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夏仲翼先生于2023年5月28日凌晨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2岁。夏仲翼曾任复旦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外文系副系主任、俄罗斯语言文学和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苏联文学兼聘博士导师。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辞海》外国文学分科主编及《外国文学研究資料丛书》《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委等职。2019年12月，上海翻译家协会聘请他为荣誉会长。先生辞世，复旦大学失去了一位成果极为丰硕的知名教授，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及翻译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前辈和学者。他的逝世是复旦大学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界的重大损失。为缅怀夏仲翼先生仙逝，本刊特邀请夏先生生前学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汪洪章教授撰成《三十五年师生情》，以示哀悼。

　　拜师

　　1988年8月底，我大学毕业六年后以讲师身份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比较文学专业。比较文学专业点设在中文系，是由贾植芳先生一手创办的，中外文系联合招生。当时研究生招生目录要求考生考前填报导师，复旦外文系招收培养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的主要是张廷琛老师，所以我考前填报的当然就是张老师。

　　笔试成绩拔得头筹，开心地于春季来复旦面试。按时上了文科楼四楼，提前进入面试地点——西北角的外国文学教研室。敲门进去，见一位50岁左右长者（据当时个人判断），正用抹布擦拭靠右最里面的一张办公桌。我轻声问：“老师您好，请问这是外国文学教研室吗？”长者抬头说：“你好！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参加研究生面试的。”

　　“欢迎，欢迎！”说着，长者放下抹布，合掌搓了搓手，低声说：“看来面试地点安排有点冲突。”边说边从桌上提起一个小包，指着一张靠门口的黑色长沙发，示意我坐下。“你稍等一会。”说着，在门口与我擦肩而过，走出了办公室。

　　这就是我和我的恩师夏仲翼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这当然是后来慕名修读先生开设的欧美小说艺术研究，于课堂上第二次面见夏老师时才知道的。而这已是1989年秋季学期的事。记得同修该课程的有夏先生兼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导后招收的第一位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董小英，另有李荧、郑海瑶（两人均为比较文学专业，师从张廷琛老师）和王腊宝、范千红、徐文慧、朱洁（四位均为英美文学专业）以及高宏（世界文学专业，导师张介眉老师），还有一位师从夏先生攻读世界文学专业的同学，因某种原因中途退学了。

　　进复旦一年半，已将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修读大半。除了夏先生的欧美小说艺术研究，还有张廷琛老师的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方法论和David Neal Miller 的文学评论等三门必修课。另外还选修了丰华瞻先生的中西诗歌比较，林秀清老师的比较文学专题研讨，朱涌协老师的西方文学的哲学背景，以及中文系应必诚老师的文艺学专题研讨，王振复老师的周易美学，陈允吉老师的佛教文学。修读这些名师大家的课程，使我学术视野大开，弥补了自己之前欠缺的知识结构，为其后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己后来30余年的教学科研方向所涉领域，也基本不出相应范围。

　　张廷琛老师于1989年7月赴美参加学术会议后，留在美国。年底进行资格考试、论文开题前，时任外文系主任的徐烈炯先生要求我们三位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尽快转导师，于是我和师弟李荧于深秋时节，事先电话预约后，一同前往夏先生愚园路上的寓所拜访。蒙先生慨允，一并接纳了我们三人，我得以从此正式拜师门下，开始了近35年的师生情谊。

　　受业

　　改换门庭，从夏师受业，我在1989年底确定了硕士论文题目“海德格尔与庄子的艺术论比较”。当时研究生有一笔出差调研经费，开题后不久，我便与师弟李荧一起赴京调研，查考资料。去了北图、北大以及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有关海德格尔的英文研究资料，以在社科院查考获得为多。

　　硕士论文题目较大，海德格尔著作译成中文的当时也不多，好多一二手资料使用前都必须自己翻译成中文（说一手其实不确切，因为不通德文，用的海德格尔著作英译本也算二手），加以中华书局1961版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四册，对我这个本科出身英语专业的硕士生来说，读起来、用起来，其难度也可想而知。因此论文做得很苦。其实选题前后，也就是囫囵吞枣读过一些徐复观、陈鼓应、张世英等先生的有关论著，竟然不知天高地厚，贸然起意做这么个大题目。但是，在夏老师鼓励和悉心指导下，没打退堂鼓，硬着头皮做了下去。

　　廷琛师去美国后，其在复旦一宿的寓所空着，他来信说我可以住过去，也好帮着代收邮件，开窗透气什么的。于是，1991年春季开学后不久，我就从南区搬进了廷琛师寓所，继续撰写5月份未能按时提交答辩的论文。寓所不大，但藏书丰富，可以随时取用；一宿离文科图书馆也不远，几分钟的路，查找需要的资料也比从南区跑去文图方便得多。就这样，我在系领导决定我留校工作后，申请推迟论文答辩至年底。又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约于10、11月之交，终于拿出五万余字论文初稿。

　　1991年，当时电脑还远未普及，学生交给老师的作业，大都是手写在白纸或格子稿纸上。我的论文初稿、二稿以及终稿都是誊写在格子稿纸上，然后呈请夏先生审阅。

　　夏先生当时年刚六十，仍处学术壮年，教学和科研等工作繁忙，但我每次提交上去的稿子，先生都会在稿本天头地脚、两边或行间空白处，用铅笔留下言简意赅的批语，意在帮助学生明晰议论思路，完善文字表述。我拿到先生批阅过的初稿后，根据先生的意见，对初稿加以较大幅度的删削和整改，完成三万余字拟用来答辩的终稿。

　　夏先生指导学生，有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三言两语，旁敲侧击，即能点中要害，同时给学生留下进一步深入思考的余地，俾有所悟。此外，夏先生比较强调学生所写东西的文气。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先生给我答辩前终稿手稿本所下整体批语上：

　　“现在大结构已无法动，你拈出的问题都不错，但论述终嫌粗率，似难经仔细推敲，另外论述都不能产生‘切入的感觉。有点含糊，整篇都要透彻明晰一点才行，文气也颇有不顺之处，恐怕是思考本身还没有十分清楚的缘故，现迫于时间，不能大改，你尽量再修饰一次。给我的感觉是对一个未能思考透彻的大题目的小归纳，显得比较薄弱，你以为如何？再花两天工夫集中注意推敲一下。我作为一个读者，总觉得文章没有气势是因思想尚未明确的原因。没有雄辩也要见出思辨。”

　　先生阅后所下批语，用铅笔写在论文终稿本最后一页下端空白处，共190字。原件至今仍贴附保存在论文答辩印刷稿的后面。这段批語可谓酷评，使学生受用不尽，不仅助我进一步修改完善了答辩用印刷稿，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师从夏先生完成的博士论文之选题、立意以及具体研究和撰写工作。我在上述硕士论文的后记里曾写道：“本文从选题到具体写作，始终是在导师夏仲翼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大到题旨的把握，小到文体、文风，夏先生都曾提出过宝贵的意见。”

　　这篇经夏先生往复批阅过的学位论文，于12月下旬完成答辩并获得通过。夏先生为我聘请贾植芳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夏先生大学时代同寝室的翁义钦先生，以及朱立元先生担任答辩委员。这是我至今仍感自豪的。答辩结束第二天，我就去复旦人事处履行了正式报到手续，开始了我在复旦30多年的教学生涯，从此我与夏先生一家的个人间来往也日益多了起来。

　　我是1995年至1999年在职师从夏仲翼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与我同年考取的，还有谈峥兄，谈兄博士期间师从陆谷孙先生。夏师原是俄罗斯语言文学方向的博导，1989级的董小英是夏师所招第一个俄文专业博士生。伍蠡甫先生1992年秋去世后，原师从伍先生攻读西方文论方向博士学位的白济民兄，不久转入夏先生门下，由夏先生继续指导。1994年11月，白兄完成学位论文，年底前完成答辩，并获博士学位。1995年，夏先生又正式获得复旦外文系英语专业博导资格。所以算起来，我是夏先生指导的第二个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在我之后，夏师又招过三位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我在从夏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家父于1998年初不幸因病去世，夏师多方加以安慰，但终因丧父之痛加以学位论文撰写压力，遭遇了人生精神和情感最大危机。其间所经历的痛苦，仅能与夏师言。在我人生最困难时刻，是恩师想方设法帮我走出了人生阴影，使我重新振作起来，一年多内终于写作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深文隐蔚 余味曲包”——〈文心雕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其间，夏师付出的学术指导之辛劳，亦难以一一道来。

　　武宁路奇缘

　　夏仲翼先生一家原住愚园路，是1992年才搬进武宁小区的。

　　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留校工作后不久，那是1992年春节期间，当时尚未开学，接到校办电报说有任务，要我迅速返回学校。回到学校才获告知，要我前往大连陆军学院，去教半年复旦军训生的英语。我在临行前，特地到夏先生愚园路上的寓所拜望，一并与先生道别。从那时起，我每次长期离开上海或出国长期进修，临行前都会特地登门向夏先生话别。

　　去大连陆军学院前的那次道别，适逢先生正在忙着装修房子，房子位于现在武宁路200弄武宁小区里的一个院中院三楼，建筑面积不足100平方米。这套房子原是上海市高教局分给复旦的，夏先生一家搬进去之前，是杨岂深先生一家住着。这个院中院里住的大都是市局一级干部。杨先生后来退出这套房子，要求换两处小的，以解决人口多等问题。夏先生是博导，本可以选复旦本部的博导楼里建筑面积105平方米的房子，但两位哲嗣均在愚园路房子里长大，对那一带挺有感情，不愿离开太远跑去位于五角场的复旦，市内生活毕竟方便一些。所以一家人决定放弃校内博导楼里的房子，就选了杨先生一家住过的这套。

　　说来也算是奇缘。在夏仲翼先生一家搬进这套房子之前，我于1989年7月初，就曾造访过这套房子。那是奉张廷琛老师之命，去取一封杨岂深先生亲笔签名的推荐信，以便访美前带在身上。就是在这房子里，由杨先生口授，我执笔拟好初稿，经杨先生修改后，就在杨先生那台老旧的打字机上，打好成稿，并请杨先生签字后，放入信封。临去前，廷琛师说：“杨师母要用安徽的一种小圆子招待你。”于是，享用了小圆子后，我就怀揣着推荐信告辞回了复旦。当时压根儿没想到，我还会有机会重访这套房子。

　　3年后的1992年，夏仲翼先生一家入住这套房子，夏先生也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后31年。在这30余年里，我作为先生及门弟子，为表授业解惑之恩，每年春季五一节前后、中秋节前以及春节前后，必携妻子登门拜访。这在1995年开始跟随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后，几乎成为铁律。1999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每逢先生生日，我们两家人都会聚在一起，为夏师贺寿。

　　2010年，夏师虚岁八十大寿，记得是在顺风大酒店为先生贺寿。赴寿宴的除至亲外，皆是先生的老同事、793部队的老战友、学生，以及我们一家。2011年8月底，我赴英国牛津访学半年，行前照例预约登门拜访、话别。此次与先生道别，适逢先生喜得孙女芃苗，又逢先生武宁路上的房子在住了近20年后再次装修，因此是在长寿路上临时借住的房子里与先生、师母道别的。

　　我两次离沪半年，一次是1992年年初奉命去大连陆军学院教书半年，一次是2011年8月去牛津大学访学半年，均逢先生装修房子，时间间隔约20年。先生由学术人生壮年渐次过渡进入晚年，学生也由而立之年步入天命之年。

　　尊师

　　“人生易老天难老”。先生在2015年前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但生命力表现得仍很刚毅顽强，在其后的数年里，每天早上仍坚持洗冷水澡，教孙女弹钢琴、练书法。蒙赠《叔子诗稿》上留下的先生用红黑铅笔写的批注和笔记，在证明先生对其师冒效鲁先生诗法的崇敬之情。“‘叔子学后山，有其精炼而无其滞涩。真的论也。”作为冒效鲁先生在复旦外文系的亲炙弟子，夏师借用钱仲联先生序言中的评语，可谓会心独到。内衬上孙女芃苗留下的涂鸦以及先生的批注，更是表明祖父对孙女的百般呵护之爱。先生的晚年生活情景也跃然纸上。

　　先生晚年在武宁小区寓所里，常常忆及大学时老师、同学以及复旦同事，对复旦校史、外文系系史，可谓了如指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对冒效鲁先生的回忆，特别是冒先生的文学教学方法。夏师说，冒先生给他们第一次上课，走进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首格律谨严的诗，然后问台下同学：“大家猜猜，这诗是谁写的？”于是台下传来“杜甫”“李白”……冒先生说，都不对。然后又拿起粉笔，在诗旁写下：Пушкин。引得台下一片啧啧称赞声。

　　2020年11月，大疫稍有缓解，还是在顺风大酒店，为夏先生虚岁九十大寿举办庆典，除先生八十大寿时前来贺寿的亲朋和我们一家外，及门硕博弟子差不多全部到场，场面热闹非凡。11月29日，在外文学院领导大力支持下，又召开了“夏仲翼教授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学术思想研讨会”，一并隆重为先生贺寿。其时，先生记忆力已大不如前。邀请先生首先致辞，在谈到冒效鲁先生时，竟脱稿讲了两三分钟。当时这番情景令人无比感动。

　　《叔子诗稿》初版于1992年，正是我去大连陆军学院教书之前往愚园路寓所向先生道别的那一年，先生竟能在2014年孙女芃苗3岁，也是先生记忆力开始减退之年，重新细读诗稿，并留下丰富的注解和笔记，其内心情感世界中的那份尊师之情，令人肃然起敬。“翘华师母于效鲁师谢世后整理遗稿，汇成此集，初版壹仟叁佰册。之后与师母失联，不知有否重印也。”

　　老人易念旧。先生生命最后近十年里，是否也是在与青壮时期的师长、亲朋故旧进行着一番壮游？

　　怀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