庄。所以，一说起母亲，就会打捞出以下的折叠——我出生的院子、村庄，以及村庄外属于我们家的几块麦田。这些劳作和生活的场景，就是母亲的全部内容。

　　母亲煮的粥，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庄所有女性煮的粥的味道。母亲做的馒头，是我们村庄里所有麦子的味道。母亲可以用心将最为朴素的食材做出大于食物本身的味道。同样是一碗手工面条，母亲会提前将面团好，饧几次，又反复将面团摊开，又团在一起。这反复和面的过程，让面的筋道得到了刚刚好的拉伸。等面条用刀切出，下到锅里，煮熟以后，面条就是母亲的味道了。

　　不能简单地用“好吃”来形容母亲的食物。我十八岁出门，以后的三十年，吃过全国各地的面食，却很少能吃到母亲做的手擀面的味道。母亲对面的态度是虔诚的。她是在给自己的孩子做面条——这一份心思，大于面食本身。母亲的食物，与其说是“好吃”，不如说是母亲在一碗面里，传递了爱。这既是哲学的，也是属于内心的。

　　一个人最初的胃部记忆十分繁杂，很难准确梳理。在年纪尚幼的时候我就知道，村子里许多孩子的母亲做的食物比我母亲做的好吃。我的母亲不擅长腌制咸菜，不大会炸油条，不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肴。然而，母亲做的蒸馍，对我来说，是对食物最初的启蒙。

　　从种麦子开始，一直到麦子收割，母亲全程参与了麦子的成长过程。她珍惜每一粒麦子，面粉打出来以后，母亲会用一种规格极细的箩再次对面粉进行细筛。这样，粗的面粉被做成一种馍馍，供父母和我们兄妹吃。而细箩筛过的白面做成的馍，是专门给爷爷吃的。

　　食物的贫乏，让面粉也有了身份的差异。那时的乡村，强调长幼有序，尊老才会获得社会的认可。所以，母亲的做法为她挣得了不错的名声。随着年龄的增长，麦子不再紧缺，我们这些小孩子渐渐也能吃到专供给爷爷的细面馒头了。细面馒头需要细细地吃，偶尔在吃馒头的时候，可以听到一声鸟鸣，实在是太好吃了。以后的时间里，只要吃到馒头，都会以母亲手工做的馒头作为参照。母亲的馒头，成为一个地址、一个标签。

　　母亲的食物是众多颜色中最清晰的白色，大雪的白，馒头的白，面条的白以及米粥的白。母亲的食物，是众多河流中最宽阔的那条，是一年四季中最为舒适的秋天，是秋天的树叶落在地上后的沉醉，是我不论走多远都洗不掉的黄河的底色。母亲的食物，其实更像是一幢关于爱的碑刻，一刀一刀地刻在我的味蕾上，是魏碑，是汉隶，也有可能是酒醉后的一纸行草，不论我离家乡有多远，都能在瞬间接到食物的信息。

　　作为一个中年人，在外面漂泊多年，饮食习惯早已经改变了最初的狭窄。然而，母亲的食物对我来说依然有效。很难解释，人的身体记忆为何如此固执。如果说母亲的食物是一种文化的铺垫，那么，我们的一生中总有一天，将超出母亲的认知范围。然而，食物的记忆却会打破这样的循环。食物打破身份的限制，我们对母亲的接受，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包含着食物味道的捆绑。吃到母亲的食物的那一瞬间，我们被时光遣返回多年以前，我们复又变得柔软而单纯，我们成为一个陈旧的自己。

　　母亲的食物，有时候又只是属于一个人的。这些食物无法向全世界推广。比如，我母亲的食物，无法让我的出生于湖南的同事周建国所接受。说出周建国的名字，几乎也就说出了他的母亲的食物，和他的家乡的名字。

　　母亲，有多么具体，便有多么抽象。在城市生活多年，大多数时候，我已经成为一个说普通话的人，然而，一旦回到县城，回到母亲的生活圈子，我立即又开始使用母亲的方言。那些字词，像一道道的食物一样，既养育了我，又温暖了我。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以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进行评论，而唯有与母亲相关的东西，比如母亲的食物，我们无法评价。它是我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最初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我将成为另外的人。所以，我无法否认自己，哪怕我早已经远离了起点。

　　母亲的食物，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比喻，它和温饱有关，和爱相关。实际上，它大于文化，也大于审美。母亲的食物是一种植物，时光越长，长势越好。中年以后的我，自然而然地开始喜欢朴素简单的东西。而这样的喜欢，和母亲的食物是多么一致。

　　原来，人生就是这样循环守衡。疏远和回归，需要时间需要距离，我们离开故乡，是为了确认自己已经不再单一。当我们足够丰富时，最初的简单的食物却又渐次清晰。

　　离开才能丰富，丰富才能回归，回归才会简单。人是如此，食物也是如此，故乡呢，也是如此。

之二：小县城白描

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哥哥部队转业回到小县城工作。一开始房子租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旧院子，院子方正，但距离火车的轨道极近。每天晚上，都要听着火车嘶叫的声音入眠。我在那个小院里住过不止一次，夜深时万物寂静，火车路过的声音被夜色放大，整个院子和铁轨共振，让我的耳膜有被撕裂的感觉。天亮时问我哥，他说，久了就听不见这声音了。

　　后来，我哥婚后搬家到了城北，距离火车站很远。父母亲因为帮助照顾哥哥的孩子也住到了他们家。过年时，我从省城回到小县城里，住在哥哥家，问他，这下终于可以睡安稳了？哪知，母亲插话说，你哥已经半年没有睡好了。我大惊诧，问为啥。我妈说，你哥已经听习惯火车叫了，这一搬家，每天晚上听不到火车声音，反而睡不着了。

　　当然是大笑，然而，我也第一次知道，人一旦适应了环境，就会无视恶劣。

　　小县城的生活规则能够塑造一个人。我哥在火车站附近居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对年轻夫妻，每天吵架。哥哥从中说和多次，成为朋友。时间久了，双方便不再有隐私。某个中秋节，我回到县城，我哥出差未回，邻居家一见我敲门，出来一看，说，是弟弟吧，和你哥长得真像，然后回家便拿出我哥的院门钥匙为我开了门。那时候，县城的邻居常常相互备一把钥匙，以便家里有紧急的事情时，邻居们好帮忙。

　　在小县城与人建立亲密关系，靠的就是和人分享自己的隐私，这种无边界感的信任，几乎是县城生存的密码。在小县城里，如果两个人说话时不时地骂上对方一句，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两个人是亲密的。而说话很客气的两个人，则大概率是陌生人。

　　我哥刚工作时，单位的电话还不能随便拨打长途。电话机被一把锁锁着，要打电话必须向办公室主任说明理由，还要登记在案，才能拨打。那时候我刚工作，有一天早晨，刚上班便接到了我哥的电话，问我在省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我那时候虽贫穷，但无比欢乐，告诉他一切都好。我哥这时才长出一口气，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是关于我的，有些担心。才求了他们领导半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最常用的手段还是写信，有紧急的事情才打电话。哥哥的这通电话让我感动了很久。这也是他在小县城里生活的基本态度，他对人好，是发自内心的关心。

　　我哥的县城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别人而活。他的工作是因了我的舅舅帮忙而解决的，所以，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帮着舅舅家里干杂活。舅舅家的厨房要加烟囱，我哥学会了和泥、垒砖、砌灶。舅舅家院子里要盖一个公共厕所，我哥学会了和工人讨价还价。舅舅家空调打洞时没有钻好，要补一下墙洞，于是我哥又忙活了一个周末。

　　小县城的人际关系像一张渔网，我哥在这样的网中活得滋润而欢喜。他对人大方，不欺软弱，为人也仗义。所以，他友人的身份，混杂而丰富。

　　我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他支付了自己的时间换来的。他的一套房子要装修，于是认识了装修工朋友。装修工的弟弟结婚，哥哥开着自己的车子忙前忙后，封了厚厚的红包。装修工呢，在为哥哥装修房子的时候，也一样倾力付出，忙前忙后，不收费用，只喝了几顿酒。

　　县城的生存法则就是如此。在小县城里活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与疏远，不仅仅是用亲戚和朋友来测量，还有一种江湖的义气参与其中。我哥对他的很多朋友的评价就是一句话：那人很讲义气，很够哥们儿。

　　具体是如何讲义气够哥们儿的呢？这便是他们日常接触的细节。哥哥和他的朋友们，用一件又一件细微的生活细节织生命的网。在县城里，大多数和哥哥一样的人，与人打交道都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能亏待朋友。这是小县城的一种公共道德。然而，这种道德的门并不会对所有人开放，他们需要遵循一套严谨的县城叙事。对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是所有在县城里生活的人的共识。

　　我哥有时候会抱怨他的一些朋友，说，那家伙“忒猴”。说一个人精明、小气，我们老家人会用这个“猴”字，意思是有点滑头。说完后，我哥也会补充一句：唉，他们家确实也不容易。这就是我哥人缘比其他人好的原因。他有理解别人的能力，不会太过计较。在县城里，能做到这样，算得上是通透了。

　　小县城里的事，大多数时候都不分明。这些看起来很“猴”的朋友，我哥也都真诚地和他们交往着。时间久了，我哥发现，这些人对别人滑头，却唯独对他无比厚道。所谓人心换人心，在熟人社会是成立的。

　　小县城最坏的地方是，熟人才会骗熟人。每隔几年，必然会有我们认识的亲戚被他的好友骗了一笔钱跑路了。在大城市，这样的事情都是要靠法律解决的。然而在县城里，不用。我哥说，但凡是跑路的家伙，都是做好的手脚，他名下的财产都空了。而且一定是只剩下孤儿寡母的，任谁去看了，都觉得可怜。他们，是有套路的。

　　我问我哥：那怎么办？就没有办法再要回钱了吗？

　　我哥说：有的，要等那个人赚回钱了，才能还。

　　一辈子都赚不回了呢，要是？

　　那就要不回了，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小县城的人情，在这样的是非和利益面前，就是如此模糊，充满了自我欺骗的善良和怪异。明明自己是受害者，最终却还要替那个害了自己的人圆场。经济上的事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争执，也是如此。

　　在小县城里活着，是非观念不能过于强烈，不然，可能就会没有朋友。我哥的生存哲学是这样的，他眼睛里没有坏人，有的只是那句：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经常被我哥的这句话感动到，因为我总觉得，我哥可能是我们县城里最善良的那一部分人了。因为，他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

之三：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已是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到省城郑州工作。单位在经五路上，有梧桐树与鸟叫声。我那时写诗，执着而痴狂，给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写过诗，是一个抒情过度的人。然而那时候，我对城市略有偏见，因为租住的都市村庄破败、拥挤。我所怀念的东西，大多还在乡村的世界里。

　　多年以后，我明白了，乡村像一个热爱盖印章的书店管理员，而我们这些自小在乡村或小镇长大的孩子，是被盖章售出的一册册封面不同的图书。我们一生都在与自己的出生地做对抗。我们通过多年的行走，逐渐洗净自己身体里的泥土的味道。然而，来自于胃部，或者和母亲有关的细节，一旦被激活，我就仍然是故乡的俘虏。

　　那时在很多人的心里，乡村的温度是大于城市的。比如我，每年回到乡下过完春节，都要带一些吃食回来。那时的郑州，多半人口户籍都在乡下。在省城里，我们活在各自忙碌的身份里，我是某一册杂志的编辑，邻居家的老三是菜市场摊主。而春节时，我们统一成为“在城里工作的儿女”，负责回老家做父母的听众。大部分城市里的居民在春节的时候返回故乡，这是乡村对城市的一次大规模的搬运。工作了一年的乡下人，买空了城市，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一种城市生活搬到了乡村，或者小镇。

　　那时乡村交通不便，公共交通更像是一部部电影剧本。每年春节，不仅票价翻倍，也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骗子和小偷混迹车站。回家，几乎是一场小型的战争。然而，即便如此，城市里的年轻人，还是在每年春节的时候一头扎回了乡村里，用结了冰的水洗脸，在寒冷中回到自己的童年。

　　那时节，每一年如果不回到我出生的那个乡村院落，第二年我便会缺少力气。乡村，是我的人生磁场的开始。必须熟悉一下乡村的语言、邻居的样子、门前的树，我才能确认，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到城市的外来者。我要走得更远，用我的诗句也好，用我的行走也好。总之，那时的我，是一个理想丰富的人。

　　乡村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面目模糊了呢？

　　对于我来说，是因为父母亲的搬家。他们搬到了小县城里，因为要照顾哥哥的孩子。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有时候很模糊，就像我，早已经忘记了父母亲从乡村搬到县城的时间。有时候又那么清晰，比如，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省城里买房安家的时间。

　　乡村包含着我的成长记忆，也包含着父母亲讲述的邻居的故事。我和乡村的关系，借着父母亲的讲述一直在延续。那些少年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人，如今他们的人生，我也是想知道的。人都是由复杂的记忆组成的个体，进入城市以后，我尤其理解那些回家乡寻找记忆的人。可惜，父母亲搬到县城以后，再到春节，我只能从省城回到那个陌生的小县城。村庄的记忆越来越少，记忆的抽屉合上，沉默而渐远。那个盛放着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院子如今住着我的邻居，他们帮着看护院子，打理院子里的柿子树和菜地。

　　城市一点点地接受我，我在城市里不断地更换住处，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城市正打开一个装满诱惑的盒子，而我是那个有钥匙的人。我从城市里获取了太多营养。我出差到全国各地，所见识的人事，都是我生命的延伸。我写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将我的名字带到不少陌生人面前。我由最初的那个单薄而怀旧的乡下人，变成了一个逐渐面孔清晰的城市人。这些城市的经验碎片，正一片一片地覆盖掉乡村的美好。我的精神世界里仿佛有两根绳子，一根来自乡村，另一根来自城市。我被两面争抢着。一面有着我无知且善良的少年得失，一面是我在城市里遇到的丰富的故事。成长，让我成为我自己的陌生人。

　　在省城工作几年后，我买了第一套房子。这是我与城市亲近的开始。我不再是一个漂泊者，我是这个城市中万家灯火的一缕光。又几年后，我的孩子出生在郑州的一家医院里，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乡下人身份。我用普通话和孩子说话，给他讲故事。只有在与陌生人交流时，被人问到老家是哪里，我才会想到我的老家，河南省东部一个叫作董堂的村庄，以及那个曾经填满我记忆的院子。

　　父母进城的同一时期，我生活的省城开始扩张。道路的延伸与铺垫，既打通了城市和乡村的隔阂，也丰富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宽阔的道路让原来要走五个小时的距离缩短，原本因道路阻塞而耽误了医治的病人，现在得救了。乡村到城市的道路拓宽的过程，也是我的心在城市逐渐安放的过程。最初，我将我的内心存放在经五路的一棵梧桐树上。后来，我将我的心存放在了我书房的灯光里。再后来，我将我的心存放在孩子的第一声啼哭中。我在城市里安家，扩大了自己，有了爱人、孩子和更多只属于我自己的地址。我走过了许多的河流和山谷，在多个城市长住或工作过。我从一个乡村出发，离故乡越来越远，从青葱时代走到了有惑的中年。

　　这些年，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开始错位。原来一到春节的时候，城市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空阔，三分之二的人选择回到家乡温故自己的青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春节的时候留在城市，乡村的故事也被父母带到了城市里。乡村里留守的人越来越少。那一份乡愁被城市的一声汽笛覆盖，成为一个故事的叹号。而我则越来越老，常在深夜时想起少年的事，想起乡村的孤单和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