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壮

　　

　　

　　壹

　　回想起来，电影剧本《望道》创作的缘起，是三年多前的2019年年尾。

　　当时上影创作策划部主任郑向虹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接这个活。我回答说容我考虑一下，紧接着又说，为了不耽误时间，先采访起来再说吧。

　　然后我和向虹在复旦大学某间会议室，采访了陈望道的儿子陈振新和他的媳妇。他们两人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和蔼可亲，有知识分子的儒雅之风，不过在聊到创作方向时，双方却起了分歧。陈老认为翻译《共产党宣言》只是陈望道人生中的一个篇章，他一生笃行教育救国，凡几十年不改其志，桃李满天下，希望以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展现其一生；但我却只对陈望道为什么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个题目感兴趣，最初的设想是写到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陷入低潮时戛然而止，但由《共产党宣言》所点燃的革命火种保存了下来，在以后的岁月里再次熊熊燃烧起来。

　　记忆所及，那是在2020年春节前。我的面前只是一张白纸，即便写了，也不知道今后会不会投拍，完全是凭着写作的兴趣和内心某种隐隐的责任感而落下第一笔。彼时，现今那种上映前后的热闹都是不存在的，编剧面对的只是孤独与寂寞，这大概也算是编剧的宿命吧？

　　贰

　　半年后，剧本完成了初稿。

　　我这里所谓的初稿，不是第一稿的意思，而是第一种版本的多次修改稿。

　　正如绝大部分编剧都知道的，剧本未开拍，就不可能让人满意，各种意见纷至沓来，令编剧无所适从。

　　这时，两个决定性的力量登场了，一个是复旦大学成为《望道》这部影片的联合出品方，一个是侯咏正式成为本片的导演。

　　我对侯咏成为《望道》的导演举双手欢迎。早期他作为张艺谋御用摄影师的那些作品，其艺术成就令我折服。他后来改做导演，拍摄的《茉莉花开》也让我惊讶于一个北方导演竟然能拍出十里洋场和弄堂亭子间的“上海味道”。

　　但是，第一次见面竟有些不愉快。交流了三言两语，双方便感到彼此的社会观念，对电影艺术追求的方向，以及对未来影片的展望，相距甚远。

　　我问侯咏：侯导，你有自己的御用编剧吗？

　　侯咏回答：有。

　　我再问：他可以随时到位吗？

　　侯咏答：可以。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告诉侯咏：一旦我们意见不合实在搞不到一起时，请你叫他来代替我。

　　侯咏笑笑，貌似同意了我的建议，并在之后的剧本创作修改中，果然从北京搬来救兵，这就是青年编剧宋晋川。

　　我从事影视编剧工作超过30年，跟许多导演合作过。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类似“灵魂伴侣”式的合作者，可惜始终没有找到。我对导演这份职业深深地敬仰，但对许多莫名其妙盘踞在这个位子上的不入流者极端鄙视。

　　我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有段时间还担任过学会副会长的工作。在会长王兴东的推动下，学会在为编剧权益发声，为编剧在争取合法权益的官司中提供法律支援，做了大量工作。但我跟学会的同仁们有些不同，虽然我同意“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或类似的说法，但我不赞成编剧与导演争名夺利，非要在银幕上剥夺“某某导演作品”的权利。当然，通常情况下，剧本是一部电影的源头，但当一部影片呈现在银幕上时，是导演集合了所有的电影元素，以他的理解和创造力完成了影片，这种情况下，说某部电影是“某某导演作品”是讲得通的。当然，导演也要有担当，既然是你的作品，你就要对影片的全部内容“概括承受”，不应该听到赞扬便大包大揽，听到批评就甩锅给编剧，说什么“剧本不行”之类的话。

　　基于这样的认识，开始了和侯咏的合作。

　　在这里我必须称赞侯导，他虽然是一位西北汉子，却有着一身谦谦君子的风度，而不像有些狂妄的导演，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地吆五喝六，甚至张嘴就问候人家爷娘。剧本讨论过程中，他坐在那里，对各种不同意见做出愿闻其详的样子。他用温和且商榷的口吻提出他的见解和要求，并耐心等待你的反馈，如果你的反应不遂他的意，那也没什么，再另外换一种说法。相反，我却是一个急性子，常常说着说着就吼起来，搞得气氛很紧张。

　　此后半年多时间，剧本在尝试各种不同的版本中写了五六稿，这里面有我写的，也有宋晋川写的。我们几乎尝试了侯导所有想在剧本里表达的内容，直到次年（2021年）春节前后，终于接近完成了后来拍摄使用的那一版剧本，获得了各相关方的首肯。

　　回想起来，整个创作过程宛如一次“脑力激荡”的旅程。我们有时会争吵，常常是切磋，总是在融合。当然，偶尔偶然也会有非常激烈的争论，甚至闹到互不相让的僵持地步，这时，担任《望道》总监制的上影集团徐副总便出来“捣糨糊”。这位我私下称之为“斡旋大师”的女士总有办法把大家摆平，真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的这种本事。

　　记得有一次，侯咏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个极好的电影开篇部分。他怕我不能接受，便买了香烟和茶叶，驱车直奔我家。不料听他这么一说，刚好触发了我的创作欲望，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相互补充，很快将这个桥段完善起来。

　　我认为，这才是一种良好的编导合作关系。

　　叁

　　《望道》通常会被归为“红色题材主流电影”类下，这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地位有些尴尬，在一般人眼里，它似乎不是市場运作的结果，甚至被打上某种标签。

　　说起来也不能怪谁。长期以来，这类电影急功近利，不遵循艺术规律，简单粗暴图解概念，以“教育家”自居对观众耳提面命，造成了观众的抗拒心理。好在，这些年在业界同仁共同努力下，局面有了很大改观，像《1921》《觉醒年代》等佳作屡掀观影狂潮。

　　《望道》的剧本创作，从一开始便定下了“要与当下年轻一代展开对话”“要打通相隔一百年的两代90后的血脉”这样的要求，这给剧本的创作带来相当的难度。

　　《望道》的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当时的场景早就换了人间，如今的盛世荣景带来巨大的价值观改变。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众，对一百多年前同龄人的行为逻辑不太容易理解，他们常常提出质疑，无法共情。

　　整个剧本创作过程中，我们的身边聚集着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他们参与剧本讨论，总是提出尖锐却很接地气的质疑。譬如，有这样一个几乎是“大哉问”式的问题：剧中那些人物都只有二三十岁，最小的甚至不到二十，为什么他们如此英勇，如此不惜生命？难道他们真的不怕死？如果人都死了，那自己坚守的信念和“理想王国”就算后来实现了，对自己又有什么意义？

　　回答这些问题有现成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千篇一律，在当下的环境中已经失去了历史温度和现实感召力，很难说服年轻一代。你必须另辟蹊径，回到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里，去搜寻人物行为的真实的心理逻辑。

　　我思索这个问题，大量查阅史料，若有所悟：彼时中国处于漫漫长夜，制度腐朽，官府腐败，科学落后，民不聊生，民众平均寿命不足50岁。那时的中国人只要有点志气，接受过文明教育，都想为国家的救亡图存尽一份心力，而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富裕，二十岁不算早，四十岁就有些晚了，这段年轮里不干出点名堂恐怕要一辈子庸碌无为了。换句话说，他们衡量人生的时间刻度跟我们今人不一样，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有着更强烈的紧迫感，所以就更容易铸就勇于牺牲，舍生取义的人格。

　　“杀头怕什么，不就碗大个疤吗？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话听起来有种轮回的味道，但同样洋溢着生生不息，前赴后继的激情，是那个时代仁人志士们的人格底色。

　　当然，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在此基础上还跃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共产党宣言》所弘扬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共产党人坚信他们的理想必然会实现，但理想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会有生命的牺牲。他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很喜欢电影《望道》那句响亮的slogan：“唯信仰与热爱不可辜负”。因为不可辜负，所以必须舍得！

　　记得我曾经指导过另一拨年轻人的剧本创作，剧本中，作为年轻共产党员的主人公牺牲了，但他的灵魂穿越一百年时空隧道，来到今天的大上海。他惊讶地发现眼前的繁华盛景胜景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场面远远超越他当年的想象，深感自己当年的牺牲是值得的。他深受慰藉，灵魂从此安息。

　　以此理解剧中人物的行为逻辑，就仿佛逮住了人物的精气神，顿然使人物形象灵动起来。我在剧本中刻意避免让人物直接说出自己的行为动机，而是让这种“精气神”灌注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从如今完成的影片来看，演员们基本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尤其是陈望道那几位学生，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信仰之光，行动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毫不惧怕前进路上的种种磨难，直至牺牲，并无怨言。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心有所信，方能远行”吧？

　　肆

　　影片《望道》3月24日正式公映。

　　这种时候，编剧应该远远地躲在幕后，接受观众的检验。

　　当《望道》以影片的形式与观众见面时，为它付出辛劳，为它增添光彩的远远不止编剧一人。此时，讨论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并无意义。再小的贡献，如果没有，这电影也会垮塌下去一大半。

　　我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任何一次有关《望道》的宣传活动，以至于有人误以为这部电影根本没有编剧，朋友圈里竟然有人这样问：编剧在哪儿？

　　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

　　编剧注定是一项孤独的工作。他就像一位掘井者，当他在茫茫原野里寻找水源，勘察定位，揮动铁铲刨出第一堆泥土时，那些日后井水喷涌，大家弹冠相庆的人们此时还不知道在哪里。但好编剧却不在乎这些，他的目光已经投向远处，追踪着下一个目标，并且渐渐在脑子里从无到有地形成故事，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在白纸上。

　　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非外人所能体会。

　　我享受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