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

　　我成长在一个离异家庭，严格说是在两个完整家庭的夹缝中长大。这种环境让我敏感自卑，必须学会更多的观察，因此我缺乏一般孩子的坦然。我第一次失眠是在四年级，我的第一根白发也生在四年级。后来失眠再没离开我，头发也在三十岁出头就掉得差不多了。而另一方面我又必须强悍，用力量保卫自己的尊严，保卫自己与正常孩子的同等待遇。我的小学中学几乎是伴随打架度过的，家人习惯了我流着鼻血在外面胡混的样子。我厌倦这种生活，渴望不再依赖家庭，所以十五岁那年，当机会灵光一闪时，我夺门而出加入铁道兵，以军人的名义独步天下。

　　退伍正赶上国家恢复高考，这对我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和挑战。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准，参加高考跟参加春晚差不多。我试图向亲友求助，得到的最佳答复是，人要知道斤两，好大喜功没有不栽跟头的。那好，人谈不通就找动物谈。那天我带上义利牌果子面包独自逛了一天动物园，跟所有动物交流，我到底该不该参加高考，再拼他娘一回！非常感谢动物朋友们，它们的眼神真诚而期待，当我把最后一块面包分给它们时，一切都已明朗，那就是：把考场坐穿！当时我在清华园火车站做装卸工，边扛活边补习，向所有能教我的人乞讨知识，从小数点除法学起，不到一年完成了解析几何以降的全部数学课程，还有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并于1978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开启了新生活。

　　毕业后进入部委。在国家机关最大的收获是走遍祖国万里山河，以俯视的角度观察社会，观察她的多样性复杂性：各种问题的现状与历史沿承、地区之间物质与文化差异、综合国力的评估、地方利益的区别与协调、政策的可行性分析等。除西藏新疆外，我去过所有省区，有些省份是一个县一个县跑。这段经历极大丰富了我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开阔了我的眼界胸怀，深刻感受到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联。这对一个男人很重要，没有疆域的概念，没有历史的情操，没有家国情怀的人是不会深刻的，因而也很难写出好作品。这段经历为我后来在写作中彰显文化个性打下基础，并为今后与异国文化做比较提供了细腻的构架和凭据。

　　很快，我发现我的个性不适合机关，我需要一种自己做选择的生活。于是三十岁那年，我自我放逐，身无分文独闯美国留学，从零出发重活一回，学语言读学位，同时还要养活自己，至今一晃三十载。我惊叹人的潜力，一旦命运握在手中，生命就像虎王坦克一样经得起折腾，生活也会随之风情万种。我做过不少行当，餐馆打工、修屋顶、种草莓、养马、海上捕龙虾、深山伐木，甚至差点被掳去卖大麻贩私酒。坚定的自我期许和人生追求让我不甘沦落，过那种烂糟糟的生活。当命运对我极限施压，比如贫困与饥饿、寒冷与孤独时，我就不去想它，一天一天熬，一天一天进取与变好。这时的生活才是刻骨铭心的，极具含金量。人生的底线在这时才会出现，当生活向你极限施压时，你也在向人生极限施压，没有极限的压力就无法获得极限的人情世故。很多人能够突破庸俗的屏障，进入豁达境界，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极限的人生，不仅发现人性的美好和弱点，更看清自身的局限与世俗，于是意识到新的人生境界，并为此展开追求。这个轮回或才是文学的本意。

　　拿到学位后进入主流职场，先后在华尔街和政府部门任职，人生的体验更加丰富深刻。这已超越留学生范畴，作为美国社会一分子，带着中华文明的密码，徜徉于西方文明的丛林，用中华文明的观念审视西方社会的游戏规则，这才突然意识到什么叫底线，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卑鄙和伟大以及善良与罪恶。于是一切都跳起舞来，差异、冲突、戏剧性、情感在无穷地细分化，像午夜的迪厅激情澎湃。此处，又怎可没有文学呢？文学是我選择的生活，也是生活对我的选择。

　　美国社会在我经历的三十年中，逐渐由包容走向促狭，温暖走向冷静，理性走向偏执。其转折点应该是里根实行对金融体系的宽松管理政策，说到底就是纵容金融系统不择手段获利，让金融资本坐大，不仅挤压制造业的生存空间，也拉大了两极分化，使社会由稳定一步步走向动荡，整个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各种利益间的缓冲地带逐渐消失，人际关系也更加敏感。由此带来意识形态的改变，直接体现在移民政策上，越收越紧，越来越复杂，与1986年大赦非法移民的气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移民政策收紧的直接受害者自然是弱势群体，特别是拉丁裔和亚裔移民，这反过来又助长了社会上种族歧视的氛围。总的感觉是，美国社会的内耗在加剧，各种矛盾在深化，而且全球化发展的巨大压力，压缩了美国国内政策调整的空间，在可预期的未来，这种趋势很难有太大改变。

　　与其他国家移民不尽相同的是，华人移民的命运就整体而言，很大程度上与祖籍国相关。祖籍国强大，移民地位就相对稳定，反之亦然。其间的原因很复杂，却是我旅美三十年，与各色华人移民接触后的深刻感受。老一代移民吃苦耐劳，封闭保守。为何？有人说这是中华文化的弱点，其实非也。他们是被抓来修铁路的劳工的后代，处处受歧视，没有平等的发展权。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自保就是抱团取暖，不让外人走进他们的世界，这是被逼无奈。后来的华人移民渐渐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移民，他们信誓旦旦，满载“重活一把”的热望，年轻气盛又思想活跃，很快闯入美国社会。现在华人移民中越来越多人出来竞选公职，这是巨大的进步，是老一代移民无法想象的。抚今追昔，想到华人两百多年的移民历程，我们移民北美的历史并不比意大利和犹太移民短，可至今政治地位仍相距甚远，怎能不感慨良多。华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只能坚定地走下去。

　　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导致移民生活激烈演化，也必然反映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上。海外华文文学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一个峰值，以唐德刚、夏志清、董鼎山、於梨华、聂华苓、章缘、张让为代表的名士做派和优雅人文主义风格已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动荡不安、批判性更强的写实主义文体。我本人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步入文坛的，作品无论从题材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带有极强的时代气息。比如中篇小说《挫指柔》，故事以辩护律师王彼得的视角，讲述了华人纪季风父子在美国社会受到的种族歧视，以及如何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反击，最后黯然收场的故事，内容融合了悬疑、武侠、侦探等多种元素，精神内核是探讨一个严肃命题，即华人群体在西方社会中的真实处境和中西文化实现交融的可能性。这部小说曾获第四届《长江文艺》完美文学奖，在海内外华文文坛引起关注。而创作这部作品的直接冲动是我上初中的儿子在学校遭遇的歧视，这是一个新移民面对不公平的无力反击，只能是意淫的悲情体现。庆幸的是，我没有停止在意淫阶段，还能点“淫”成金写出一部好作品，为自己出气，并将其提升到文化比较的层面，对华人命运提出自己的思考，为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典型鲜活的文本。

　　生活毕竟是多元的，华文文学并非“伤痕文学”，保持创作题材的丰富与多样性是我对文学的不懈追求。虽然小说《挫指柔》描述了受到种族歧视和迫害的华人男性纪季风父子在经多盘博弈后，黯然返国的结局，但在另部作品《和尼摩船长出海》中，我则给出一种全新的理解和期待。该作品讲述了一个颇有趣的校园故事，小说主人公王彼得和白人男性尼摩船长因争夺白人女性琼的芳心而产生龃龉，最后不打不相识地成为朋友。这是一部集故事与寓言于一身的作品，它展示了中美文化此消彼长的生动势态，文化含量也较为丰富。两种文明激情碰撞，优势劣势相互转换：傲慢与恭卑，强悍与坚韧，恣肆与内敛，狂妄与决绝……只有在真正的灾难中，只有面对共同巨大威胁时，答案才有分晓。出水才见两脚泥，谁经得起“侏罗纪”式的考验，引领人类走向未来？谁又能在危机过后保持忧患意识，防止过快地腐朽糜烂？人类的演进、文明的考验，都在这部作品中有所展示，它的现实意义今后也许会更加显著。类似的比较文化风格在我其他作品中屡有呈现：故事《同居时代》聚焦于一男二女的情感纠葛;而小说《水獭街轶事》则对早期华人移民的艰辛的奋斗史表达了同情和感慨，像电影传奇一样深情而流畅。

　　此外还有文字风格。比如在前边提到的几部作品中，我塑造了一个共同的华人形象“王彼得”，虽然都叫王彼得，彼此却未必直接相关，而是穿越于不同故事不同时代。这种写法早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福克纳的“南方小说”中即已采用，我非常享受在阅读经典中汲取创作灵感的过程。

　　我几乎读过傅雷翻译的所有巴尔扎克作品。比起他的几部名著，像《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我更喜欢《夏倍上校》。那些旧军官旧贵族，在新兴资产者的戏弄中灰飞烟灭，连最后一点尊严都没能挽留，极具现实意义。无论从艺术还是社会学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都堪称教科书。福克纳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我们这代人读美国小说基本是从霍桑开始，经过杰克·伦敦，再到德莱塞。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至今仍是描述美国“镀金时代”社会生活的经典文献。至于福克纳，我是大学时期开始读他的作品的。改革开放之后，《读书》杂志开辟了“西窗漫话”专栏，由著名旅美学者董鼎山先生主持，我正是通过董先生的介绍开始大量阅读美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特别是福克纳。很多东西来自潜移默化，对经典的閱读最终化作无形的感觉，在我的创作中天马行空浮云游走，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命运。

　　最后说到语言本身。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所有艺术的共同特点就是彰显个性，这可以说是普遍真理，如果真有普遍真理的话。那么，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对其中人物，一个个具体的人，个性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他们的语言习惯。比如方言，一张嘴就是一个形象，各有各的特色。这样一来，人物马上就立了起来，不光立在故事里，也立在读者面前。因为读者都有各自的语言经验，他们会随着故事中人物、方言的暗示，寻找自己所熟悉的人生体验，于是人物就活进读者的想象里。这正是我的创作体会，也是我在作品中追求个性的不倦尝试。不过，方言的使用是把双刃剑，并非使用就好，不使用就不好。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度，既突出人物个性又让读者阅读起来没有障碍。这是使用方言的关键，这个度如何把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凭个人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