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

　　

　　

　　

　　中央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是中国歌坛屈指可数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他在7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主演过《茶花女》《奥涅金》《货郎与小姐》和《阿依古丽》《第一百个新娘》《夺印》等几十部中外歌剧。李光羲的歌声隽永飘逸、华丽辽远，充满着阳光和欢乐。尤其是他浑然天成的高音，不仅高亢激越，更具金属般的穿透力，是中国歌坛有史以来最负盛名，也最有特色的男高音之一。

　　由他首唱的《牧马之歌》《北京颂歌》《远航》《周总理您在哪里》《鼓浪屿之波》和《祝酒歌》等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早已深深烙在亿万国人的心中。尤其是那首久唱不衰的《祝酒歌》，至今听来仍令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景仰已久的李光羲老师。那时，中央歌剧院派出：楼乾贵、李光羲、李晋纬、苏凤娟、李浮生、邹德华、官自文等一批前辈歌唱家全国巡演，首站是上海的红都影剧院（即今百乐门舞厅）。此次演出在上海引起很大轰动，连演7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在中央歌剧院来沪演员阵容中，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李丹丹、李小沪、王信纳、林金元、苗青和王惠英等。其中只有王惠英（著名指挥家陈燮阳的小姨子、歌剧《卡门》的主演）是上海人，而且是与我一同多年学习声乐的发小。因她这层关系，在中央歌剧院来沪演出期间，我和王惠英的哥哥王健良及我的胞弟李建国，能整天泡在红都影剧院的后台，与这些心仪的歌唱家们拉家常、交朋友，胞弟李建国还挎着工具包，给每个演员剪影留念。

　　在中央歌剧院来沪演出结束前夕，因为我与上海照相馆很熟悉，所以通过王惠英请李光羲、楼乾贵和李丹丹来店拍橱窗样照。在以后我与李光羲多次相见时，他几次提起拍样照那事，并告诉我：那次拍的几组人像中，有几张照片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有些已用在了自传、演出海报、CD和唱片专辑的封面上，并希望我能把这些照片的底片要来……

　　1984年初冬，《新民晚报》要举办一场大型音乐会，我和胞弟一同应邀担任策划工作。这台名为《著名歌唱家音乐会》的演员，主要来自北京。其中除了中央乐团的魏启贤、臧玉琰、刘淑芳、孙家馨和罗天婵等，还有海政歌舞团的吕文科和胡宝善，其余的在京演员都来自中央歌剧院。上海参演的只有声乐大师温可铮和刚从意大利学成得奖归来的男高音罗魏。此次我和胞弟赴京组织演员，李光羲是出了大力的。他除了把中央歌剧院来沪的演员安排妥当外，又陪伴我俩去中央乐团、海政歌舞团落实演出事宜。我和李光羲在交往中很投缘，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为人忠厚朴实、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又乐意助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新民晚报》举办的高规格音乐会非常成功。上海的主要领导都出席观看了首场演出。打那后，我和李光羲的交往更频密了。他除了参加我和胞弟一同策划的多场大型主题音乐会外，我还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电视专题片。我每次公干进京，总要抽空去看望这位忘年交；而李光羲每次来沪演出，我们也总会见面叙旧。因为与李光羲相熟了，我也曾撰写过几篇短文发表在上海的主流媒体上……

　　初露艺术才华

　　但人们难以想象，像李光羲這样深受国人喜爱的男高音歌唱家，竟然没有进过音乐院校深造，不是科班出身，他的从艺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他1929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中，父辈都是洋行的职员，因此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李光羲的小名叫金宝，由于小时候拙嘴笨舌、没心眼，家里人都叫他“傻宝”。李光羲在上小学时，读到了一本《林肯传》后激动不已。他决意要学习这位伟人善于辞令、鼓动性的演说。但以后的岁月里却歪打正着，李光羲从小喜欢音乐，又有一副得天独厚且超越常人的金嗓子，他后来没成为演说家，却成就了一位名扬四海的中国大歌唱家。

　　李光羲生逢战乱，其青少年学生时代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度过的，因此他从小就特别憎恨日本鬼子。这种情感深深地体现在他以后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所演唱的歌曲《松花江》中。在20世纪40年代初天津的舞台上，是中国京剧和曲艺的鼎盛时期。那时除了梅兰芳暂时退出舞台外，发源于北京的京剧和曲艺名伶大家都云集天津这个大码头，演出的曲目之多足以令观众眼花缭乱。李光羲在这样的环境中，也爱上了京剧。他参加学校的“国剧社”，演过京剧《打龙袍》，清唱过京剧《钓金龟》《四郎探母》等，还反串模仿过李多奎的老旦角色。李光羲年少时学过的京戏，后来在特殊年代的大唱样板戏中派上了大用场。此外，李光羲还十分喜爱曲艺中的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单弦和铁片大鼓等，甚至他还能唱全本的《大西厢》，这些都为他以后的艺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李光羲喜爱京剧和曲艺，但家里不同意他去从事这种行当。父亲一直希望培养他念大学，并能送他出国深造。但遗憾的是1947年春，李光羲17岁时，54岁的父亲因病去世了。父亲生前常叹息“尽人事，听天命”，后来此话也成了李光羲人生的座右铭。父亲去世后，李光羲不得不放弃学业，去接替父亲在滦矿公司的那份高薪工作。从此，李光羲替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但李光羲在工作之余，依然喜欢观看京剧和曲艺，其中他最看好马连良戏班排演的剧目。而他最崇拜山西梆子戏的演员郭兰英，看其随心所欲表演中的声、情、字、韵、形和手、眼、身、法、步，令李光羲陶醉其中。他以后肯放弃高薪、去报考中央歌剧院当演员，其中有很大原因是受了郭兰英的影响。以后考入北京实验歌剧院，该剧院主要有演西洋歌剧、介绍世界名著的任务。但究竟洋歌剧该怎么表演，那时分歧就很大。新人李光羲虽然是张白纸，但他在郭兰英身上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出路。

　　在1946年圣诞节时，李光羲和同学们一同聆听了天津维斯理教堂举办的音乐会。因为听说大后方重庆来的大歌唱家张权和莫桂新夫妇要担任亨德尔的《弥赛亚》中的领唱，李光羲激动了好一阵子。但音乐会那天，张权和莫桂新夫妇因故没能如期而至，但李光羲第一次听《弥赛亚》，就被它征服了。那四声部美妙的合唱，犹如流动的万国建筑那样光彩照人、振奋人心。过了不久，李光羲经人介绍也参加了该圣乐队。在唱诗班里，李光羲开始了解到了一些音乐知识，学会了五线谱，也学到了基本的西洋发声方法。在这个唱诗班里，有清华、燕京和北师大、北平艺专的学生，在与这些莘莘学子的交往中，李光羲得到了音乐的熏陶。他除了演唱《弥赛亚》外，还参加了海顿的清唱剧《创世记》的演出。就这样，在实践中因为有了正确的发声方法，歌唱的声音也出来了。李光羲的歌唱才华在这几部宗教大合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以后的岁月中，常有人问李光羲在哪儿上的学。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就是：他的学校就在音乐和歌唱的实践中。

　　人生转折路口

　　年轻的李光羲虽然在煤矿工作，但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舞台的歌唱生涯。1953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他不仅收获了初恋，还即将拥有自己一直向往的事业：当名专业的歌唱演员。那时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改建后，请来了北京最著名的中国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后改名中国歌剧舞剧院）作为开幕演出。李光羲专程观看了由郭兰英、前民、李波和管林等主演的歌剧《白毛女》后，激动之情久久不能平静。打那后，他决意要成为一名能在舞台上闪耀的演员。

　　因为有独到的歌唱天赋，李光羲二十出头就在天津业余歌坛小有名气。1953年的国庆节，李光羲所在的市业余合唱团在天津青年宫举办专场演出，当时除了参加团里的大合唱外，他还有一档独唱节目。当李光羲在侧台演出候场时，突然看见一位典雅、很有气质的姑娘，向他笑了笑走过去，就此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说来也巧，就在当晚的联欢会上，大伙一起跳交谊舞时，李光羲又看到了这位姑娘。经打听后才知道，她是团里招来唱女中音声部的新团员，叫王紫薇，是位在校的高中生。不知何因，从此这位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李光羲的脑海中闪现，他是多么期盼合唱团的排练日赶快到来，因为这样他能见到自己心仪的姑娘。

　　时间长了，二人的接触和交往也多了，相互都有些了解。在李光羲的眼里，王紫薇是那么的完美无缺。她知书达礼、热爱音乐，与自己的爱好志同道合。她出身豪门却非常朴素，落落大方又没有任何时髦的修饰和娇小姐的影子。王紫薇尽管很顽皮，喜欢游泳、滑冰等体育运动，但却找不到她丝毫的轻浮……这简直就是心中的一尊女神。其实王紫薇也很早就关注李光羲了，这不仅是他的外表英武魁伟，而且歌声又是那么的迷人，为人更是诚恳厚道，是自己理想中未来的人生伴侣。

　　起初，二人各自暗恋的这层窗户纸一直没有捅破。直到有一天，王紫薇在排练时借给李光羲一本从家里拿来的新书，并说：这是一本人物传记，你有时间就慢慢品读。李光羲借机马上回答：其实您才是我一辈子唯一要读的那本书。此话是他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当二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时，李光羲已是北京实验歌剧院的演员，而王紫薇也考入了北京的医科大学。但她父母坚决反对女儿找一名演员做对象。王紫薇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留校后，顶着家庭的巨大压力，宁可断绝与父母的往来，也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李光羲。在他俩的大女儿出生后，岳母主动来北京帮助照料外孙女，至此这段恩怨也算有了了结。特殊年代中，王紫薇的资本家父母遭到冲击，家里一贫如洗。李光羲夫妇就把二位老人接到北京家中一同生活，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七口人。

　　投身歌剧事业

　　人们常说：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54年，文化部要在北京新创一家主演西洋歌剧的实验歌剧院。为此他们在京津沪等地招贤纳士、壮大队伍。李光羲闻讯后也跃跃欲试去报考。虽然他从未有过系统的歌唱训练和正规的表演学习，但却有一副令人眼前一亮的好嗓子，尤其是天生金子般的高音。这天当俊朗伟岸、气度不凡的李光羲一踏进考场，就给人一种玉树临风之感。在他演唱一首中国民歌后，周巍峙、塞克、刘炽、张权、莫桂新等全场的考官们，都被他惊艳的歌声所震撼、折服。这真是一块未经雕琢过的璞玉，多年难遇的歌剧表演人才，可遇而不可求。就这样，李光羲毫无争议，顺理成章地步入他向往已久的音乐圣殿。李光羲的到来，是那时北京实验歌剧院的最大收获之一。

　　李光羲入职中央歌剧院后，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生活问题。他原本是滦矿公司的高级职员，每月工资159元，这在当年相当于一个局级干部的待遇。但李光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每月收入除了赡养母亲，补贴有病的哥哥一家，还要资助两个正在北京读大学的妹妹。如今要进中央歌剧院，每月收入比原先少了整整100元。到底是选择自己挚爱的音乐事业，还是想过原本就优渥的生活，这是摆在李光羲面前的一道难题。就在他举棋不定、进退两难时，家里人知道了缘由。他们坚决支持李光羲去实现心中的愿望，因为这是他将来可以发展的一片新天地。而生活上的暂时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没了后顾之忧，李光羲毅然辞去了煤矿的高薪工作，从此一心投入自己心爱的歌唱舞台。

　　对自己敬畏的剧院，初来乍到的李光羲只是在剧院排练的一些歌剧中，演群众、唱合唱。两个多月后，剧院要举办一台外国名歌演唱会，领导破例安排李光羲担任独唱，演唱一首保加利亚歌曲《相逢在匈牙利》。虽然当时李光羲还没很好地掌握科学的发声和演唱方法，他的表演也完全还是张白纸，而且也从未有过在正规大舞台上独唱的经历。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光羲充满情感、发自心灵的美妙歌声，不仅打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连一些观演的声乐专家也击节称赞，认为这位歌剧院新来的小青年前途无量，他演唱的这首作品，要比原版保加利亚歌唱家的演绎还要抒情动人。过了没多久，有一次担任歌剧《草原之歌》序幕领唱的演员突然病倒了，无奈只能临时换将，这时领导启用了刚露尖的李光羲来顶替上场。谁料，小试牛刀的李光羲初露锋芒，就让观众和同仁刮目相看。

　　在学习歌唱的道路上，李光羲得到了剧院前辈歌唱家楼乾贵、李晋纬和李维渤的经常指点，但张权对他的帮助最大。在平日的排练中，张权系统地为他辅导发声和演唱方法，并为他克服演唱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李光羲无疑是幸运的，但对他刚进剧院后就能担任音乐会独唱，院内是有不同聲音的。有些老演员认为：李光羲的发声、演唱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不宜过早登台，待提高基本功后也不迟。而张权和剧院的一些领导据理力争，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为一位有潜力的青年演员，只有在实践中和舞台上不断地锻炼、总结经验来提高，而不能像在校的学生那样培养。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权的判断是正确的。

　　1954年冬，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来京演出歌剧《茶花女》，文化部组织全国的著名歌唱家来京向苏联艺术家学习。李光羲和张权等被分配在凯玛尔斯卡娅专家班上课。因为张权早年毕业于美国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并主演过多部歌剧，有很深的歌唱造诣，所以她的演唱受到苏联专家的特别赏识。在学习结束的汇报演出中，张权和沈湘被指定一同演出歌剧《茶花女》的片段，受到好评。就在苏联演出团回国后，张权见到李光羲时非常兴奋地告诉他：苏联专家非常看好他，认为他有这么好的嗓音条件，和对音乐超凡脱俗的理解，歌唱天赋异禀，只要坚持努力，一定大有作为。苏联专家高度评价，更增加了李光羲对歌唱事业的信心和力量。

　　1956年秋，北京实验歌剧院正式更名为：中央歌剧院，以演外国歌剧为主。当年该院开排了建院后的第一部西洋经典歌剧《茶花女》。饰演此剧的主要演员分为A、B、C三组，起初李光羲只被分在男主角阿尔弗莱德的C组，但经过反复排练和多场演出后的比较、优胜劣汰，李光羲竟然能与歌唱大家张权和李维渤一同成为A组的三位主演。其中，张权对李光羲演唱和表演的悉心点拨，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在《茶花女》中的出色表现，年轻的李光羲在中央歌剧院已站稳了脚跟，并跻身于剧院的一线歌唱家行列。不久，他又有幸能与张权、留德归来的蒋英（钱学森夫人）、留苏归来的郑兴丽、楼乾贵、李维渤、潘英锋等前辈歌唱家，一同组成一台中外名曲音乐会，被剧院派往全国巡演，显然，此时李光羲的歌唱生涯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此次长达一个多月的巡演中，李光羲与张权有了更多的接触，对她的演唱有了更新的感觉和体会，从中也学到了许多自己想学又缺乏的东西。在此次中央歌剧院的全国巡演中，李光羲是大放异彩。他已从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一下为各地的观众所瞩目关注。

　　但真正使他成为中国歌坛焦点人物的，是1956年夏举办的“全国音乐周”。那时为了检阅新中国突飞猛进的音乐舞蹈事业，中国音协的领导孟波、周巍峙等组织了从中央到地方到部队的所有文艺团体来京汇演，全国几乎所有的著名音乐家也都悉数到场。此次为期一周的演出，史称“全国音乐周”。在这次汇演中，不仅上演了传统的音乐节目，还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作。最可喜的是涌现了一批歌坛新人：如上海音乐学院的男低音温可铮，中央歌舞团的男高音胡松华，黑龙江歌舞团的男高音郭颂，北京部队文工团的女高音马玉涛，空政文工团的女高音张映哲，总政歌剧团的张越男、徐有光等。中央歌剧院的李光羲更是一鸣惊人，他演唱石夫为其量身定制、充满浓郁新疆风味的歌曲《牧马之歌》，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次新冒尖的青年歌唱家们，都有着鲜明独到的演唱风格，而且声音的辨识度又极高，由此他们各自也开启了在中国歌坛风骚独领的新时代。

　　李光羲在剧院两年的熏陶和工作实践中进步神速，无论演唱还是表演早已今非昔比了，他未到而立之年就已挑起了剧院的大梁。但李光羲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心里明白：眼下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无非就是自身的天赋和努力，还有同仁的帮助。但自己的歌唱技术还很不完善，因此他下决心要刻苦地钻研学习。中央音乐学院的沈湘教授是李光羲的天津老乡，学生时代就多次聆听过他在天津的演唱，非常仰慕。李光羲在成为沈湘夫人李晋纬的同事后，每次去李晋纬家探望时，总不忘请沈湘先生给自己的演唱问诊把脉。沈湘对待真诚喜欢歌唱的学生是毫无保留悉心教授的，诚然，沈湘对李光羲的成长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二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中央歌剧院彩排意大利歌剧《弄臣》的现场。那时他不顾自己的心脏病复发住院，专门请假来现场给后辈演员指导。那天，他给李光羲讲了很多有关《弄臣》唱段中的处理和表演要注意的事项……

　　李光羲对声乐的学习是极其认真的，他博采众长又不耻下问，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中，林俊卿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声乐研究所，专门研究歌唱的发声和演唱。那时李光羲经常趁剧院排演的空隙，多次自费前往上海声乐研究所学习，取长补短，受益良多。此外他还多次参加苏联声乐专家班的学习，这对于他全面系统学习声乐是至关重要的。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歌剧院排演了苏联歌剧《货郎与小姐》，由李光羲饰演剧中的主角阿斯克尔。这是一个正面喜剧人物，他不接受包办婚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冲破封建的樊笼去寻求自己的真爱。要演好这样一个机智、幽默又可爱的人物，对李光羲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好在平日里，他一直在揣摩郭兰英的表演和演唱。此次主演西洋歌剧的主要角色，虽不能照搬她的表演模式，更不能依样画瓢，但从郭兰英的表演体系中却能得到很大的启发。对于技巧与形式的恰当处理，既表达和抒发了人物的情感；又能达到艺术上的协调和讲究。因此李光羲在塑造人物时，力图做到身段、动作、语言、韵味和节奏上的对比，并牢牢把握人物感情的变化，从而把表演艺术从概念化认识提高到了具体的理解和表现。李光羲把阿斯克尔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剧中演唱的那首《卖布歌》，也成了以后李光羲歌唱生涯中的保留曲目。

　　一年后，剧院又开排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此时的李光羲顺理成章地出演男主角连斯基。此角也是个《茶花女》中阿尔弗莱德那样的悲剧人物，所不同的是：威尔第笔下的音乐是意大利式的抒情、爽朗、开放又激昂；而柴可夫斯基写的是俄罗斯风情，音乐犹如冬日的俄罗斯大地一樣，深远、宁静又凄凉。李光羲恰如其分地把握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风格。他所饰演连斯基的歌声中，隐藏着爱的呼唤、醉人的细语，更饱含了不甘屈辱，为爱情和生命的呐喊、希望。

　　李光羲初涉歌剧舞台，所塑造的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人物，他都成竹在胸，拿捏得丝丝入扣。在歌唱中学习歌唱、在舞台上学会表演的李光羲，既勤于学习又善于总结。在自己所塑造的三个歌剧人物中，体会并总结出了一些歌剧表演的真谛和规律。虽然西洋歌剧在中国，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有它不成熟的地方，但李光羲认为：歌剧主要是通过演唱来刻画人物的，这是它的特殊性。不同于话剧，但又要比话剧精深。如果说：话剧像小说，那歌剧就是诗歌了。歌剧演员在表演时，其感情的表达应该是凝练的，形体上还必须要有雕塑感，要讲究人物的造型。为了能演好角色，李光羲无论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琢磨如何提高自己的表演和唱功。但他更明白：只有真正理解了作品作者的创作意图后，才会找到合适的表演形式和演唱尺度。

　　在“文革”前的几年里，中国乐坛重新强调：音乐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为此，原本以演西洋歌剧为主的中央歌剧院，此时也开始尝试创作排演中国的民族歌剧。1965年，驻院作曲家石夫创作了民族歌剧《阿依古丽》。李光羲在剧中饰演男主角阿斯哈勒，而出演阿依古丽的则是当时中国歌坛最具光彩的女高音歌唱家季小琴。为了演好此剧，《阿依古丽》剧组的所有成员，都到新疆的大草原去下生活。在新疆的两个多月中，李光羲与哈萨克牧民一起生活，一起放牧，由此他逐渐对哈萨克牧民有了较深的了解。这对他以后在舞台上，能塑造好阿斯哈勒这个有血有肉又十分可爱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此剧的音乐十分优美，有浓郁的哈萨克风味。而且戏剧性也很强，其中许多唱段虽有难度但非常好听。为阿斯哈勒所谱写的几首咏叹调，是石夫专门为李光羲量身定制的。如：柔情似水的《百灵鸟双双地飞》；有对草原对家乡之爱的《暴风雪》，能与西洋经典歌剧咏叹调堪比的《洗掉心底的沉沙》《做一匹奔驰的骏马》。这几首隽永动听的作品，李光羲一辈子也没忘却。《阿依古丽》的成功上演，使李光羲的歌剧生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以后他又接连主演了本院的原创歌剧：《第一百个新娘》和表现阶级斗争的《夺印》……

　　李光羲在名扬歌坛后，也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总理非常欣赏他独到漂亮的声音和那种刚中带柔又非常抒情的唱法，经常点名请他参加重大的外事活动演出。1964年，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北京将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台节目是在上海排演的音乐舞蹈节目《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和空政文工团创演的《革命历史歌曲演唱会》的基础上，再创作合成的。当年的9月初，中央歌剧院通知李光羲到人民大会堂报到，参加试唱《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的烽火》中的《松花江上》一歌。因为这首作品由男女二位演员对唱，参加试唱的还有中央歌舞团的胡松华、沈阳军区文工团的董振厚及总政歌剧团的张越男、徐有光和上海歌剧院的林明珍等。《东方红》是一部有剧情、内容和表演场景的史诗剧，这对于歌剧演员出身的李光羲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他在剧中扮演沦陷区的流亡青年，和妹妹一起从东北来到华北，边走边唱《松花江上》，表演是那样流畅自然。最终周总理钦定：由李光羲和张越男演A组，董振厚和林明珍演B组。而胡松华则改唱用蒙古族长调编唱的歌曲《赞歌》。一年后，《东方红》被搬上银幕，《松花江上》一曲仍由李光羲和张越男演唱。

　　重返音乐舞台

　　在特殊年代中，李光羲也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到北京军区的部队农场边劳动边学习，很多年没能在舞台上演唱了。1972年秋，李光羲突然接到调令，要他回北京参加一场重要的演出。回京后才得知，周总理为常驻中国的柬埔寨流亡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举办50岁寿宴，但亲王却提出要开一场他的声乐作品音乐会，并具体要求由抒情的歌唱家来参与。西哈努克亲王虽曾学过作曲，但其技法并不很精通。他创作的歌曲基本都是由中国音乐家帮其修改整理过的。但西哈努克的歌曲是有旋律、有情感的，他的音乐是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参加这场音乐会的中国歌唱家，都是周总理指定的。除了李光羲外，还有中央乐团的胡松华、刘淑芳、刘秉义、罗天婵，甚至还有远在新疆的李双江。也正因为参加了这场音乐会，李双江重又回到了北京，加盟总政歌舞团，从此成了中国歌坛的焦点人物。

　　打那后，革命歌集《战地新歌》陆续出版了。为了配合新歌的推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了一批有实力的歌唱家来录制这些作品。因为有周总理的关照，李光羲有幸录制了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并一炮打响。此前总政歌剧团的张越男也录制过此作的女声版。《北京颂歌》是一首旋律优美动人，节奏昂扬向上的抒情歌曲。尤其在当年那个只要八个样板戏的年代里，此歌无疑给人带来了一股新风，更引起了亿万人民的共鸣。《北京颂歌》的演唱，使李光羲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不久，李光羲又录制了朱践耳的新作《远航》。这也是一首令人眼前一亮的抒情歌曲，经他的二度创作后，歌曲焕发出更旺盛的生命力。

　　唱响《祝酒歌》

　　1978年，中央歌剧院复排民族歌剧《阿依古丽》。有一天，李光羲在排练厅看见同事苏凤娟正拿着一页歌片在哼唱，就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歌？苏凤娟回答说：是施光南寄给我的《祝酒歌》，你看看怎么样。当李光羲接过歌片从头哼唱直至结尾时，心中早已燃起了一把火。这真是一首千载难逢的好歌。于是李光羲又对苏凤娟说：这歌太好了，您要不唱就让给我吧。但苏凤娟并没表态，伸手就把歌谱要回去了。

　　当晚，李光羲就给此时还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的施光南写信，一是要向他索取《祝酒歌》的歌谱，二是要他把原本谱写的女中音曲调改成男高音，并附十一个人编制的管弦小乐队，再写一个乐队总谱。因为是老熟人，没过几天，施光南就把移过调的歌谱和小乐队的总谱一同寄来了。李光羲收到后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旋即就请剧院乐队的同事一同抄谱排练。不料，正当兴冲冲的李光羲想把这首新歌作为参加剧院音乐会的曲目时，却遭到了剧院领导的否定。因为当时“文革”刚结束，有些轻歌曼舞的作品，好多人都不敢去触碰。拿着这样好的歌却不能登台演唱，李光羲有些失望了。

　　正在这时，李光羲应邀去参加一场宴请外国元首的演出。他打定主意，想冒险在这场招待会上首唱《祝酒歌》。于是，他在演出前做了乐队同事的思想工作。李光羲对他们说：这是一首多么动情的歌，若能演唱一定会轰动。但万一将来追究此事的责任，我一人承担……在这天的宴会上，当《祝酒歌》的前奏刚响起时，人民大会堂的气氛顿时欢腾起来了，随着李光羲歌声的不断递进，在场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及全场所有人的热血都沸腾了。雷鸣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似乎要把这个剧院的屋顶都要掀翻。此刻的李光羲兴奋得不能自已，他和乐手们的眼眶也都已湿润了。《祝酒歌》成功了。

　　几天后，中央歌剧院原定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办四场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已赫然印上了李光羲要演唱的《祝酒歌》。在这四场音乐会上，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总是压轴曲目。每当那激情澎湃的歌声荡漾全场时，歌者与观众那种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互动，也达到了高潮。心绪难平的观众纷纷向中央歌剧院索要《祝酒歌》的歌谱。此时的《祝酒歌》已在北京的音乐爱好者中不胫而走了。这年的中央电视台除夕文艺晚会，导演盛邀李光羲出演《祝酒歌》。随着荧屏和电波的播放，《祝酒歌》在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从而走进千家万户，那美好的旋律更是流淌在亿万国人的心中。

　　李光羲自1954年登台后，就受到观众的欢迎和鼓励。到1956年，主演歌剧《茶花女》后扬了名，掌声、鲜花和赞扬不断。直到唱了《祝酒歌》后，李光羲才真正地体会认识到：一个好的文艺作品，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能唱进人们的心坎，激起他们的爱国激情，这才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一辈子真正要追求的。

　　因为李光羲演唱了《祝酒歌》，他的音乐生涯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祝酒歌》是一首有很大难度的艺术歌曲。作品有十四度的音域、跳跃的行腔、抒情的长线条和激昂的高强音，旋律的模进和发展，需要不断递进。这首人们听后再也不能忘却的歌曲，李光羲从49岁首唱后直至2022年3月生命终止，再也没有中断过。唱了半辈子的《祝酒歌》，即使到了晚年的李光羲已力不从心时，还常唱常新。他认为：观众的喜爱，就是自己无上的荣光和神圣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