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上海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教育事业，从兴至衰似昙花一现。从周湘的背景画传习所、刘海粟的“上海美专”，到吴梦非、陈望道、陈秋草、俞寄凡、汪亚尘等的“上海艺大”“中华艺大”“白鹅绘画补习学校”“新华艺专”等等，乃至颜文樑的“苏州美专”及其沪校，无一不是私人办学、惨淡经营。尽管以传播艺术为己任的艺术教育家们，前赴后继，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在内忧外患、战乱不休、民生凋敝的旧中国，上海之大，难容下一个小小的画架，得不到政府支持的私人办校更是难以为继。从“上海艺大”以降的数个艺术学校，尽管办学者多方筹资并倾其所有，终因力不能支而先后夭折。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就只剩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沪校”这两所私立艺术院校，在偌大的上海滩茕茕孑立、苟延残喘。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事业迅速发展，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也于1952年拉开了帷幕。
1952年7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下达《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草案）》，明确提出要仿照苏联模式，对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其中，特别指出私立学校和外国教会所办的学校要一律进行裁撤改造。作为私立学校，“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毫无例外被纳入了改造调整的范围。当年8月，经中央文化部研究决定，将“上海美专”“苏州美专”与山东大学艺术系的美术、音乐两科，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华东艺专”），校址则初步选定在无锡原江南大学旧址。山东大学艺术系的前身是山东老解放区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故负责“华东艺专”撤并改建工作的“建校委员会”自然以山东大学艺术系为骨干力量。
是年9月18日，“华东艺专”的建校工作全面启动。三校撤并改建工作进展很快，“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的师生于10月中旬先后到达无锡，至此，合并新建学校的各组成单位总计466名师生全部到校。因为原定的江南大学校址已被另作他用，学校遂于10月21日在无锡华新丝厂临时校址开课。11月初，上级正式宣布了“华东艺专”的领导班子组成，原“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出任“華东艺专”校长，但不主持校务;原山东大学艺术系主任臧云远担任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而原“苏州美专”校长颜文樑则调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同样不担任具体工作。
随着“华东艺专”建校工作的全面启动，“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及其沪校“寿终正寝”。这样，自1952年9月“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沪校撤并，至1959年3月新建“上海中国画院（筹）附设中等美术学校”为止，上海的专业美术教育出现了近七年的“空窗期”。
然而，上海的经济、文化建设对美术专业人才特别是工艺美术设计人才的需求，却不因上海自身美术人才培养机制的缺失而有所减缓。为缓解日益突出的美术人才的供需矛盾，1958年，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高潮中，上海戏剧学院罕见地办起了建校史上唯一一期“工艺美术班”。为了弄清这个“班”的办学始末，笔者走访了从这个班毕业的、原上海纺织系统高级工艺美术师丁通源先生。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
2019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笔者如约来到离卢浦大桥浦东下匝道不远的一个居民小区。这是一个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清一式的六层楼“老工房”。小区正在进行地下管线改造，开挖后的路面行走有些不便。循着用小彩旗标示的临时道路，绕过因前几天下雨在地面上形成的一汪汪水洼和堆放在地面上的一堆堆建筑材料，找到了丁通源先生的家。
丁先生家住五楼，进门是个面积不大的客厅，墙上挂了不少国画花鸟作品，有卷轴，也有镶在镜框里的镜片，仔细观看画上的题款，原来都是丁先生近年来的画作。刚在客厅一隅的双人沙发上坐定，师母就端上了茶水和水果。沙发前面没有茶几，茶杯和水果盆就放在两只小方凳上。我和丁先生在沙发上促膝而坐，因为预先在电话里说过我拜访的目的，所以我们的谈话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我是1958年9月考进上海戏剧学院的，”丁先生说，“我原来是公私合营上海鼎新文具厂的车间工人。工厂就在南京路后面的凤阳路上，规模不大，是1956年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时由几家小厂合并而成的，专门生产练习本等文具用品。我那时只有二十来岁，积极要求进步，在公私合营时就已经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成了最早的‘共青团员’。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我们厂里同样是热火朝天，人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就在这年的五六月份，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则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启事’，招生系科有戏剧编导系、表演系、舞台美术系等，其中还有个特别的‘工艺美术班’，招生对象是‘有一定美术基础的上海户籍的工农兵学进步青年’。我一看就动心了，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平时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工会和团组织搞些宣传工作，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所以我的报考愿望，很快得到了车间和厂部领导的支持。但是我对自己的‘美术基础’并不自信，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基本功训练，只是在厂里出出黑板报，画画宣传栏报头题花，于是我抱着‘碰碰额角头’的想法报了名。
“考试是在7月份，专业考试的内容是把一盆植物用图案的形式画出来。因为我以前经常在宣传栏上画报头题花，所以倒不觉得很难。后来上了学才知道这就是图案设计课基本功之一的‘写生变化’。专业考试通过后又进行了政治、语文等文化课考试。
“对于这次报考我本来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想不到‘额角头碰着了天花板’，到8月初竟然收到了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还有一封具名为‘上海戏剧学院学生会’的欢迎信。”
说着丁先生从一个预先准备好的文件夹中拿出了一个信封。信封纸张粗糙，本应是浅黄色的劣质牛皮纸已经泛成了黄褐色。从信封里又抽出了一张同样泛成黄褐色的“欢迎信”。我看了一下信末标写的时间是“1958年8月2日”，掐指一算，距今已经整整64年了。
展开折叠在信封中的“欢迎信”，信里写道：
亲爱的新伙伴——未来戏剧事业的花朵：
首先让我们热烈地祝贺你走上了新的学习岗位，也预祝你在戏剧事业的学习中取得优秀的成绩。
文化革命开始了，技术革命也开始了，全国每个角落都在大跃进，我们戏剧学院同样在大跃进。通过勤工俭学下乡劳动，使我们逐步明确了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亲爱的伙伴，祖国今天需要大量既红又专的文艺战士，而你们的到来，无疑地为我们学院补充了新的血液，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增加了新的力量。因此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同时期待着你们能成为党所要求的战士。
亲爱的朋友，这几年的学习将是艰苦的，许多东西要我们去学，但只要我们下苦功，用劳动就会获得成绩的。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在一起，为建立具有民族风格的话剧事业和成为一个真正的红透专深的无产阶级戏剧战士而奋斗！
读着这封充满历史印记的“欢迎信”，我仿佛听到了当年的鼓点，体察到了丁先生这代人的时代脉搏。
丁通源先生继续着他的叙说：
“大约在8月中旬，我在厂里办好离职手续到华山路上海戏剧学院报到。这次报考‘工艺美术班’的大约有200多人，最后录取了15名，但实际报到的只有13人，一位同学因为体检不合格被淘汰了，另一位同学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来校报到。13名新生中，包括我在内，有6位同学是来自工厂的青年工人;3位同学是上海郊区的青年农民;1位是部队转业军人;还有3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年龄结构上，除了3位应届中学毕业生年龄较小外，其他人年龄相仿，都是二十来岁。大部分都是共青团员，最年长的转业军人高德康，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报到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个‘工艺美术班’原先是上海戏剧学院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代招的，其招生宗旨是‘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工艺美术队伍’，十分强调招生对象的政治条件和阶级成份，看来我是借了‘工人阶级’这块牌子的‘光’才被录取的。根据原先的安排，我们这批人应该是去北京读书的，后来据说是因为那年中央工艺美院自身办学条件尚不完善，经与上海有关部门协商取消了這个计划，由上海戏剧学院接手办班。于是在‘舞台美术系’下面破天荒地增加了一个‘工艺美术班’。
“我们这个班并不是带薪读书的所谓‘调干生’。我们这些从工厂来的同学，原来每个月都有四五十元工资收入，而在学校里虽然只有三十元津贴，但是我们仍然很高兴，十分珍惜这次大好的学习机会。
“可能我们这个班带有政府‘委培’的性质，所以学院很重视，安排了很强的师资力量。
“班主任侯烽民，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与我们这批学生年龄相仿，成天与我们‘混’在一起，就像我们的老大哥。
“素描老师徐甫堡，年轻时在国立艺专求学，师从刘开渠先生，在绘画技法上有非常深厚的功力，对创作有着独特的见解。1937年起从事油画、雕塑、版画等创作。抗战时期参加过‘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曾在地下刊物《老百姓》上发表过木刻连环画《家》。解放后历任报社和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创作过《白毛女》《丹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连环画，油画、雕塑作品还入选过第一届全国美展，并著有《徐甫堡风景素描选集》，是一位资深的全能型画家。
“色彩老师杨祖述早年就读于苏州美专，后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前辈画家颜文樑、徐悲鸿的高足。他的油画作品《白求恩大夫》和《毛泽东慰问伤员》曾荣获第一届全国美展两项大奖，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油画家。
“当时徐、杨两位老师年龄均在45岁上下，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
“年龄稍长的周锡保教授，早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图案系，是林风眠的学生。解放前曾经担任过‘上海美专’、‘新华艺专’、南通学院等大专院校的教授，出版过《我国服装的变迁》《宋代服饰备考选》《戏剧服饰及其他》《中国古代服饰史》等著作，是一位著述等身、颇有名望的中国历代服饰史专家和工艺美术设计家。周教授主教我们班的装潢设计等专业课程。我们班另外还开设了透视学、制作工艺、中外美术史等课程以及马列主义教育、大学语文、历史等文化课。
“从工人变身为戏剧学院学生，角色身份的转变让我们跻身于‘文化圈’。当时与我们同时期在学校就读的有焦晃、梁波罗、李家耀、祝希娟等这些后来名噪一时的表演艺术家。特别是祝希娟，在校时她就被上影厂谢晋导演选中，出演了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吴琼花。这部电影影响了几代人，也让刚走上银幕的祝希娟红遍了大江南北，摘得新中国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桂冠。后来她与我们班主任侯烽民老师谈起了恋爱，经常出没于我们的教室，使我们眼界大开。那时每星期我们都会到学院实验剧场观看表演系同学的实习演出，面对五光十色的舞台和化妆俊美的戏剧人物，心里常常有恍若隔世之感。
“开学后，同学们以巨大的劲头投入了专业学习，画素描、画色彩、画图案，画室的灯光常常要亮到深夜。经过一学期的基础课训练，同学们的学习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我还被老师和同学们推选为装潢设计课的课代表。
“在我们进校的第二年就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年大庆’。为了迎接这一光辉节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首都北京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工程。由于这项计划包括了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和全国农业展览馆等10个大型建设项目，所以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十大建筑’。”
说起首都北京当年的“十大建筑”，丁通源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喜滋滋地说道：“我们工艺美术班也参与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十大建筑”中，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等都是展览场馆，建成后都要承担展出任务。特别是农业展览馆，根据中央安排，正式落成后马上要举办“建国十周年全国农业成就展”，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型展览。这就意味着在农展馆主体建筑施工的同时，展览的设计、制作、布展等工作必须与展馆的建筑施工同步进行。
“这个展览部分展馆的设计制作任务光荣地落到了我们班的身上。”丁先生不无自豪地说。
“1959年初，新学期刚开学，我们全班同学就在班主任侯烽民老师、周锡保教授和另一位政治老师的带领下，打起背包乘火车来到了北京。那时北京火车站还在前门，走出车站，就能看到跟印在‘大前门香烟’包装盒上一模一样的前门箭楼。天安门广场的两侧吊车林立，就像两个大工地。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建造中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
“我们的住宿地被安排在朝阳门外的三里屯幸福村。
“拥有八百多年历史的朝阳门外大街，汇聚了元代东岳庙、明代日坛和九天普化宫、清代南下坡清真寺等众多享誉中外的文物古迹，那时，芳草地、吉市口、景升街、水门关胡同、盛管胡同、天福巷等老街旧巷，东岳庙庙会、日坛祭日、清真寺开斋节等传统节俗都在此得以延续，可谓是北京南北中轴线之外保存历史信息最多的一条古街。三里屯幸福村就在朝外大街的北侧。
“一百多年前，这里还是距北京城墙三里地的农舍，因而得名为‘三里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北京开始大規模的城市建设，许多拆迁户陆续搬迁到此地，居民聚集成片，被命名为‘幸福村’。随着迁移人数逐年增加，以后又有了‘幸福二村’和‘幸福三村’。‘幸福村’与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隔街相望，往东不远处就是农业展览馆的工地，我们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生活和工作十分便利。
“我们班承担了‘建国十周年全国农业成就展’畜牧馆的场馆设计、道具制作及现场布展等任务，与此同时还要按教学计划完成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京期间，周锡保教授利用北京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作为教学内容，带着我们参观故宫博物院，现场讲授中国工艺美术史和历代服饰史;带着我们参观长城八达岭、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万寿山，以及雍和宫、潭拓寺等历代建筑，为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建筑史。同时，结合我们所承担的展览项目，在农展馆工地现场，指导我们根据场地特点撰写设计方案、安排展线、绘制展出效果图、制作场馆立体模型，以及展台、展板的设计等。我们结合老师讲授的理论知识，边学习、边实践，既学会了展馆的总体设计、彩色效果图和道具制作施工图的绘制，又自己动手裱糊版面、给展板上色、刻写美术字、制作畜牧标本，还拿起刻刀、钢锯、榔头等工具跟着木工师傅制作各种造型的展台和道具，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
“随着建筑施工、内部装修和展区配套绿化工程的顺利进行，到9月初，包裹在建筑外立面的脚手架被陆续拆除，北京唯一一座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园林式大型展览馆渐渐呈现在我们眼前。
“农展馆整个展区绿树成荫、繁花似锦、湖波荡漾，与回廊亭台、碧瓦黄檐的古典建筑群交相辉映，令人眼目一新。随即我们全体同学与展馆工作人员一起进馆布展，搭展台、挂展板、摆展品，终于在九月下旬圆满完成了畜牧馆的布展任务，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建国十周年全国农业成就展’的如期开放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丁通源先生从文件夹里取出了几张60余年前拍摄的照片，其中有老师和同学们在故宫、天坛和长城八达岭等名胜参观时的留影，也有同学们在农展馆设计布展时的工作照、展馆实况照，以及布展结束后同学们与展馆工作人员在展厅里的合影。虽然由于时隔数十年照片已经泛黄，却真实地记录了一群意气奋发的年轻人当年在北京生活、工作的足迹。
短短几个月的现场教学和展览设计实践，同学们锻炼和收获了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实际才能，也为他们后两年的专业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0年，上海国际旅行社向社会征集公司徽标，周锡保老师把这个任务作为课堂作业布置给同学们，最后丁通源先生的设计在本班同学及社会上数十件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有幸中标。历经数十年，这个徽标至今依然作为上海国际旅行社的法定标志悬挂在公司大楼的门楣上，出现在旅行社的各种合同文本上。说起这些，丁先生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神情。
短短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1961年7月，丁通源和同学们拿到了由老一辈戏剧家、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先生签署的毕业文凭，走上了工作岗位，以解上海基层单位急需工艺美术人才的燃眉之急。据丁先生回忆，他和冯逸、徐金龙等三位同学被分配到纺织系统;夏德祥同学被分配到轻工系统;高德康、陈福君等两位同学被分配到手工业系统;李金龙同学被分配到外贸局;朱行和、蔡一声和翁葆强等三位同学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崔金根同学被分配到南京前线歌舞团;有两位同学被分配在教育系统，其中沈福根到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秦忠明留上戏任教。
到纺织局报到后，丁通源等三位同学都被分配到局技术处，其中冯逸和徐金龙在技术处下属的局产品陈列室工作，而丁先生虽然人事关系在局技术处，但工作却在“工展”里。“工展”的全称是“上海市工业展览会”，设在“中苏友好大厦”（即现上海展览馆）内。这是一个展示上海工业战线最新成果的常设展览，主要接待来沪访问的各国来宾，是向世界宣传上海、让世界了解上海的重要窗口。为了办好这个展会，当时各有关工业局都派出精兵强将驻会，丁先生则作为纺织局的常驻代表，负责纺织馆的布展和展览内容的更新。
1963年，因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中央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精兵简政”的方针，“上海工业展览会”因此而停办，丁先生与各工业局驻会人员一起全部撤回到原单位。根据当时精简机构、精缩机关人员的政策，丁先生与原来在局产品陈列室工作的两位同学一起，都被充实到生产第一线的设计岗位。就这样，丁先生来到了上海针织十一厂担任美术设计工作。在以后的数十年中，虽然经常借调到公司、局和市里承担了许多大型展览的设计布展任务，但是他的“根”始终稳稳地扎在基层，从设计员到工厂技术科长，一干就是30多年。期间，1978年丁先生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1995年又被上海市经委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聘为“工艺美术系列高评委纺织图案组成员”，直至1996年光荣退休。
另据我的学长、原外贸局所属上海广告公司艺术总监任美君女士介绍，1965年夏她从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工艺美术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外贸局的广告公司工作，曾与上戏工艺美术班毕业的李金龙共过事。李金龙在公司展览部工作，承担过许多涉外展览业务。“文革”中广告公司撤销，任美君与李金龙及公司许多同事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几年后又重新安排工作。李金龙被分配到上海市化工进出口公司样宣科工作，直至退休。据她所知，李金龙退休后随女儿在澳大利亚颐养天年。
当年分配到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工作的沈福根先生，笔者在撰写上海美专校史时曾于2003年12月19日采访过他。当时因为采访的重点是学校的校史，所以沒有过多涉及上戏“工艺美术班”的回忆。在撰写本文时，我本想再访问一下沈老师，从多角度还原一些这个班的办学细节。然而因为沈老师退休后已在外地定居，一时没有联系上。正在设法联络时，不料传来噩耗，沈老师伉俪已于前两个月先后仙逝，我的再访计划落空了。无奈之中我重读了自己十七年前采访沈福根老师时撰写的访谈录（已收入《世纪空间——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校史（1959—1983）》，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觉得有些内容与丁通源先生的叙述能够互相印证，现摘录于下：
“我（沈福根）从小在浙江农村长大。在乡下读到初中毕业，遂到上海投奔我的大哥，进了一家工厂当学徒工。因为自己从小喜欢画画，所以工作之余，一面自学文化，一面在工人文化宫里学画。
“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高潮，一向门庭森严的上海戏剧学院，也在跃进的鼓点声中办起了藏族班和工农班。可能是因为当时上海没有其他高等艺术院校可以培养美术类学生，而社会上急需美术设计人才，所以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美术系受市政府委托，也办起了装潢设计专业，我就在那一年以‘同等学历’考上了这个专业。到了1959年，上海美术学校建立，里面设置了工艺美术科，于是戏剧学院就停办了这个专业。所以我们是上海戏剧学院培养的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
“当时我们这个专业只有12名学生（与丁先生的回忆差了一人，笔者注），全部是男生，由舞美系的周锡保先生主要负责，并从鲁迅美术学院调来了侯烽民老师担任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与丁先生所说的‘班主任’叫法不同，工作职责应该是相同的）。
“我在戏剧学院学习了三年，于1961年夏天毕业。学校在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我被分到文化局的对外文协，但在报到时，局人事处却将我调到了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任教。
“那时上海美专还在陕西北路，丁浩先生是工艺美术系兼国画系主任，涂克先生是油画系兼雕塑系主任。我是学工艺美术的，所以被安排到丁浩先生手下担任工艺美术系干事。”
沈老师在工艺美术系工作了两年，1963年下半年学校成立了“美术训练班”，下面分成油画、雕塑和工艺美术三个小班。邵洛羊先生从上海中国画院调来担任美术训练班的副主任，沈福根老师则从工艺美术系调到工艺美术训练班这个小班担任班主任。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关怀备至，王劼音、穆益林、王悌龙等当年从这个班毕业的同学说起沈福根老师，至今仍充满感激和怀念之情。
1983年2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原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沈福根老师被分配在美院附中任教，1986年担任了附中副主任，1992年升任主任，直至1997年，在附中主任任上退休。
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学子如今均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有的在国外定居，有的已经作古，笔者无法找到更多当年“工艺美术班”的亲历者，但是上海戏剧学院唯一一届“工艺美术班”的办学历史，应该在新中国的上海美术教育史上留下自己应有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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