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可

　　

　　晚年吕蒙坚持创作

三位新四军战友同住一幢楼

每当怀念曾共事多年、笔者的老上司吕蒙同志（1915—199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总是吕蒙、赖少其（1915—2000年）、沈柔坚（1919—1998年）三位新四军革命战友同住一幢楼里的趣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代，三位老战友有缘同住上海徐汇区复兴西路34号一幢公寓楼内，当时吕蒙住公寓的二楼东侧一组套间，赖少其住公寓三楼西侧一组套间。

　　吕蒙（浙江永康人）、赖少其（广东普宁人）、沈柔坚（福建诏安人）都是从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出色版画家，都于抗日战争烽火中参加新四军，并在新四军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都运用手中的木刻刀和画笔创作了大量宣传和讴歌抗日的木刻版画和布面及墙头宣传画作品，致力于培育新四军的美术人才。三位战友，论资历吕蒙最老。吕蒙是新四军建军之初军部第一任文艺科长，负责筹划领导新四军全军的文艺工作。他创刊并主编了新四军第一份画报《抗敌画报》，刊物在新四军全军发行，影响很大，他也由此成为响当当的新四军著名人物。赖少其加入新四军也是通过吕蒙。吕蒙拜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写信给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再转郭沫若（时任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兼《救亡日报》社长），给赖少其签发《救亡日报》战地记者的记者证，赖少其得以一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投奔皖南新四军军部，加入新四军，并接任《抗敌画报》的工作。

　　三位新四军战友，在1949年解放接管南京和上海等江南地区时期都担任了美术界的领导。吕蒙首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随后调任《华东画报》社副社长，接着出任华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1952年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他担任社长兼总编，华东人美社改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他依然担任社长兼总编，同时兼任新美术出版社和画片出版社社长，直至晚年都是担任美术界领导。而赖少其，先是在南京出任军管会文艺处长和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南京市文联主席，1952年奉命调来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委员、华东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沈柔坚则先后出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后又担任主席）、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等职。

　　上述三位战友，赖少其最早就组成家庭，夫人曾菲也是新四军战友。沈柔坚也先于吕蒙组建家庭，夫人王慕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的干部。当时赖少其和沈柔坚两家都在为吕蒙如何成家操心，后来吕蒙终于寻觅到心爱伴侣黄准，她12岁时赴延安，是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年龄最小而音乐天赋颇高的学生，新中国建立后成为故事影片《红色娘子军》主题歌的作曲家，随着影片的全国城乡放映而成为著名作曲家。对吕蒙与黄准成立家庭，大家感到欣喜。后来，赖少其和沈柔坚两家相继搬离了复兴西路34号公寓，唯独吕蒙一家一直住在这幢公寓楼，真可谓是上海徐汇区的终生居民。

　　巧合的是，上述三位新四军战友在美术界先后都成为与笔者共事的领导，至今回想都是满满的回忆。

新兴版画第一代版画家

1928年，吕蒙（原名徐京祥）于家乡徐氏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上中学，而由舅父介绍到上海云霞制纶厂当学徒，学习图案设计。两年后制纶厂倒闭，吕蒙便去私立小学当美术教员。1931年，有美术天赋的吕蒙得到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图案系老师楼子尘的资助，进入该校西画系学习。西画系有同学20余人，在喜爱版画的老师李桦带领下，系里的学员大都投身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为了有组织地开展新兴版画活动，1934年6月19日广州美校成立“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李桦老师是负责人，同学吕蒙、赖少其、潘业、陈仲钢、张影等27人都是成员，后又有其他系的同学参加而增至30余人。他们活跃地开展新兴木刻版画创作和展览活动，举办版画新作的“周展”“月展”“半年展”等一系列展览，并创刊《现代版画》丛刊，共出版十八集。其中有风景静物专号（第二集）、新春风俗专号（第八集）、藏书票特辑（第九集）、第二回半年版画展纪念专号（第十集）、贺年片特辑（第十五集）、反帝专号（第十七集）等专号和专辑，都很有特色和影响力。当时李桦老师将这些《现代版画》丛刊都寄赠给定居上海的鲁迅先生，并常有函札往来。“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还选送木刻版画160幅参加1935年元旦在北平太庙举行的中国版画史上第一个全国性木刻版画展览会“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还接受全国美术界的委托，负责筹备“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于1936年7月5日至10日在广州市的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举行，随后于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巡回展出，鲁迅先生前往参观，并与在场的青年版画家黄新波、林夫、陈烟桥、白危等座谈。吕蒙就是在当时活跃而成绩显著的“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新兴版画家之一。

　　吕蒙的早期木刻版画作品已难寻觅到了，但有一件吕蒙作品是为广州美校同学、后新四军革命战友赖少其于1934年由上海形象艺术社出版编译的《创作版画雕刻法》而设计的彩色封面，此书是新兴版画运动中第一本木刻版画技法专著。封面运用木刻版画形式作艺术表现，以大色块的红、绿色不对称三角形和四边形构成，装饰画面简洁又极具节奏韵律感。画面中上方是木刻味很浓的黑体书名，右下绿色块中以玉黄色蜡梅花做衬托，显示出醇厚的朴实美，不失为一幅构思独到的套色木刻版画。

　　广州美校西画系师生响应鲁迅“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最极匆忙，顷刻能办”的号召，成立“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积极开展新兴木刻版画的创作、展览和出版《现代版画》丛刊，成绩卓越，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特务机构的注意，或明或暗地进行跟踪监视，形势险恶，危险感日增。于是1935年，吕蒙离开广州美校重返上海，经友人介绍进入私立之江中学当美术和语文教师。吕蒙出于爱国情怀，参加当时由沈钧儒先生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改名“文化界救亡协会”）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吕蒙在“文协”的内部文件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和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前身）的招生简章，便引发加入中共和进入红军大学的念头。此时，赖少其为躲避在广州美校的特务监视跟踪，也一度来上海与吕蒙会面交流了志向，随后返广东家乡。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吕蒙在参加“八·一三”防护团时结识了韩念龙等中共党员。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由韩念龙护送，吕蒙乘船离开上海，途经武汉去投奔新四军。

新四军军部第一任文艺科长的峥嵘岁月

　　《女电焊工》套色木刻版画（1950年）

　　新四军前身，是工农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一部分分散于湘、鄂、赣、豫、闽、粤、浙、皖八省十三个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的红军游击队，为执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组成统一战线方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首先设于江西南昌，后移至安徽岩寺、云岭。吕蒙是在1938年1月初于南昌新四军军部入伍的。当时新四军军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接待了他，并委以宣传科长重任。不久，吕蒙出任第一任文艺科长，随后负责创刊和主编新四军第一份画报《抗敌画报》，组织创作发表大量的表现抗战题材的美术作品，并设计新四军第一个臂章图案，所以他有“新四军美术元老”之誉。1938年1月后，新四军转移至安徽，分长江以南、长江以北两路进入华中敌后战区。吕蒙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39年秋，他受命参加江北巡视团，陪同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到江北指挥部采访，就此留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依然担任文艺科长。

　　吕蒙身为新四军军部第一任文艺科长，发挥自身美术专长的优势，侧重在开展新四军的美术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筹组设立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美术组，任命组长为梁建勋，副组长为沈柔坚（后升为组长）、涂克，组员有芦芒（画家兼诗人）、孙从耳、费星、张祖尧、尖锋、费立必、翁逸之等。这是新四军最早的一支美术队伍。这支美术队伍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新四军各师的美术队伍骨干。

　　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美术组在南昌时，就常常在大幅白布上绘制抗日宣传画张挂到街头。当时吕蒙带头参与在大幅白布上绘制抗日宣传画，他的用笔潇洒利落，用色大胆奔放，受到战友们的赞赏。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美术组随新四军军部移往皖南时，也创作出许多反映新四军和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木刻版画，先后发表在军部出版的《抗敌画报》和《抗敌杂志》上。还在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主持下，创作了一套以《新四军军歌》为内容的木刻版画组图18幅，除了在报刊发表外，另外手工拓印100套，以民族装帧的册页形式，用丝线装订100册分赠给国内外有关方面，迄今已成为珍贵文物。这批新四军早期的布匹宣传画和木刻版画，对于扩大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英勇抗战形象宣传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美术组在皖南云岭驻地还创办了壁报形式的《老百姓》画刊。画刊半月一期，用木刻版画、漫画、宣传画等绘画作品拼贴而成，一式多份张贴在城镇街头。这些绘画作品在内容上均配合抗日宣传，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群众生活，很接地气，所以一旦张贴出来就迅速引来街头群众蜂拥上前阅读。

　　第二，创刊和主编新四军第一份画报《抗敌画报》。当时在敌后战区由于经常要遭遇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便要不断进行反扫荡，或者是为了扩大根据地而主动打击日本侵略军，所以要创办一份正规画报的条件非常困难。采购纸张倒还容易，就近便可购到安徽宣纸，但制版印刷条件极差。另一个困难是人手少，1938年春创刊《抗敌画报》时只有两人，吕蒙兼任主编，而编辑只是李清泉一人。

　　《抗敌画报》初为油印，后改为石印。画报第一期就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和动向，宣传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故事以及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红军的优良传统。画报以四开单张形式，用安徽宣城的玉版宣纸印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阅读的感觉很舒服。第一期印刷了三千份，因既可以张贴又可作为部队教材，在抗日军民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抗敌画报》第一期曾流传到国民党政府管辖的武汉，当时为国共合作期，由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版的报刊转载了其中的一些绘图作品。《抗敌画报》大体每月出一期，稿件主要由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美术组提供。

　　1939年9月，吕蒙随新四军军部江北巡视团过长江留在江北指挥部工作，为此《抗敌画报》的主编即由桂林来皖南的版画家赖少其接任。此后《抗敌画报》改版为十六开本装订成册的画报，以套色木刻版画作封面和封底，画报面貌更美观，更受读者欢迎。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奉命由皖南的云岭（在泾县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北移。7日到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属部队七万余人的突然包围袭击。经七昼夜血战，除傅秋涛率新四军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及干部多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乘机杀害，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均遇难。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也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在“皖南事变”中，版画家赖少其和画家兼诗人邵宇等被国民党军队关入“上饶集中营”，《抗敌画报》也暂停编刊。直到之后新四军在江北重建军部时，在淮南复刊了《抗敌画报》。

　　新四军共有七个师。原新四军军部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美术组人员，有的后来被安排到新四军各师，与各师原有的美术和文学人才相结合。各师部中凡有条件的也模仿起军部的《抗敌画报》和《抗敌杂志》来编辑出版杂志和画报。例如一师出版了《先锋杂志》和《苏中画报》，二师出版了《抗敌生活》杂志，三师出版了《苏北画报》《盐阜画报》《叶挺画报》《射阳画报》，四师出版了《拂晓报》，五师出版了《挺进报》和《七七画报》，七师出版了《大江报》《大众画报》和《大江木刻》画刊等等。这些新四军各师的杂志和画报都发表了许多表现抗日题材的木刻版画、宣传画和漫画等多种形式的绘画作品，由此也生动地体现我们的新四军不仅是一支具有坚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同时也是一支拥有大批文化艺术人才的人民军队。

　　

　　木刻连环画《铁佛寺》中六幅，吕蒙、莫朴、程亚君作（1942年）

　　第三，创作木刻版画长篇连环画《铁佛寺》。1941年秋，淮南成立了“文化抗敌协会总会”（简称“总文抗”），作为新四军文艺科长的吕蒙参与了“总文抗”的领导工作，并对包括美术在内的新四军的整个抗日文化工作有着更为完善的设想和规划，使新四军的美术工作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新四军的画家们创作了许多表现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可歌可泣斗争事迹的美术作品，其中有一套木刻长篇连环画《铁佛寺》（以吕蒙为主，会同莫朴、程亚君集体创作），就是一部以作者高度的革命战斗姿态来完成的，其创作过程本身就令人感动。1942年春，版画家莫朴奉命调往延安工作，途经淮南时因道路不通而暂留淮安“总文抗”工作。莫朴于是与吕蒙、程亚君合作，开始构思木刻连环画《铁佛寺》。在《铁佛寺》文学脚本几经易稿最终定稿后，就以每天刻绘三至四幅乃至五幅的速度进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多次遭遇日本侵略军大规模的扫荡。在险恶的环境中，大家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完成了有111幅木刻版画的连环画《铁佛寺》。对此，吕蒙在1946年《江淮文艺》杂志第一期刊载的《〈铁佛寺〉连环木刻集体创作的经过》一文中这样回忆：“《铁佛寺》创作开始不久，就遇敌寇扫荡，各人分散打游击，只得将所刻作品（木版）包装好埋在地下以防一旦毁于战火。敌人扫荡被粉碎，大家重聚之后又将木版从地下起出。木版虽免于难，但其中许多幅木刻版却为湿气所蚀翘了起来，无法印刷，于是这一部分作品又不得不按下心头的怒火重新刻作了。后来在创作过程中又遇到十万敌寇准备对我根据地作梳篦式的大扫荡，我们为了对付敌人，部队化整为零，机关实行大精简，干部纷纷转移与撤退。”这时，程亚君调去七师（皖中）工作，莫朴离开淮南而去延安，只剩下吕蒙一人来继续《铁佛寺》的创作。在革命责任感的驱使下，吕蒙一个人每天可以刻作完成五至六幅版画，超过了原先三个人每天的工作量。通过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吕蒙很快完成了《铁佛寺》111幅作品。可贵的是，111幅木刻版画的艺术风格竟然是那样的统一，都以简练、质朴、沉重的刀法来表现，看不出是由几个人刻绘的痕迹。在《铁佛寺》创作完成时，吕蒙握刀的手上已起了厚厚的老茧。当吕蒙看着《铁佛寺》的版画从自己手中拓印出来在报刊上发表，又被装订成册发行流传到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发挥着宣传教育作用，心中感到莫大的幸福。

　　《铁佛寺》的内容真实反映了当时敌后根据地复杂斗争的一个片段：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与日军交战连连溃败失去了华中各个城市和乡村。一批流氓地痞、散兵游勇、恶霸土匪、汉奸特务互相勾结，乘机进行着叛国反革命活动。当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斗争，从日寇手中收复了许多城镇和乡村时，这批民族败类又伪装成进步人士混入革命的“三三制政权”，暗通敌伪从中破坏。（“三三制政权”，是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在人员分配上所采取的政策，即政权机关中人员的分配是：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大体各占三分之一。）《铁佛寺》就是描绘华中敌后根据地与混入革命阵营中的坏蛋进行斗争的故事。《铁佛寺》的故事是真人真事，且富有典型性。所以，当木刻连环画《铁佛寺》装订成册传送到广大新四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手中时，发挥的教育作用是很广泛的。这部木刻连环画《铁佛寺》也就成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中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独特表现题材和视角、独特影响力的一部作品。

　　与此同时，吕蒙的新四军岁月还留下了个人创作的木刻版画《神枪手》和《宁死不屈》等作品，都深情歌颂了新四军抗击日寇的坚强高昂的战斗意志。尤其是《神枪手》一画，刀法简约洒脱，一气呵成，从中能感受到作者在创作中的个人感情与画中神枪手那种击落日寇飞机取得胜利时的自豪感俨然融为一体，令人印象深刻。

　　

　　《热火朝天》木刻版画（1950年）

　　

　　《造大船》木刻版画（1950年）

　　第四，致力培育新四军美术人才。吕蒙是新四军成立初就加入新四军的忠诚的革命文艺战士。他为人爽快、热情，具有亲和力，乐于助人。作为出自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受过绘画专门训练的专业人才，凡在绘画技艺上有人请教都会给予热情的帮助。来自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受过绘画专业训练的黎鲁，由于晚于吕蒙参加新四军，自然在新四军抗战生活中缺少绘制抗日宣传画的经验，尤其是色彩运用上的。一次见到吕蒙，黎鲁向吕蒙讨教绘画调色法，吕蒙毫无保留地传授他墙头绘制宣传画的调色技巧：不论红土、靛青、藤黄（这些在乡间易得的色彩）都要和桃胶一起调，才不易掉色（见黎鲁刊于《上海文化史志通讯》1996年第42期回忆录《记吕蒙》）。

　　吕蒙身为新四军第一任文艺科长，开创性地重视培育新四军美术人才。他参与策划，于1941年在苏中盐城创建了鲁迅艺术文学院华中分院，设有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系，规模相当可观。

　　第五，支持赖少其组织“木刻同志会”和创木刻刀工厂。赖少其原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求学时，在老师李桦带领下组织成立的“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中，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与定居上海的鲁迅先生信函联系频繁。据《鲁迅书信集》记载，鲁迅致赖少其函有六次之多。赖少其的木刻版画新作《鲁迅先生》寄赠鲁迅，被鲁迅改题为《静物》推荐发表在1935年上海的《文学》杂志。赖少其创作的小说《创烟工人》也寄给鲁迅先生，由鲁迅推荐刊载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新小说》上。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赖少其赴武汉参加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并担任理事，后又赴广西桂林负责建立“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开展广西地区的抗日木刻版画创作和展览，并出版《漫画与木刻》刊物，其间创作有著名的套色木刻新年画《抗日门神》，被大量印刷发行张贴在广西地区城乡，还发表在上海《良友》画报上。如此活跃的新兴版画活动家和画家在参加新四军之后，自然有更多的激情来开展新四军的新兴版画活动。他设想要在新四军中组织建立“木刻同志会”，有计划开展木刻版画的创作、研究、技法传授等活动。吕蒙对赖少其的这一设想，予以全力支持。

　　

　　《大理花》套色木刻版画（1962年）

　　1943年8月，版画家赖少其在新四军第一师师部主持编辑出版《苏中报》，他以此为据点，写信与淮南的新四军二师、苏北的新四军三师、淮北的新四军四师的版画家们取得联系，倡议成立“木刻同志会”，以全面开展新四军的木刻版画创作相关的系列工作。经过努力“木刻同志会”正式成立。“木刻同志会”的会址（联络点）就设在苏中的新四军一师的《苏中报》社。“木刻同志会”的任务是，联络和沟通新四军地区的木刻版画作者，互动信息，彼此帮助解决缺乏木刻刀等工具材料的困难，发现和扶持木刻版画新作者，培育新生力量，发展抗战美术创作。“木刻同志会”开展的工作有：赖少其编著刻印了一本木刻版画创作技法理论书籍小册子《第一张木刻》，共油印一百册，分赠给新四军的七个师，作为辅导木刻版画创作的教材读物。铁匠出身的版画家杨涵，在新四军苏中二分区军工科组织生产了一批木刻刀，供应给缺少木刻刀的版画作者。

　　

　　《傣家风光》中国画（1980年）

　　

　　《寒村》中国画（1980年）

　　1944年3月，扩大敌后根据地的“车桥战役”胜利之后，新四军的苏南、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华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新四军各师之间的版画家彼此联系和开展活动方便多了，然而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木刻刀。于是“木刻同志会”又决定在苏中创建了木刻刀工厂。画家费星负责木刻刀工厂的设备材料，版画家杨涵负责木刻刀生产的技术指导。木刻刀工厂创建后在短短三个月中就生产出了一百套包括平口刀、斜口刀、圆口刀、三角刀等系列木刻刀，还有几百把成品和半成品的木刻尖刀，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木刻版画创作的发展。

　　1945年春，“木刻同志会”又赠送一批木刻刀给浙东地区的新四军，资助成立“浙东木刻协会”，有会员30余人。

美术界的优秀领导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吕蒙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负责接管上海的美术事业。上海美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一是西洋美术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在上海全方位展开，许多留学法、英等国专攻西洋美术的人士归国聚集上海，在1912年成立的中国第一所传授西洋美术的学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并且出版美术专业学术期刊，成立美术学术社团，探索如何借鉴西洋美术来发展中国新美术，首先在上海形成“洋画运动”。二是最受近现代大众欢迎的通俗画种连环画和月份牌年画也发端于上海并有着蓬勃发展之势，连环画出版商就达百余家，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大出版商都竞相出版彩版月份牌年画。三是鲁迅先生在上海倡导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使上海成为中国新兴版画的摇篮。四是幽默与讽刺相融的漫画艺术的“漫画”这一画种名称也是首先于1904年3月27日开始在上海《警钟日报》上启用，中国第一份漫画期刊《滑稽画报》漫画月刊也首先于1911年4月在上海创刊，此后相继在上海创刊30多个漫画期刊，中国第一个漫画团体“漫画会”也于1926年12月8日首先在上海成立，上海是中国漫画发祥地的事实确定无疑。

　　如何接管上海的美术事业可谓千头万绪，只有首先抓住关键项目来进行才能有效。吕蒙思考的是上海的美术有着全方位的优势，各方面美术人才比较齐全。于是首先考虑要团结上海原有的美术人才，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来创作各种美术作品为建设新中国服务。而让美术作品发挥宣传、教育、审美、欣赏作用的最佳途径，是出版画报类刊物和成立美术专业出版社。于是，吕蒙利用兼任《华东画报》社副社长的便利条件，紧接着又创刊《工农画报》，积极调动组织美术作者创作出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各类美术作品并在两份画报上发表。与此同时，他又投入创建美术专业出版社的工作。首先创建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接着改组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并一直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同时兼任新美术出版社与画片出版社社长。他作为四川出版社的带头人，担起重任大干苦干，办了不少实事。

　　大力发展美术出版事业需要调动美术创作人才的创造力，发掘美术稿源，其中关键是物色有发展潜力的美术创作人才。当时物色美术创作人才是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在文化局组织的待业艺术人员学习班中选择；二是通过美术群众团体（包括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油画、连环画、漫画工作者联谊会，上海彩印图画改进会，上海木刻研究会，上海新国画研究会等）调查物色。当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设有宣传画、连环画、年画三大编辑室，因为这三大画种最适合面向大众的宣传、教育和审美欣赏。所以当时物色美术创作人才也主要为满足创作发展这三大画种的需要。物色上述美术创作人才主要是从美术界的待业人员中选择，这样既可解决美术作品稿源，又可解决美术界失业的社会问题，是一举两得。例如，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的程十发（上海松江人），原先学的是山水画，后兼攻人物画，当时因画作卖不动而缺乏经济来源，生活拮据穷居松江老家。吕蒙发现后就专访程十发，在看了程十发的绘画作品后觉得有艺术发展潜力，就请程十发出山并安排程十发一家住进江苏路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宿舍，聘任为上海人美社的连环画专职画家，由此大大调动了他的艺术潜力，创作了一系列有艺术特点的连环画佳作，而成为著名连环画艺术大家。又如贺友直、顾炳鑫等都是吕蒙发现有着艺术潜力的美术人才，在被聘入出版社担任专业连环画创作队伍成员之后，均发展为艺术成就卓著的连环画艺术大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来专门设立连环画创作室，聘请一批连环画创作专职画家，连同特约一批社外的连环画创作者共有108人之多，所以上海人美社连环画创作室有“一百零八将”之美称，成为新中国连环画创作的大本营。因为连环画作者阵营强大，出版的连环画数量和发行量惊人，获奖作品数也领先于全国。上海新版的连环画作品的许多单本有如此庞大的印数，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编绘印刷精到，题材多样化，内容正气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受到了全国广大读者青睐。加之因为上海连环画作品质量高，所以频频在全国连环画评奖活动中获奖。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时，上海有13部获绘画奖。

　　同样，吕蒙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设立年画编辑室之后又增设年画创作室，将原先上海的一批月份牌年画老画家李慕白、金梅生、金雪尘、杨俊生、忻礼良、谢之光等都聘为出版社的特约作者，除每月发给固定工资外，凡新创作的月份牌年画出版后又给予稿酬。出版社还组织这些老画家以师傅带徒弟的传艺方式悉心培育出了沈家琳、王伟戌、江南春、刘王斌、吴性清、陈菊仙、陈强、黄妙发、马乐群、姚中玉等15位青年月份牌画家。由此，上海又形成创作力强劲的月份牌新年画创作队伍，不断创作出表现传统戏曲故事题材和讴歌新中国新人物、新生活新风俗的月份牌年画。因为月份牌年画在艺术表现上采用严格的素描造型基础，通过水彩擦笔细腻入微的描绘，画面人物的表情气质、动作情节以及道具物件背景等都给予写实详细描绘，画面里的诸多细节尤其受到大众喜爱，使得月份牌年画的印数和发行量极大。因为月份牌年画在艺术表现上有其独特魅力，于是全国各地出版社经常组织当地的年画家来上海人美社年画创作室取经学习艺术表现技法，而上海则成了推广月份牌新年画创作的发源地。

　　

　　《山花烂漫》中国画（1980年）

　　吕蒙非常重视通过出版来保存优秀的民间艺术。新中国初期，华东美术家协会秘书长陈烟桥，曾组织民间美术调查组深入华东六省一市调查民间艺术，发现福建泉州的江加走木偶雕刻艺术非常精彩，就将其吸收为华东美协会员并担任理事，还将他的作品推荐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吕蒙见到后赞赏有加，毅然决定以当时不多见的精装收藏本的规格来设计并出版了《江加走木偶雕刻》一书。

　　仅就上述连环画、月份牌和新年画的组织创作和出版而取得的辉煌成绩和重视出版民间艺术而言，已足见吕蒙领导才能的不凡，令人敬重。应该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扑在所领导的美术事业上了，然而作为艺术家的吕蒙依然不失艺术家的本色。吕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时间，深入到新中国火热的生产建设场景中去感受体验，搜集艺术创作素材，激发艺术灵感，见缝插针利用个人时间进入艺术创作状态，就这样相继创作出反映新中国新生活面貌的黑白木刻版画《火热朝天》《造大船》《过大江》，套色木刻版画《繁忙的海港》《女电焊工》等个人作品。尤其是他1962年创作的套色木刻版画《大理花》和《菊花》，以意趣新颖的装饰美和表现的盎然生机引起国内外欣赏者的好评，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作为一名艺术领域的领导，在繁重的事务工作之余还能做到如此倾心艺术创作，更令人敬佩。

　　还应重视的是吕蒙作为美术界领导。在工作上无论是宏观规划设想还是具体实施操作他都事必躬亲，不仅如此，他还善于团结尊重美术界的老前辈，与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张乐平、贺天健、关良、唐云、王个簃、钱瘦铁、白蕉、来楚生、陈秋草、江寒汀、应野平等艺术家们建立了深厚友情。

　　吕蒙为人一贯直爽，不会虚假掩饰自己，凡有感想和观点都会直接抒发。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按“犯右倾错误”的罪名撤职和连降两级，被调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任副秘书长，在美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沈柔坚的领导下工作。作为新四军成立之初就入伍的忠诚的革命文艺战士，他依然初心不改，为党的文艺事业勤恳工作。之后上级党组织又将他安排到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那已是1980年的事了。

毅然开创新派中国画

“文革”结束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使吕蒙兴奋不已。1979年，64岁高龄时他被任命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他设法调动画师们的积极性，组织深入生活并创作，还就中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画如何创新进行一系列学术研讨。同时身为一名版画家的吕蒙，当然也在关注如何发展新时期的版画艺术。

　　1980年4月，他应广州美校老同学、新四军革命老战友、时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和美协主席的新兴版画第一代画家赖少其之邀，赴黄山出席创建中国版画家协会的工作会议。意外的是由于常年的工作疲劳，他在回沪途经南京时突发脑血栓入院抢救，虽保住了生命，右侧躯干手脚却不幸瘫痪。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吕蒙当然不能再去画院上班，就此不得不结束了他忙碌数十年的行政领导工作。大病中的吕蒙忽然心起一念，决定争取让自己身体状况好转，在身体条件允许下尽可能集中精力潜心于个人的艺术创作。患病后右手几乎不能动弹也无可能再操用木刻刀创作版画了，于是他想着尝试用毛笔作中国画。开始时他尝试右手握笔，但反复练习依然无法握住，这时他突然想到用左手写字作画的前人也有不少，何不练习用左手呢？自此，吕蒙开始了每日练习左手握笔写字作画。左手慢慢地从不听使唤，到基本能控制，到左手完全能随心所欲挥毫，吕蒙便开始真正进入了有构思和布局的创作中。左手毫端既可以写实兼带小写意，又可以泼墨挥彩的大写意，这便是他当时的创作状态。

　　吕蒙的夫人黄准是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作为艺术家的黄准深知艺术家必须多接触大自然等外界的生活，才能激发艺术思路和想象。她体贴入微地照顾吕蒙的日常生活，推着轮椅载着他一起外出赴浙江雁荡山、国清寺，福建福州、厦门，云南瑞丽，湖南郴州，广西桂林等地旅游采风写生，大大丰富了吕蒙的创作素材，激发了艺术灵感，从而使得吕蒙每每返家后都会创作一系列中国画作品。吕蒙的中国画总带有一股舒畅飞扬的大气息，如《山花烂漫》《秋韵》《山雾》《傣家风光》《寒村》《从化疗养院》《轻舟已过万重山》等作品，都开创了他个人作品的新面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86年，吕蒙在上海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时展出了上述新国画作品。1992年，吕蒙应美洲中华艺术研究会之邀，赴美国纽约举办个人画展并出版了画册，在纽约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少报刊均发表了对画展的介绍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