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寿钧

　　

　　我退休已有20年，看到老上影的退休群体一直非常团结友好，便有一种自傲感。尽管自己向来安于宅在家中，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参与其活动。记得新冠肺炎疫情前的那次新年团聚，到场竟有三百多人，在群体中略微年轻的志愿者们的精心安排下，活动有序，丰富多彩，其乐无穷。疫情来临后，这种老同事们的新年聚会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2021年1月13日，我应原烟火车间钱阿法老师傅之邀，参加了一次16人的聚餐，人数虽少，却编、导、演、摄、录、美、道具、照明、烟火、制片、发行、中层干部、厂级领导、局级领导全齐了，我不知道是谁安排的，但想得真周到。这些从60岁到90岁的老同事们，早已不分行当，不讲级别，平起平坐，欢聚一起，畅谈往事，无怨无悔。

　　年过70的原上影副总裁、市影协常务副主席许朋乐带来了两瓶好酒。他向来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热情豪爽，有他参与，更添欢乐。谈笑中，有人说到许朋乐的名字真名副其实：他生来就是与许多朋友偕乐的！在众人赞同的笑声中，我心中一动，于是就有了《朋乐·乐朋》这个文题，这是我一直想留赠他作为纪念的一篇文稿。

　　我与朋乐同事已有40年了。他虽只比我小几岁，由于他进上影比我晚十几年，加上他不但长得身魁力壮，而且向来活力四射、生龙活虎，在我心中总定格在“小青年”上。他是江苏无锡人，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在一个矿上工作，得以与“上山下乡”的原海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张友良的女儿张小薇相识成婚。“文革”后落实政策，小薇顶替父亲进上影，朋乐有幸跟进，便成了我的同事。

　　朋乐曾以“笑话”的形式与我谈起过他进厂后所取得的第一份工作。一位副厂长找他谈话，问他能胜任什么工作。在朋乐眼中，电影厂是个神圣的“艺术殿堂”，他一无所知，能进来已纯属侥幸，他从未奢望过要干什么，便随口说道：“我的字写得还可以，能进字幕车间吗？写写片头字幕可能还行。”那位副厂长也随口说道：“那好，你写篇短文给我看看。”朋乐便当场作文，每个字都写得非常认真，他认定领导是在考他的字到底写得如何，是否有吹牛之嫌？想不到那位分管文学的副厂长却看中了他的文章，便把他安排到上影画报社去当编辑。更想不到他不但很快胜任了这个工作，而且还干得非常出色，没几年，就被提拔为总编辑。

　　在这期间，朋乐常向我约稿，一来二往，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看重他轻功利重友情、敬老谦让的为人。他向来多为大家着想，在评定职称时，还曾把评副高职称的机会“让”给了老同志。上影画报编辑部的人员都工作得十分舒心，刊物也越办越有起色。他一进上影，就显示了“乐朋”的本色，唯有“乐朋”，方能“众志成城”，办好事情。由于要介绍、宣传上影的创作生产乃至改革开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各类优秀人物，朋乐也藉此机会把上影的情况彻底地了解个透，这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许朋乐书法

　　有一点我还得介绍一下，朋乐的字写得确实不差，他是一位业余书法家，书法作品还结集出版过，他还常应邀为影片写片名，过一把“字幕车间”一员的瘾。我客厅里悬挂的“静观、独思、自悟、长乐”八字草书，也是他应邀为我创作的。好些人都向朋乐求过字，他总有求必应，自贴宣纸笔墨，分文不取，连题写片名应得的稿酬也不要。他说，他只想证明进厂时说的“我的字写得还可以”并非吹牛而已。我建议他以后题签时不妨把“朋乐”改为“乐朋”。彼此大笑不已。

　　朋乐还给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在上影画报编辑部当编辑时，受命多次去老局长张骏祥家采访。想不到每次去，老局长的夫人、著名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周小燕总是陪同在一旁，认真地观察着他的体型，细听着他的发音，搞得朋乐莫名其妙很不好意思，也“惹怒”了老局长，问她：“你干吗？”周教授却认真起来，说：“我发现了一个歌唱家的人才，这位小青年的体型、音色非常难得！”然后她更认真地对朋乐说：“跟我学唱歌吧，我包你成才！”这种难得的机会，换了他人，肯定会千谢万谢，顺势拜师，朋乐却在由衷道谢之后，如实告诉她，他从小五音不全，不喜欢唱歌也难以唱好歌。周教授还想说服他，他只得用眼神求救于老局长了。老局长发了话，此段“插曲”才算告终。我明白，日后朋乐当上上影的领导后，那样着力培养和重用有才者，与此不无关系。

　　朋乐在上影获得的第二份工作是负责影片的宣传发行。那时，电影界正对影片发行进行改革，打破了发行公司一统天下的垄断，各电影厂可以自主发行了。电影厂有了多渠道的发行空间，但要把生产影片的拷贝一个个卖出去、卖得多，也绝非易事，得需要一位年富力强的“干将”，带领一帮吃得起苦、头脑又活络的“精兵”去干。当时的厂领导看中了朋乐，把他选拔到了这个重要的岗位上。

　　以前，影片的发行都由专门的发行公司统包下来的，几十年来，往往是生产影片的电影厂穷，而发行公司却富得冒油。如今，在改革中这个不合理的陈规被打破了，电影厂可以自主发行了，但谁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上影又是国有企业，能用的发行手段较少，只能硬碰硬，一要靠影片的质量，二得靠发行者的能量。对于朋乐来说，他有的是“乐朋”的本色。

　　首先是对内。朋乐明白，无论哪一个生产单位，产品卖不好，不要讲福利连生存都会成问题，而任何工作又都要靠人去做的。他把他的部下都看成是朋友，吃苦在前，真诚相待，充分发挥了他们各自的特长和积极性。我对他的部下都较为了解，个个聪明能干，却各有很强的个性，且进厂都比他早，资格都比他老，我真佩服朋乐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他们一致对外，去疏通各类发行渠道，让影片发行的拷贝不断上升。那时，一个拷贝价值一万，他们硬是把一个个拷贝卖出，要卖过百位数，方能保本盈利，上影生计的重担压在他们的身上，由于他们抱成了团，才能压不垮。

　　然后是对外。上影每拍出一部影片，朋乐总要把全国各省市负责订购拷贝的人士请来观摩。他把来者都当成朋友，他的名字就取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要让大家来乐，除了热情之外更重要的是真诚。他向大家明说，他们发行的经费有限，纪律又严明，最多也只能招待得好些。他把优秀影片的好说个透，也不包庇某些影片的不足之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需要大家帮忙时拱手求助，从未“王婆卖瓜”，这反倒让大家也把他当成了朋友。一成朋友，就好说话了。我曾作为影片的编剧，有几回被朋乐请去与这些人士聚会介绍过自己编剧的影片。酒过三巡，有些人醉意一起，硬是要跟朋乐干杯，干一杯就多订一个拷贝。在众人的起哄下，朋乐硬是一杯杯干掉，直干到“挑战者”躺倒为止。事后，我劝朋乐别伤了身体，他却笑道：“没事！我在矿上时，跟矿工们干的都是土烧酒，也未曾醉倒过。”然后，他又告诉我，他熟悉这帮朋友，他们到这儿来，知道没有多大油水，只是大家相处得好，图个快乐。他在这期间，为了卖出更多的拷贝，没少喝酒。他让他的朋友们尽兴了，却总难免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我不知他后来得心血管毛病做了“搭桥”手术与此有否关系，不知怎的，我一想起他的这段经历，会有些心酸……

　　上影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从主政者来说，徐桑楚、吴贻弓、于本正都为此作出过牺牲，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影改制为集团公司，朱永德任总裁，朋乐被提拔为负责创作生产和发行的副总裁，这是他在上影的第三份工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当然，对于发行，他是驾轻就熟，但他却并不安于现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他抓住先机，协助朱永德开创了电影厂自建院线的壮举，使上影生产的影片不再为市场堵塞发愁了，能自己直接排片公映，一路通畅无阻。上影在这方面从此从求人转为他人来求了。全国各地的摄制单位都非常看重上影的院线，都想把自己拍摄的影片投放到这条院线上来放映。上影的院线，至今还是上影的重大经济支柱之一。但在这个过程中，据我所知，朋乐花费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精力：一是要解决院线拆账分成中隐瞒票房的问题。他硬是让发行人员去一个个影院蹲点查账，直至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规章制度。二是解决优秀影片被疯狂盗版的问题。上影出品的《生死抉择》，投入市场后一票难求，于是竟有人以身试法，盗版后上市放映。得知这个情况后，朋乐亲临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去查处。他曾给我讲过这些艰险的经历，却也只是为了给我这个编剧提供一些难以编出的、人世间的奇特素材，绝无自吹之意。事实上，这些具体的工作也是要靠大家去做的，有时还得求助于社会力量，而朋乐在“乐朋”中积聚下来的人脉，帮了他的大忙。

　　

　　与老艺术家刘琼、白杨合影

　　

　　在影片《假装没感觉》摄制现场与导演彭小莲（右）交谈

　　在创建车墩影视摄制基地这件大事上，朋乐也有功劳。他和当时主政上影的朱永德都曾有过这个想法，但谁都清楚，要创办这个基地，首先得有土地。而在上海近郊要能取得几十上百亩的土地是非常困难的。有一次，在人和地宜之下，正巧在松江车墩取得了这个机会，可购买土地的钱从哪里来？那时，凭上影的经济情况要立时三刻拿出一笔大数目的钱来，是绝不可能的，去银行贷款也贷不到。是朋乐和永德商量出了办法，发动全厂职工一起解决的。如今，这个基地，不但方便了有关老上海影视剧的拍摄，而且也是上影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说实话，对于朋乐负责上影的创作生产，刚开始时我是为他捏一把汗的。他虽有以上那些经历，又毕业于大学的中文系，但毕竟从未具体参与过影片的创作生产，连摄制组都未从头至尾跟过一次，一下要让他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确属不易。首先要熟悉起来，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更难的是要让人信服。电影厂的主创人员，服的是创作规律，谁瞎指挥了，就会让大家笑话，从心底里瞧不起，弄不好还会当场让你难堪。朋乐仍然靠着他的“乐朋”本色，与创作人员打成一片，逐渐在实践中把工作熟悉起来，没过多久，就干顺手了。他从未有过老总的架子，谁到他办公室去请示商量工作，他都会热情接待，泡上一杯清茶，先是认真地听取你的意见，然后再谦逊地同你一起协商，在平等相待、亲密无间中，一切难题都易迎刃而解。可以说，在他任内，所有的创作生产人员都与他相处得很好，他尊重大家，大家也都尊重他。我没有听说过谁跟他翻过脸、让他难堪过。而在他退下来多时后，他却与有关领导发过一次火。他们请他去向他讨教有关的工作，他准时去了，好不容易获准上了办公大楼，出了电梯又进不了层面……当他终于见到了邀请他去的领导时，忍不住虎着脸说了大意如下的话：你们怎么把企业办成了衙门？我是你们请来的，也如此难进，厂里的职工要见你们，就可想而知了……

　　但朋乐在当领导时，并非是个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好说话的“好好先生”，他有他的原则。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在集团公司深化改革时，有个“刺头”为了上下岗的事，一时冲动，手执利器，冲到总裁朱永德的办公室踢门闹事。那天，朱永德正好不在。朋乐听见踢门声赶忙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跟他说明朱总不在，有事他来解决，并把此人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想不到那人以为朋乐好欺，冲着他发起火来，不但不好好说话，还扬言要拼命。朋乐对此威胁丝毫未有惧意，他严正地训斥道：你要解决问题就坐下来好好说。你要动粗，我奉陪！可那时，性质就变了！你好好考虑一下。那人见朋乐体格强壮，一副不怕死的样子，要动手自己也不是他的对手，一下就软了下来……那人到了老时，才明白过来，要不是许总如此对待他当时的冲动，后果真难以想象。而朋乐却对我说，处理一个人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要考虑到他的家庭，能挽救尽量挽救。

　　二是有一次，一位民营制片人单独来朋乐办公室谈合作拍片的事，临走时留下一包“巧克力”。朋乐见多识广，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便当场撕去包装的一角，只见里面全是百元大钞。他立即板下脸来，让她收回，并严肃地正告她：“合作归合作，别来这一套。你不送钱，我也会照章办事，争取双赢。你行贿了，我受贿了，我俩都会犯罪。犯了罪，还能办成事吗？何必呢？！”那人还想解释什么，朋乐指着电话机让她别说了，不然他就会打电话请纪委的人来解决！那人只好乖乖地收回了那包“巧克力”。朋乐老来与我偶然谈起此事时，仍余怒尚存，但还是以玩笑的形式向我说道：“我不这样，能在退休时安全着陆吗？”他只是把自己放在“不敢贪”的位置上。但我知道，清廉也是他的本色，好贪的人难有知心朋友，更何谈有乐了。我敬重朋乐为了保持自己的本色而软硬不吃的正气。

　　朋乐协助朱永德分管上影创作生产的这些年，正值电影业不太景气的时候。上影每年还要完成十余部影片的生产任务，就这些影片而言，能不赔本已算不差了，要赚钱盈利更难。况且还要完成节庆片的政治任务，争取得奖，维护好上影历来的荣誉，虽已难为中国电影的“半爿江山”，但也总不能被边缘化吧。朋乐告诉我，那时，他与朱永德同住在上影公寓小区内，朱永德在工作上是个“拼命三郎”，常在半夜三更想起了什么就给朋乐打电话。为了不影响家人的睡觉，总约他到楼下来一起商量，定下方案后，再由朋乐去执行。他们一起度过了这段难忘的岁月，每年仍坚持着自主拍摄了不少好影片。朋乐的“执行力”也得益于他“乐朋”的长处，只有把大家团结起来了，才能保持住上影的“定力”，一起渡过难关。朋乐难忘这段经历，他在位与不在位时的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善举都与此有关。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让上影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乐朋”精神。

　　到了朱永德总裁退休时，在上影人的眼中，朋乐该是接班的人选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上位，仍在他的副总位置上工作到退休。在众人看来，朋乐夹在新老两任老总之间，日子可能会不好过。但朋乐仍然坚持着他的本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仍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重友重义，却从来不搞小圈子，严守政治纪律。对朋友，也从不听信流言蜚语，为了上影的大局而认真地站完了最后一班岗。这虽是该有的为人之道，但在人事变迁的漩涡中，能如此少私心多公心也绝非易事。如他做得稍有偏差，留下笑柄，谁都不会再认他是朋友。

　　没几年，朋乐也到了退休的年龄。想不到一向健壮如牛，被我视为“矿工”“小青年”的朋乐，突然被检查出先天性心血管狭窄，不得不开胸“搭桥”。这是一个有一定危险度的大手术，手术前夜，他让他的独生女儿多陪他一会，女儿以为他有什么关照，却只见他仍然乐观地嘻嘻哈哈没大没小地说笑着，如有关照，也只是关照她不要声张，免得朋友们去看他。我是在他术后好些时才得知他得病的。在他养病期间去看他时，他乐呵呵地同我谈起了此事，似乎对自己的病一点都不担心，反倒关心起我心血管装过支架后的情况。我回忆起我当初被抢救过来后他立马来看我的情景，让我十分感动。

　　而他又投入到在上海电影界的第四份工作中去了，任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兼会刊《影协之窗》主编，无分文收入，纯属义务劳动。他说，既然大家信任他选举他担任此项工作，他就得义无反顾地服务好大家。在此期间，他与主席张建亚配合得很好，每月让会员看一次电影，每年都举办一次联欢会，还为逢十寿庆的老影人祝寿，为有困难的老影人解决问题，做好新年的拜访活动……再加上《影协之窗》上丰富多彩的内容，不但让影人们能了解影界的动态，而且让影协更增添了“家”的亲切感。让我尤为感动的是，当老影人逐一离去时，在追悼会上总能见到朋乐的身影，不少追悼会上遗像两旁的挽联还出自朋乐之手。昔日的朋友走了，他还为他们的家属捧上一份由衷的慰问，一切都出自朋乐之心。有人戏称他为此行的“专业户”，他却正经地说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实证明，他说的并非客套的官话，如今，朋乐自己也已年逾古稀，按规定已从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自己身体也出现了情况，可但凡上影的老同事离去，他仍然会虔诚地去送行。他的“乐朋”，自始至终，难能可贵！

　　眼看着我心中的“小青年”终于也会有“彻底”退休时，我心中也有些担心：他一向拼命工作惯了，热闹惯了，能一下习惯突然而至的“孤独”吗？我这个一生从事个体写作的人，有时也难免难熬孤独，他能习惯吗？

　　

　　与作曲家吕其明合影

　　我们常通电话，得知他安于弄孙舞笔，每天接送两个外孙上下学，每天练字写文稿，疫情前，还带了共患难过的夫人张小薇国内外到处周游，活得有滋有味，也就为他放下心来了。我见他的字，写得不仅“还可以”，而且“很可以了”，一下笔就是一幅亮眼的书法作品。他还是有求必应，乐于倒贴笔墨宣纸，从未以“书法家”自居，卖过一个字，一切以“乐朋”为主。我看到过他发表的多篇文稿，都是为纪念他的师朋而作的，所流淌出的感情真切动人。还有一些文稿，为上影留下了真切的历史记录，只有他能写得出，该是较为珍贵的。我知道，他在从事以上四份工作中，经历过好多极不寻常的人和事，解决过好多常人难以应付的突发事件。由于他能干且朋友多，厂里每逢难处理的事时，总把他推到风口浪尖去处理，他基本上都能稳妥摆平。这些难得的人生经历，以他中文系毕业的文才大有可写之处，但他仍然谨慎处世，只赞他人，不吹自己。只扬正气，未藏私心，只为乐朋，甘当陪衬。我们常聊起生死，见一位位老友逝去，我们常感叹活着真好，能多为他人活着更好！我愿与朋乐共乐、乐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