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导演，隶属导演创作室管辖，而王世桢老师是我们上影厂分管文学剧本创作的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说句大白话，他不是我的“顶头上司”，管不着我！内行人都知道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不尽相同的行当，再说，我们年龄又是属于两个世代的一老一少的人，按理，我们是不可能有交集甚至碰撞的。可偏偏两个人却那么“蹊跷”地相识，相交了，居然还有了近四十年的往来，成了师生更成了朋友。至今回想起这段经历，还是倍感神奇与难忘！
我与王老师的交往还得从“文化大革命”后期说起。那几年上影厂已经开始恢复创作活动。一个写儿童生活的来自湖南的文学剧本被采纳了，但还需做些修改，我被所属的导演创作室作为未来导演组工作的人员参加剧本修改进程。主导剧本修改的就是王老师，这是我近距离接触王老师的开始。以前偶尔也在上影厂见过他的身影，只觉得他身材魁伟，走路“凝滞”，有种大象迈步的沉重！没有搭过话，连招呼一声都没有发生过。
剧本修改是个复杂又漫长的过程。我当时因“文革”的耽误，足足有十来年没有涉猎创作了，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便紧紧抓住，不断“叽里呱啦”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作者是个青涩的小伙子，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不时和我“杠”上。几天下来，我才发现王老师并没有多发声，甚至连点头摇头的动作都没有出现，一副“沉默寡言”的状态。“这是啥意思？难不成我犯了什么规矩？”直到激烈探讨数天后的一个休息时刻，我们漫步在文学部的小庭院里，王老师在我背后轻轻地说了一句：“小武，你可以做编剧！”“啊，什么？”我回头愣了一下，王老师并没有把话说下去，径自向庭院深处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顿时想起了我儿时的过往……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文学从来都是我的“挚爱”，我爱读诗词，爱看文学作品，尤其是外国名著，抄写了不少经典名句，向往当个作家。要不是“文革”袭来，写日记的习惯会保留至今……可是我的梦想呢？王老师那背影消失了，我还在遐想……不，我似乎得到了一种力量，那种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力量！王老师的认可太让我兴奋了，虽然剧本最终没有投产，没有催生出一个新生儿来，可从事后的发展轨迹来看，却催生出我与王老师的一段师生情谊！
“文革”后，上影厂开始了蓬勃的创作生产。就在我因家庭出身苦恼时分，王老师找到了我，让我担任电视剧《魔宫》的导演。这个剧本是沈寂老师（上影著名编剧）根据他的小说《大亨》节选改编的，同时还邀请了叶明老师担任我的导演顾问，他可是个有名的导演哪。两位再加王老师本人，组成了一个豪华顾问团。接到剧本，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来郭凯敏、王馥荔两位大咖担纲男女主角，又做了详细的拍摄方案。即便这样，在向顾问团汇报时，我还是战战兢兢的。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三位顾问一致退出“顾问”行列，让我单飞放手一搏！沈、叶两位前辈，我是第一次接触，他们并不熟知我的能力，我猜想一定是王老师的“一锤定音”做了决断！唯一对我有所了解的只能是他。当时，他是这部电视剧的制片方，成败可关联到他自身和公司的利益，可见他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面对这样的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也把自己的“名誉前途”赌上了！王老师用他大象般的力量支撑起我瘦弱的躯体，信任的目光从头至尾没有离开过我。片子拍完了，而且成功了，得了个“金奖”，我的第一个奖！不过，我怎么也回忆不起王老师表扬过我的片段。其实，他并没有表扬过我，只言片语都没有。王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会轻易流露对年轻人的喜爱和夸奖，兴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沉默”，让我与王老师的师生情谊如潺潺流水般慢慢悠悠地流长、流长……
后来的许多日子，我忙了起来，王老师就更忙了，担任《电影新作》和《国际影幕》杂志的主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但我们还是不时找机会见上一面。王老师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有时你很难感觉到他内心的活动，可能是因为对我这个后辈有某种喜爱和信任，他还是当着我的面，“隐晦曲折”地流露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保守和改革两种思潮缠斗得很厉害，不仅涉及厂里，还牵扯到局里，甚至更高层。我们都很小心，之间并没有多言，但大家都明白我们内心是真心拥护改革开放的。言谈中，王老师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风骨和品质，哪怕受到暂时的误解和冷遇，也不放弃他的立场和观点，这种“执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是一头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大象哪！
王世桢与夏衍等合影
岁月不饶人，王老师从岗位上离休了，我也退休了。退休的第一年，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再干点什么呢？一天，王老师和他夫人林老师邀我去他们两位创办的上海电影进修讲习所开个讲座。虽然我从小到大没有为在众人面前说话发过怵，应该还属于颇有口才的那类，但如今是讲剧作专业，不是我熟悉的导演专业。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有点发愁了。“你行，你行。就你，就你。”王老师反反复复，颠来倒去，一个劲儿地说道。莫非他知道我的一些底牌？什么底牌？就是我曾经全程参与过谢晋导演执导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制作，包括从话剧剧本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前期创作。边创作，边学习，真是收获满满呀！另外，我在文学部修改《假女真情》电影剧本的事情，也许他从文学部那里了解到一些细节。当时，电影要上，可剧本，离开拍还差一截，怎么办？我像是吃了豹子胆，花了六天六夜独自一个人做了较大篇幅的修改，最终不仅按时投了产，还在当年度诸多国家奖项中得到了不少嘉奖！可不是吗？想想这底牌还是拿得出手的。稀奇的是王老师并没有讲到我这些“荣光”的细节，只是希望我能对自己的创作做些梳理和发挥，最后还是那句话：“你行，你行。就你，就你。”浑厚声音一直响在我耳边，伴随着我走上了讲台，激励着我放开嗓门“大放厥词”！结果真是没有想到，又大获成功！告诉你，还有更没有想到的呢！这一“大放厥词”，居然“一发不可收拾”！不久，同济大学与上影合办的电影学院开张，邀我去为导演班上课，我竟然为这个班开起了编剧写作课！这回不是吃豹子胆，而是想上天摘星星了！问题的严肃性还没开课就摆在了我面前。你可不是自个儿玩哦，搞砸了损失就你一个人承受。你是要教授学生，让他们成才，影响的可是一帮生龙活虎的青年人！想到这个后果，不寒而栗！“你行，你行。就你，就你。”那浑厚声音又在耳边一遍遍响起。虽然没有王老师亲自在身边鼓励，但他那种对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热爱和执着，还有操作时的那种认真和刻苦，在一次次的交往中如“无声细雨”般浸润着我的心田。他跟我讲起办上海电影进修讲习所的来由：他曾经在他尊敬的前辈夏衍老师办的剧本讲习所学习过工作过。难怪王老师在剧本创作的认识和管理上那么游刃有余，成绩卓著。我感到在他的熏染下，也增添了不少对剧本创作的热情和执着。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我终于既大胆又谨慎地走上了既庄严又活泼的大学讲台，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电影编剧的教学生涯。
一个人总有他的生命尽头。王老师也许很明白这点。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走路蹒蹒跚跚的，大象般的步履显得更为沉重和凝滞，最后只好扶着四个脚的钢筋架子一步一步向前挪去。可就在这样的时刻，王老师以巨大的毅力去实践他内心的愿望——亲自操刀，写个电影剧本！他几乎一生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这回他要为自己做一件，彻底地把自己嫁出去。嫁给谁？剧本！说干就干，夜以继日，难于入眠，东奔西走，翻箱倒柜，找资料，寻线索，访故人，无一不亲自动手。当洋洋洒洒数万字剧本呈现在我眼前时，封面上赫然三个大字：史迪威——一个美国人的名字也是剧本的名字吓了我一大跳！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史先生曾在抗战后期到过中国，做了许多援助中国抗战的事情。剧本涉猎到上层和平民，国内和国外，战场和居家，大事和琐事，场面和细节，等等。我拜读之后，根据我拍摄电影的经验，这个未来的电影可以说是个全景式的电影。投资巨大，谁来投拍？回本极小，谁敢制作？关系到的某些敏感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一言难尽，如一团乱麻缠绕着我。我抬起俯首阅读剧本的脑袋，王老师就坐在我面前，此时的他，像个小学生那样害羞而又胆怯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应。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敢说，也不能说！面对这样一个耄耋老人，实在是不忍心说什么了！
在电影进修讲习所讲课
为讲习所优秀学员颁奖
和讲习所的学员们合影
《史迪威》剧本遗憾地没能投产，但这上万字的剧本，还有那些被他装扮一新嫁出去的许许多多剧本，尽管都没有署上“王世桢”的名字，却都凝聚了老师的心血。老师以他大象般的醇厚、朴实、豁达、聪慧熏陶了我，开导了我，影响了我，使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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