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大伟

　　老底子，外地人评价上海人的缺点，除了精明、小气、怕老婆之外的，还有一条，就是有点“崇洋媚外”。真的吗？让我想想——

带“洋”字的物事

啥叫“物事”？上海人讲的物事，就是普通话里的东西、物品。那些年勿少物事，上海人都欢喜在前面加个“洋”字。譬如：洋房、洋伞、洋布、洋线团、洋籼米、洋娃娃、洋蜡烛、洋山芋、洋泡泡……甚至一枚小小的钉子，也叫做洋钉。如今阿拉这代上海人，只要一拍脑袋，还能报出一大串带“洋”字的物事，可谓印象深刻。

　　“洋”字，在清朝和民国辰光是指西方的意思。据史料记载，1840年《南京条约》第一次被迫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有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西洋各国开始向中国大批量输入、推销西洋机器制品，时称洋货。钟表、玻璃制品、毛织品等进口货，老百姓们就习惯在那些货色前面加个“洋”字，以资区别，比如洋油、洋蜡烛……后来连在生活中顶顶重要的钞票，在上海人嘴巴里也变成了“洋钿”。至今，阿拉小辰光小贩们“三分洋钿买一包，五分买两包”的叫卖声，仍能萦绕耳边。听到伐？三分钱也被称作三分“洋钿”。

　　其实在阿拉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里，叫外国名字的物事造造反反（很多的意思），譬如：沙发、沙拉、咖啡、培根、汉堡、布丁、巧克力、马赛克、水门汀、司必灵锁……多伐？

　　不过阿拉小辰光想买进口货，也勿大容易，市场上真正卖进口货的商店勿多，除了华侨商店会卖一些进口货（而且要凭侨汇券），只有去“淮国旧”（当年坐落在淮海路上颇有知名度的国营旧货商店），才能淘到一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进口货，比如无线电、留声机、皮大衣、老K皮鞋……

　　爹爹蛮欢喜淘旧货个，他曾经在“淮国旧”淘到过一只勿会走的进口手表，价钿也勿便宜。姆妈心疼得很，一定要他去退掉，为此吵了好几天。爹爹脾气有点犟，为了能使这只进口手表走起来，专门去买了一套修表工具，记得其中有一只可以卡在眼眶里的放大镜，蛮好白相个。有一段辰光，爹爹下班一回到家，就趴在台灯下修那只手表，拆拆装装，七修八修的，后来手表的指针居然会走了。当然手表走的辰光是勿准个（偷笑）。不过爹爹仍旧交关开心，“出客辰光戴戴这只进口表，还是蛮扎台型个”。

　　我过去有个同事，她老公是国际海员。她老公每趟出海回来，总会带回来一些外国货，电视机呀、录音机呀、冰箱呀，她讲起来得意洋洋，炫耀得很。阿拉在分享她喜悦的同时，常常能分到这位国际海员带来的进口巧克力、糖果、曲奇之类的食品，女同志则会分到一些玻璃丝袜、丝绸巾之类的物事。那些年在老百姓眼里，进口货吃香。后来只要凡是标明“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也会变得吃香起来。个别商家唯利是图，勿少商品都贴上“外贸商品”“出口转内销”之类的标签，弄得老百姓真假莫辨，搞也搞勿清爽。顺带便再讲一句，在阿拉上海人眼里，并勿是所有的进口货都吃香的，比如当年的伊拉克蜜枣、古巴砂糖、阿尔巴尼亚香烟等，就卖得交关便宜。

　　日脚过得蛮快，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进口货慢慢多了起来。那些年，外烟、洋酒首当其冲，什么万宝路、健牌、人头马、XO……现在好了，有些人干脆连喝水也要进口的，依云、普娜、贝加尔湖……算是炫富？有这个必要吗？

围观外宾

再讲讲外国人。

　　在我印象中，20世纪50年代初，马路上还能看到一些外国人，比如穿黑袍戴三角帽的外国修女、削刀磨剪刀的白俄、看门的印度阿三，后来慢慢的就看大勿到外国人了。有辰光难板（偶然）在马路上看到一两个高鼻头蓝眼睛的外国人，阿拉小朋友们觉得稀奇得不得了，就会围上去指指点点。老师晓得了就批评阿拉：你们尾随、围观外国人，对人家指指点点，这样很不礼貌，记牢！覅去围观外宾！这句话，还正儿八经地写入了阿拉学校的“学生守则”里：“不要尾随围观外宾”。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辰光，班级里转来了一个蓝眼睛高鼻头的苏联小朋友，说是临时“借读”的。这个苏联小朋友的父母是苏联专家，他的名字叫“米德罗维奇……”有一长串名字，记也记不住。后来才晓得，苏联人的名字包括名、父称、姓三个部分，所以比较长。不过阿拉班级里的同学都叫他黄毛。我喜欢下象棋，经常在弄堂里看老头下象棋，慢慢地也学到了些套路。黄毛也喜欢下象棋，我跟他交过手，没想到他的“棋艺”还可以。于是我们俩放学以后，就会在教室里摆下战局，杀上几盘。由于我们的鏖战经常都会遭到值日生的干扰（每天的值日生都要负责打扫教室卫生，然后锁好教室门），很扫兴，于是我干脆邀请黄毛到我家去下棋，很快我俩就成了好朋友。不过好景不长，中苏关系勿好了，爹爹怕多事体，就叫我覅再把黄毛带到家里来了。再后来黄毛告诉我，他要跟他父母回国去了，他说他会给我写信的。黄毛回国好几个号头（月）之后，我才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我想给他回信，可发觉信封右下角黄毛的通信地址，已经被墨汁涂掉了，怎么也看不清楚。很多年之后我才晓得，信封上的地址是爹爹涂掉的。爹爹讲，要是侬跟苏联人通信，弄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可吃勿消。

　　1960年代初，马路上基本上看大勿到高鼻头蓝眼睛的外国人了，老师也就勿再提醒阿拉“覅去围观外宾”了。记得阿拉学校里接到一个派学生去“接待外宾”的任务，大家稀奇得勿得了。学校里规定，必须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一次一个学校只挑选五六个好学生去“接待外宾”。在阿拉学生仔眼里，这是桩交关扎台型的事体。我自以为自己也算属于“品学兼优”范围的（我评到过好几趟“三好学生”），可是这种“接待外宾”的任务，一趟也没有轮到过。而隔壁班级的小胖囡（我勿晓得她叫啥名字），每趟都轮到她。后来有消息传来，她妈妈是学校里的教导主任，怪勿得。小胖囡面孔圆嘟嘟，人长得还算蛮可爱，就是平时总喜欢噘着小嘴，一副“欠伊多还伊少”的样子。好在听她班级里同学讲，自从小胖囡接受“接待外宾”任务以后，开始“面孔笑嘻嘻”了，看大勿到那副“欠伊多还伊少”的表情了。好白相个，“接待外宾”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不过也有同学不以为然地讲，啥“接待外宾”啊，就是跑到机场，在人群里挥舞鲜花，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原来如此，我想起新闻纪录片里经常看到的场面，于是也就不为没有轮到“接待外宾”而嫉妒、沮丧了。

　　那些年，阿拉学生仔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很少。了解外国人的生活，境外的风土人情，主要还是通过看外国电影、外国小说。记得阿拉小辰光看得最多的是苏联电影，像《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夏伯阳》，而《出水芙蓉》等西方影片则是凤毛麟角。后来连苏联电影也禁放了，只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几个国家的电影，翻来覆去就是《宁死不屈》《多瑙河之波》《卖花姑娘》这么几部。在我的中学时代，图书馆里能借到的翻译小说，基本上也都是苏联的长篇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三部曲》《青年近卫军》《叶尔绍夫兄弟》等。

　　记得在我念初一下学期辰光，教阿拉班级的英语老师生小囡去了，来了个代课老师，姓张。张老师的中国话讲起来磕磕巴巴的，同学们都在嘀咕，他教的英语语音会标准吗？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消失了，张老师中文语音不准，可讲起英语来却是相当流利，发音也好听。虽然他只教过阿拉一个学期的英语，可是我对他的印象还是交关深刻，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张老师平时喜欢穿的衣服比较花，条纹的、格子的、花点子的，而且色彩艳丽。要晓得在当时人们一片灰蓝色的服饰世界里，他那些花里巴拉的服装相当显眼，应该说算是“奇装异服”（那时候是个贬义词）吧。不过也覅大惊小怪，教导主任介绍过，张老师是位归国华侨，来自印度尼西亚。

　　也许张老师感觉到自己的服饰过于与众不同，他开始穿起了西装，一天换一根不同色调的领带。他留着长长的头发，梳着肯尼迪式的大包头，身上还喷着有点刺鼻的香水。一清老早，他就来校园里拉梵婀玲（小提琴），拉的都是东南亚乐曲，蛮好听个。他喜欢嘎讪胡讲戏话，放学以后总会有一批女生上他的办公室，说是去请教英语，其实就是为了跟他聊天，听他讲一些发生在国外的稀奇古怪的故事。阿拉男同学背地里都说这个英语老师老“花”个（当然不仅指他的衣服“花”），不过教导主任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是换上别的老师，恐怕早就亮“黄牌”了。

　　又记起小辰光的一桩事体。有一年热天放暑假辰光，有一天居委会的阿姨妈妈突然一家家地敲门，讲是第二天有外国人要到阿拉弄堂里来拍纪录片，要大家覅拿破衣裳晾出去，小巴腊子出门覅赤膊，覅乱吐痰乱掼垃圾……“总之一句话，覅坍中国人的台”。居民们都连连点头，并且把居委会大妈的闲话，原封勿动地转达给阿拉小巴腊子。第二天一清老早，弄堂里的小巴腊子就开始出来东张西望，等待着外国人的出现。等到吃中饭辰光，还不见外国人出现，正当大家失望的辰光，居委会的阿姨妈妈来了，讲是刚才外国人已经在对面弄堂里拍过片子了，“现在外国人已经走了，警报解除，恢复正常”。想想那个辰光，真有趣！

爹爹教我打领带

20世纪80年代初，来上海的外国人逐渐多了起来。西方人，高鼻头蓝眼睛，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而日本人、韩国人虽然面孔跟阿拉中国人一样，但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上也能分辨出来。至于东南亚人，除了服饰，一看他们的肤色，也能分辨个八九不离十。据说那段辰光，学校里的老师又开始提醒学生仔们“覅围观外宾”，思想品德课本上又把“不要尾随围观外宾”的条文给补上了。不过这种提醒很快就失去实际意义。为啥？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老古话讲，“熟视无睹”，看得多了，也就勿稀奇了，也就用勿着提醒那些小巴腊子“覅围观外宾”了。

　　老底子老百姓都怕沾上“海外关系”，弄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可不得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路变了，勿少人家开始“挖掘”海外关系，“远开八只脚”的亲眷朋友都开始联系起来，搭上一点关系，就可以办签证出国呀。那辰光出国迷、洋打工勿少，外国领事馆门口一度人头济济，排起一字长蛇阵，就像是在商店门口排队抢购便宜货一样闹猛。

　　记得小辰光，家里大衣橱里挂着爹爹好几套西装，印象中各式各样的领带特别多。爹爹出门总要挑上一根领带，就像是换一身行头一样。后来，看大勿到爹爹穿西装了（马路上穿西装的人也越来越少）。记忆中可惜的是一根根漂亮的领带，被爹爹剪开来扎拖把。“因为以后不会再穿西装，留着这些领带也没有用了，废物利用嘛”。说这话时爹爹有点伤感。没想到廿多年后，街上又流行起“西装+领带”。有段辰光，男人家穿西装成风。出门一律西装、领带、皮鞋。有些会议通知上还特别注明“着正装”，对于男人来讲，正装就是西装，似乎别无选择。

　　记得当年阿拉单位里曾经给大家每人做一套西装，还专门请来了上海滩有名的“培罗蒙”裁缝师傅，上门来量尺寸。本来塌肩胛的人，两边被肩垫一垫，立刻变得有腔调起来。不过也有人穿上西装，人变得有点僵手僵脚，连头颈也是僵哈哈，走起路来扛着肩胛，好像路也勿大会走了。这是说的笑话。

　　我穿西装，勿会打领带，虽然对着镜子打，打来打去就打成了戴红领巾的样子。于是爹爹教我打领带，一二三四的步骤。他又给我讲了勿少穿西装的ABC，比如要注意内衣的搭配呀，西装的标准穿法是西装里面直接穿着衬衫，而衬衫里向是勿穿棉纺或毛织的背心、内衣。在西装上衣之内，原则上不允许穿毛衫的。如果在冬天实在冷，也只能穿一件薄型“V”领的单色羊毛衫。又比如，单排二粒的西装，扣子全部不扣表示随意、轻松；扣上面一粒，表示郑重；全扣表示无知。起身站立时，西装上衣的纽扣应当系上，以示郑重其事。就座之后，西装上衣的纽扣则要解开，以防其走样……

　　介许多（这么多）规矩，我一听，烦也烦煞了。现在农民工穿着西装拌水泥勿稀奇个，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穿西装算是时尚的打扮。那些年，单位里的男同事上班都习惯穿西装。我忽然感觉，好像西装是单位里发给职工带有福利性质的劳防用品。记得当年出访前都会发一笔服装费，有时单位里又会统一去做西装。翻看那辰光出访的照片，一帮子人穿着同一种式样、同一种颜色、同一种条纹的西装，洋勿洋腔勿腔，看上去勿要太“巴”（土）哦。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欢喜西装，能勿穿的场合就勿穿，挂在衣橱里的西装和领带，跟爹爹当年挂的一样多。

好婆吓出心脏病

现在勿少喜欢赶时髦的上海人，还过起了“洋节”，什么圣诞节呀，情人节呀，愚人节呀，感恩节呀，万圣节呀……讲到万圣节，我突然想起一桩吓人倒怪的事体。

　　西方的万圣节，大家叫它“鬼节”。外国人传来的风俗，说是到了万圣节那天，小孩们装扮成各种鬼怪去敲别人家的房门讨糖果吃，讨勿到糖果就捣蛋。这倒是蛮好白相个。有一年万圣节，住在我家楼上的苏州好婆，半夜里醒转来刚睁开眼睛，突然发觉房门口站着一个戴骷髅面具的人。老好婆啥地方晓得万圣节不万圣节，更不知道小孩会扮鬼讨糖果吃的外国风俗。她孙子从邻居隔壁家讨到糖果，兴冲冲地回来，忘记摘脱骷髅面具了。老太辣末生头（突然之间）看到一只死人骷髅头，吓得尖叫一声，当场心脏病发作，倒地昏了过去。要勿是我听到楼上动静，连忙上楼，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拨打120，那事体就大了！救命车把老太送到医院里去急救，还好，人总算抢救过来了。事体过后，苏州好婆的儿子把他的儿子杀杀搏搏（结结实实）打了一顿，打得小赤佬像杀猪猡一样。邻舍隔壁没有一个出来劝一下的，大家都晓得发生的事体，都感到这种小赤佬，应该吃生活。

　　圣诞节是年轻人特别喜欢过的洋节。这一天到西餐馆去吃大菜，价钿大得来吓人。阿拉老年人不想去轧闹猛，可是人家年轻人欢喜呀，管侬啥事呢？当然青菜萝卜，各人喜爱。不过大家也要晓得，阿拉国家圣诞节是勿会放假个（除非碰到双休日），而春节必定放假。

　　现在再回到文章开头讲到的“带‘洋’字的物事”。记得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这种带“洋”字的“物事”，就又多了起来。比如那些年造出来的房子，开发商都喜欢给它们取个洋名，比如罗马公寓、鹿特丹公寓、里昂花园、瑞士花园……一溜洋名；侬要是进了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公司总要求每个员工都要取个洋名字，怪里怪气个。我有几个朋友在那些公司里工作，弄得寻起人来也交关吃力；而大街上打着洋名的商店招牌，又纷纷出现，什么马克西姆餐厅、意大利餐馆、福尔摩斯、香榭丽舍、埃菲尔……多得勿得了。其实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当下，贪洋求怪的名字不仅无助于提升知名度，反而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媚俗表现，并不可取。

　　那些年，赶时髦的人吃西餐，“老克勒”们讲起吃西餐的礼仪也是一套一套个，什么“嘴巴里的东西一定要一口吃完，不能咬一半拿出来，等下接着咬”之类的，规矩也是勿少。街头弄边的西餐厅、居酒屋、东南亚菜馆也多了起来，有的老板还专门请来高鼻头蓝眼睛的老外当厨师，并且经常出现在大堂、包房里，以示其洋餐之“正宗”。

　　想当年亲戚朋友中也有勿少出国“淘金”的，各种离奇的故事也听得勿少。当时大家都眼热得勿得了，勿少人跃跃欲试，都想去“洋插队”。后来看到，其实外国人到中国来打工的也勿少，从大菜师傅到各类辅导班的外教，甚至是幼儿园的保育员。出国的人多了，才晓得人家发达国家也有乞丐，也有小偷和强盗（并且喜欢用枪），也有乱穿马路、乱扔垃圾、插队、吵架谩骂乃至拔拳头的。如今出国旅游，早已是家常便饭。我有一位朋友去过94个国家旅游，他不无遗憾地讲：“要不是发生新冠疫情，我早就白相过100个国家了。”

　　现在马路上碰到高鼻头蓝眼睛的外国人，啥人也勿会大惊小怪，小朋友也勿会去指指点点，尾随围观外宾了。那些年，老师叫阿拉“覅去围观外宾”的提醒，老早就翻篇了。今非昔比，变化真勿小。世界本来就是个地球村，待疫情过后，大家照样可以来来往往，继续去周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