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冰如

　　沿着青澳湾往云澳镇的方向夜行，临近云澳，周围林木荫翳，同行者指着半山的亮灯处，告诉我说那就是云盖寺。我怎么也料不到，云蓋寺坐落在荖园村的半山腰上，边上的一条通道，颇为陡峭，也只是二三十米的高度而已。

　　夜访云盖寺，缘于白天遇见云盖寺的悟泽师父。

　　她是主持人小马的朋友，下午来过角茶轩。第一眼看到悟泽师父，那双兔子般灵动的眼睛就吸引了我。

　　角茶轩是一个民国风情的茶空间，悟泽师父一身浅灰的僧服行走在其间，一点都不违和。她四处看看，摸摸，行走之间，看到绿釉花盆里的梦香兰，她低头闻香，淡雅的香气让她兴奋地欢呼，又询问名字。我倚在门口看着她浅笑，此刻的悟泽师父，不过是一个少了头发、身着僧服、对一切充满兴趣的年轻女子而已。

　　她像一滴从空中坠下的水，清脆地落在角茶轩的清塘里，涟漪扩散到每个人身上，大家的嘴角都上扬成小半圆。

　　饭后，她拉着我一起拍照，我原不喜欢拍照，也在她的欢呼中加入行列，人与人的熟稔在短短的时间内得以加倍完成。

　　有一个朋友穿了汉服在角茶轩拍照，身段柔似柳，面容姣好若沉月。悟泽师父一看欢喜得不得了，嚷着要跟人家合照，一脸小迷妹的神情。

　　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女尼。在我的意识里，女尼们一般是有点刻板的，谦和，温顺，一副低眉顺眼、言语不多的样子，而且时时显出与俗世的疏离感。

　　意识多是被约定俗成，也有来自我以前所接受的单一概念，是它们，将女尼们的形象单一化了。

　　我忽然想起汪曾祺小说《受戒》中的明海，一个有意思的小和尚。当初读到这篇小说，眼前一亮，喜欢他带来的新鲜空气和软软的人间温情，特别是在那个文学被冰冻的时代之后，更觉得这样的人物是早春的一抹翠色。我一直以为明海是一种文学世界中的美好，而现实中，更多的是被条条框框捆绑的中规中矩的僧尼们。

　　那晚刚好有人提到云盖寺就在附近，突然就有了夜访的念头。很想看看养育这样女尼的庵寺，山水有何不同。

　　夜风很大，寺门口两株菩提树沙沙作响，仿佛两尊声色并动的门神。我们下车的时候，悟泽师父和住持师父已经迎了出来。住持师父倒是符合我对尼姑形象的想象：温和，不苟言笑。

　　云盖寺并没有给我惊喜，只是南澳岛上一座重修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寺庙而已，后面的居士屋和办公场地崭新、明亮，庙宇的静谧也并不明显。尽管她们告诉我云盖寺是一座有历史的寺庙，据说从明代时就开始修建，因修筑期间常有云朵萦绕其上，所以得名“云盖寺”。同行者说：“先有云盖寺，后有云澳。”

　　本地人说“云盖寺”的语音，我常听成“云盖氏”，仿佛一座寺庙涵盖了一个小镇的姓氏。

　　悟泽师父引领我们到观音阁，指点我们焚香、叩首。此刻，她收敛了下午在我店里的灵动，成了神色庄重的主事者。

　　穿过观音阁，刚好九点，一阵暮鼓在观音阁对面的妙香亭响起，在呼呼的山风中，在一群人喧闹的话语中，木鱼一响，暮鼓仿佛一道消音剂，排尽嚣嚷。

　　清旷、净亮的佛音响起，声线仿若一根冉冉上升的香烟，干干净净地落在我的心上。那位做晚课的师父，专注地吟唱，妙香亭前香烟袅袅，一种氤氲的气息环绕着她。我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灯光暗淡，其实只见一个侧影，她并没有穿僧服，只是一身普通的睡衣。

　　告别的时候，我应下悟泽师父的年会邀请，三天后为她们的年会做一场禅茶茶艺展示。

　　三天后的清晨，又踏入云盖寺。这次才注意到寺门楹联：古寺晴云。白天，在寺门前平台，可以远眺云澳，海面平静如镜，中有小岛屿，郁郁苍苍。晨风拂面，如同妙手。

　　云盖寺内已设好年会台，我没料到是这样简约的场地，只是斋堂的前厅临时设为小舞台。廊下备了二三十桌感恩宴，但能看到舞台的也只有四五桌。我跟身后茶艺演示的人员说：“无论环境，以心待事。”

　　节目由本地最有名气的主持人小马主持，他没有在乎舞台的大小，嬉笑地和往来的人打招呼。帅气、好玩的小马，对我们的茶艺和古筝表演者来了一个夸张的扑地拍照动作。不料，旁边的一位女尼，居然戏谑地准备一脚踩上小马的后背。我被她诙谐的一脚吓了一跳，她一回头，嘻嘻地笑起来，她的声音让我认出，是那一晚做晚课的女尼。

　　这一位女尼脸色白皙，海岛毒辣的阳光没有偏爱她。我跟她聊起来，问她什么时候开始在寺庙生活。她眼珠一转，露出狡黠的微笑：“你猜？”聊天之中，她常将问题抛给我，仿佛我能自己猜中答案似的。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很喜欢这个庵寺的女尼们了，她们的活力、举止和日间所见的其他年轻女子无异，并没有被庙宇森严的清规戒律所束缚成一个个木讷、不苟言笑的人，相反，更有另一种清新中的自然气息，一如她们忙碌起来时红扑扑的脸色，惹人喜欢。生命不就该如此吗？那天夜里我应下她们的邀请，是有缘由的。

　　在云盖寺，我不时想起文字里女尼们的同类人。作家张忌的小说《出家》，主人公方泉是一个进城的农民工，打着几份零工，送牛奶，送报纸，另一份零工是到寺庙帮忙做法事。在尘世与佛门之间来去，方泉在“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是什么在支撑庸常生活”的问题里探索，在佛门中寻得自己最后的心灵栖息地，后来，方泉出家了。佛门，对于方泉来说，是“尘世落在身，慢慢变成了僧袍”。

　　云盖寺的女尼们呢？听说多是七八岁就寄养在云盖寺。在我看来，心窍玲珑的女尼们是“穿着僧袍，有着尘世的模样”。我这样说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喜欢她们活成水笋般鲜嫩的生命，她们身上的活力，仿佛剔透着山间竹笋刚剥下时那层薄薄的光。

　　穿梭于眼前的，还有来来往往的云澳镇居民，男女老少携带着果品前来礼拜观音。今天来的多是虔诚的礼佛者，对于云澳人来说，位于半山腰的云盖寺是他们安放心灵的地方。

　　年会开始的时候，寺庙的住持老师父抱着来客中的一个小男孩坐在前排，一脸慈善，欢喜写在脸上。此刻的她，与邻座的老妇人无异，只是一个慈祥的奶奶而已。依傍于村庄建起的云盖寺，与其他的处所又有多大的差别呢？一个邻近村民们可以活动、可以聊天、可以寄放一点小小依托的地方而已，它也是村民们尘世生活的一部分。

　　云盖之下，尘世中来。

　　这几天正在阅读的是陈继明老师的小说《北京和尚》，一个法名叫“可乘”的僧人还俗娶妻、过俗世生活的故事。读着可乘的故事，又想起张忌笔下的方泉。他们仿佛都是汪曾祺笔下明海的延伸，是长大后进了城的明海。

　　可乘和方泉，一个是退僧还俗，一个由俗入僧，一出一入，各有缘由，但都有自己的圣徒气质在其中，他俩的精神气质中的清洁是一致的。入也罢，出也好，修行还在心里。

　　前一周刚好有一场文友的聚会，陈继明老师也在场，我们讨论着他的《北京和尚》。我和另一位姐姐都说，他的这部小说，若更名为《麻脸观音》更有意思。故事中，可乘妻子的奶奶屋里有一尊麻脸观音，后来奶奶临终前将麻脸观音送给可乘作纪念。麻脸观音，在故事中可谓意味颇深。我觉得，一个受普世人群膜拜却是麻脸的观音更接地气，她的不完美更能指向尘世的生活。麻脸观音有和日常生活中每个人一样的小烦恼;或者，麻脸观音以不完美现身，反而能成为更多人的心灵道场。

　　云盖寺年会那天，我站在观音阁前，观音低眉慈眼，隔着香烛烟火，俯看来来往往的众生。

　　主持人小马走过来，收起嬉笑，双手合十，低头跪拜。

　　他侧容静穆，前几晚夜茶时，他也是这样的神情。那一夜，我们谈及他朋友的生死，二十几岁的生命，隐没在艾滋病的噬虐中，仓皇的命运迫不及待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夜茶中，我看到他有别于人前的一面。小马有一个人向内生长的部分，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柱多棱镜，那小马的每个镜面的面积会更大些，光彩横溢的人背后常常有难言的晦暗。

　　“人心需要有个皈依。”望着观音阁，小马说。

　　年会活动之后，我沿着短短的山径往上走，在清静的澄心亭驻足。

　　举目远眺，半湾青碧半湾村，整个云澳镇全纳于眼底。这个立足点，仿若小小的如来之掌，罩住尘世，在尘世的半山腰处。风透过菩提树疏疏地吹过来，切切如诉。

　　“如姐，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的心灵着陆？”

　　小马刚刚在观音阁前的问话依旧在盘旋萦绕。

　　摘下一枚心形的菩提叶，叶尖如线牵引。在叶脉的数列中我一点点回顾起自己这五年的生活。五年前，面对二胎的到来，自己如过河之卒勇猛，从职场上退出。

　　却发觉，这勇猛其实敌不过生活的琐碎。

　　辞职让我变成一枚从键盘上拔掉的键，忽然不知要将它再安放在何处。位置缺失，全职带娃，谋生压力涌来，兵荒马乱的时候，产后抑郁也没有放过我。家庭与个人的危机双箭齐发，那些日子，我是一头莽撞又带着绝望的牛，到处撞得头破血流，伤人也自伤。在无数个梦里，我常常被射坠在无边无际的暗夜中，旋即被逼迫到人生的崖边。

　　最严重的时候，我对一切都失去兴趣，在人前人后都控制不住眼泪。好几个深夜，站在漆黑的阳台上，我一次次俯视下面的街道，渴望一跃而下了却痛苦。

　　在此之前，我身边也有两个患抑郁症的朋友，我亲历过他们的惶恐。我意识到自己也已站在生命的边缘，警惕起来。

　　一个朋友给了我良方：不假外求。

　　然而“不假外求、自得心安”，谈何容易？

　　必须寻找到自己的精神领地，那是自己的缰绳所系。

　　一次夜读，当摊开书，握住拳头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拳头立在桌子上，掌心和五指之间，正是一根绳子可以存在的地方，而能否握牢它，只能憑自己感知与控制了。

　　五年的时间不长不短，我用阅读和习茶自救。浮游于世，需要有一点高于日常的微光让人不致绝望，它能消解日常的琐碎。

　　诗人佩索阿说：“拥有花朵的人，不需要神祇。”

　　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花朵，而孕育出一朵花的历程也并不轻易。

　　寺庙的内埕熙熙攘攘，女尼们和往来的香客在打扫、清理年会的现场，这些往来的人们，各自需要各自的道场。

　　突然就想起道隐禅师的一句话：“月印千江水，门门尽有僧。”或许，我该再跟小马说：“世上，还有麻脸观音。”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