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昌

21世纪电影新技术一一淘汰胶片电影

在所有艺术中，电影艺术的发展，是科技含量最多最全也最新的一门艺术。从无声黑白电影到今日有声彩色电影；从宽银幕到环幕电影再到立体电影；从19世纪胶片电影时代到今日数字电影时代，都充分表明了科技创新力量对电影的伟大贡献。

　　而我作为胶片电影洗印加工工作者，今天所要讲述的故事，虽然没什么传奇色彩，但却绝对真实不虚。

从事42年电影洗印工作

1950年7月，我离开中华职业学校进入上海私营国泰影业公司中国电影洗印合作社，从此开始了我长达72年之久的电影洗印生涯，其中有16年专职冲洗底片。如今我已90高龄,但对电影胶片时代所发生的故事仍难以忘怀。很多往事已经淡忘，不少同仁已离我而去，最让我怀念的仍是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洗印胶片之路。

　　我刚入洗印社学的就是手工洗片，与早期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馆、上海影戏公司以及明星、天一、艺华、新华等影片公司都一样，入社时还是延续当时这个行业遗留下来的习俗，把洗印胶片称为“黑房间”工作。

　　记得当时洗印社用的设备很简陋，就是长方形木槽（药液槽）、木架（片架又叫板子）和大滚筒（干燥胶片），工艺也十分简单。当时先安排我在“亮室”里做清水漂洗片子的工作，即洗底片、拷贝片，这是片子显影的最后一道工序。

　　那时，一些有责任心的摄影师常会来洗印社看底片的冲洗情况。我就把板子从清水槽里拎出来搁在看片灯箱前，让摄影师看。令我最敬佩的是《武训传》的摄影师韩仲良先生，每个镜头他都要仔细察看。

　　记得我当年冲洗的片子中有国泰影业公司的《太太万岁》、大同影业公司的《彩凤双飞》、文华影业公司的《关连长》、昆仑影业公司的《武训传》、大光明影业公司的《和平鸽》等。还有1951年从香港回来的著名影星王丹凤，与国泰影业公司小老板柳和清拍的一部结婚纪录影片，拍摄地点是上海逸园（今文化广场），也是我参与冲洗的。

　　

　　早期上海电影制片厂洗印科全体人员（前排右二是化学工程师曾广尧，后排左一为曾广昌）

　　1952年初，上海8家私营电影公司合并组成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并于1953年初并入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我所在的中国电影洗印社的全体22名员工和1950年成立的文华影片公司洗印室的8名员工编入上影厂洗印科。我被分配在黑白底片组，做我师傅杜振昆和肖寿生的洗片助手。那时上影洗印科也是手工洗底片，而正片（拷贝）则由半自动洗片机冲洗。据说那台机器还是抗战胜利后日本人留下的。

　　新中国成立后手工洗片的时间不长，到1953年底，就转入到由机器冲洗了，即把拷贝机器改装为底片洗片机。自从底片被改为由机器冲洗后，上海从此就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手工洗片时代，这个技术进步大大促进了影业的快速发展。

　　我到上影洗印科工作时，已有一台我国自制的半自动洗片机，它为冲洗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作出了贡献。该片是用苏联彩色多层底片拍摄的，由万国强工程师负责冲洗。我的师兄徐大春同志被分配去做操作工作，我因此有机会经常去帮忙，从而也了解到洗彩色片的一些工艺。

　　1955年，上影洗印科进口了一台法国的齿轮复式自动洗片机，由1954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白景昕、张自立两同志负责运作，并从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在1956年被调入后，虚心地跟他们学习，不久也能独立操作了。

　　记得前辈对我说过，冲洗底片是“一锤子买卖”，底片是影片之母，不能有丝毫差错。这个原理从我进入“黑房间”后一直把它视为洗印工作的重大责任而牢记在心头，并一直严格服从师傅的要求苛求自己：必须集中思想，谨慎操作，不能有丝毫大意和马虎。自我从事洗印工作起，从未出过一次重大责任事故，至今也感到是值得骄傲的。

　　机器冲洗彩色底片与手工冲洗黑白底片的工艺要求不一样，首先机器洗底片是在亮室里，用感光测定方法，以光楔数据决定画面显影；而手工洗底片，是凭经验目视，决定显影画面。冲洗彩底一般一人独立操作，正式冲洗的决定权由操作者与查验室负责。我参与冲洗彩色底片的十年间，基本上是与白景昕和钱立成两同志合作操作的。

　　

　　1956年，曾广昌与我国进口的法国DUC彩色底片洗片机的合影

　　

　　电影《太太万岁》剧照

　　

　　电影《关连长》剧照

　　

　　电影《和平鸽》剧照

　　我虽然没有机会参加《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底片的冲洗工作，但参与了上海最后一部黑白影片《妇女代表》的底片手工冲洗。粗算一下，十年间我参与冲洗过的彩色底片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篮5号》《林则徐》《老兵新传》《聂耳》《春满人间》《追鱼》《红色娘子军》《魔术师的奇遇》《红楼梦》《阿诗玛》《霓虹灯下的哨兵》《舞台姐妹》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拔萝卜》《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牧笛》《草原小姐妹》等；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科学与技术》《中国猿人》《保护青蛙》《知识老人》《泥石流》等。还冲洗过香港与上影厂合拍的《尤三姐》《双珠凤》《牛郎织女》《槐荫树》……至今我对冲洗这些彩底怀有深厚感情。

　　1956年我被调去洗彩色底片。当时，我正从上海俄语专科夜校毕业，那时我国电影技术主要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应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叶宏材同志的约稿，请我翻译苏联电影技术书《彩色摄影与洗印》，我感到非常荣幸。但那时我对彩色多层胶片的原理及洗印加工工艺尚未完全掌握，我就邀请化学工程师李忠品先生来指导我，最后才合译成功。我也因而比较早地掌握了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苏联电影技术。

因电影和《新民晚报》喜结文缘

1959年，我的译作终于出版并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这是我在翻译领域里的一大进步。自从我学会了俄语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就一直利用业余时间为《新民晚报》撰写有关苏联电影的报道。那时为了抢时间，我常常赶译稿件到深夜。每次稿件誊写完毕后，我就骑自行车送稿到当时在圆明园路50号的新民晚报社。还记得1957年的某一天，我在《苏维埃文化报》上得知中国彩色电影《女篮5号》将参加苏联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消息，又从自己厂里得知《女篮5号》已完成拷贝洗印，于是我把这个消息翻译并改写成新闻报道，连夜送到新民晚报社夜班编辑的手里。没想到隔天傍晚我上完早班刚回到家，就发现当天晚报第四版刊登了此文，粗黑大字标题：《〈女篮5号〉拷贝今晨送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那时候《新民晚报》专门负责电影条线的记者是欧冠云，编辑是姚苏凤，对我的译稿非常看重，凡是我送上的译稿，他们基本上都会刊登。

　　还记得有一年，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晓棠在影片《翔》公映后，受到了不公正的抨击，为此，我在《羊城晚报》上曾为她撰稿鸣不平，事后王晓棠特地来信对我的声援表示感谢。这是我的撰稿生涯中最为难忘的一次正义之举。

为电影胶片新工艺的微薄贡献

1960年代末，上海电影技术厂发展了电影拷贝生产技术，相继增加了三个新品种：8.75毫米影片、16毫米影片和染印法影片。技术厂与上海电影机械厂联合设计制造了染印法大齿轮染印机，由我负责染印工艺和调试机器。经过一年的努力，技术厂正式印制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从此便有了染印法彩色电影。

　　染印法调试工作结束后，我又参与了上海感光胶片厂、上海玻璃搪瓷研究所对微泡电影联合开发技术的攻关。我负责印片工艺，做黑白反底片，用以印制微泡拷贝。微泡胶片不用药液显影和暗室，无污染，保存性好，成本低。经过一年试验终于成功印制了第一部黑白微泡电影拷贝《侦察兵》。

　　1975年初，我还参与了“微波炉加热器”研发项目。项目由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微波系老师吴鼎的教学课题发端，后来将此技术运用到“用微波干燥胶片”上，从而摆脱了体积硕大的胶片电热干燥箱。我也参与了整个研制过程。微波炉的优点是体积小，干燥时间短，但试验效果并不理想。不过后来武汉一家单位利用我们设计的微波干燥器来干燥录音磁带，经过试验后，发现效果还不错。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为了培养洗印接班人，我承担了厂技校洗片班专业课教学工作，并编著了电影《洗片技术》一书。

　　1983年，我被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吸收为个人会员。

向胶片电影时代致敬

当下，随着世界电影技术的发展，胶片电影已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我的胶片洗印生涯也就此告终。整个胶片电影的发展历程，我恐怕是最老的见证人了。

　　就在我撰稿缅怀胶片电影时代结束之时，突然从《新民晚报》传来香港老电影人对电影胶片依然难以舍弃的报道。由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徐克联合执导的影片《七人乐队》将成为第4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的报道引起了我的联想。影片的轰动并不在于那么多香港电影界重量级的人物参与影片，更让人感叹的是他们仍采用胶片来拍摄这部缅怀香港昔日的影片，意在向辉煌的胶片时代致敬。这个意义非凡的怀念行动，对我而言也是令我无比欣慰的一次缅怀。我们是同时代的同路人。

　　

　　1982年，曾广昌在洗印技术轮训班结业典礼会上发言

　　

　　1982年，上海电影技术厂第九期洗印技术轮训班师生合影（前排右二是曾广昌）

　　其实《七人乐队》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后期制作并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今年7月底终于在全国公映，这部七人联合导演的电影是否会成为我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我无法预测。然而由七位名声赫赫的影界人士，用如此方式来为胶片电影唱响挽歌，意义非凡。然而这样的别出心裁也特别引起我的内心共鸣，可以说胶片伴随着我整个职业生涯，虽然我不参与影片拍摄创作，但它给我带来了希望和满足，这是他人无法感受到的。

数字电影不能成为电影艺术的终结

对胶片电影仍然恋恋不舍的电影家们来说，他们之所以不想放弃胶片，不仅仅是职业感情所带来的留恋，更是出于他们对胶片性能娴熟透彻的掌控，而且，他们往往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如今要他们掉转枪头、重起炉灶，去拍摄有明显技术局限的数字电影确实是有点残酷，包括世界上好多电影人，如大导演昆汀、大摄影家像罗伯特等对此内心都有各种遗憾。

　　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的是摄影专业，因而他对画面的光影及色彩感是非常讲究的，但数字电影本身的技术缺陷很难克服，为此他曾经一度坚持用胶片拍片。然而胶片离不开洗印，国内洗印厂相继关停，他只得拿到国外去洗印。然而国外的洗印业也逐渐被淘汰，逼得他不得不放弃用胶片拍电影。无独有偶，陈凯歌和冯小刚等名导也都对胶片电影情有独钟、恋恋不舍。

　　很多导演至今仍然认为胶片冲洗出来的样片就是他们的视觉参考。应当承认，胶片所产生的效果和建立的风格，就是还原真实，以及画面质感一一对比度和高饱和度，这才是真正的彩色，那是目前数字电影还无法超越的。

　　罗伯特认为，胶片的色调当今很难用LUT进行数字化模拟，对追求完美的摄影大师来说，数字电影的彩色缺乏细节、缺乏层次感，令他们遗憾和无奈，只得感慨地说：让电影尽量接近胶片的样子吧。

　　在数字化的今天，数字影像最大的问题在于，在没有足够信息量的地方，你只能看到泾渭分明的白或黑。这恰好就是胶片的优势所在——即使在画面中没有信息的地方，胶片也会给你一些颜色。就好像它常在阴影部分给你一些青色。胶片另一大特色在于，它拥有惊人的对比，凝练而坚实，它的黑色是那种深不可测的黑。

　　在胶片电影时代，洗印师就能在冲洗胶片时将一切颜色还原成中性、原始的样子，再让肤色呈现出自然的粉红色调，然后得到原色的画面。胶片不仅让肤色被还原得很好，面部的轮廓也能较好体现，绝不像现在的数字影像那样扁平，而是呈现出非常立体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后期软件中观察，会发现胶片画面暗部的曲线是密集的。通过冲印，能在暗部获得非常华丽的，带有质感的细节。而在数字画面中，人们很难在暗部看到太多的细节，以至于丢失了影像的本质。

　　对如今从事数字电影技术的专业人士来说，如何克服数字电影的不足而尽量“接近胶片的样子”，是摆在他们面前，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要走好未来的数字电影之路，除了不断创新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不断进取去超越胶片，数字电影才能牢牢地站稳脚跟。

　　中国同样面临数字电影带来的困境，更需要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