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年届九旬的陈春轩老师出版了个人摄影专集《春轩·记忆》，并在上海图书馆成功举办了展览会。在现场，作为学生的我，紧握着陈老师的双手，内心的激动和感佩难以言表，没有中断过的回忆层层涌出，浮现出当年呵护我的，精神矍铄、品位刚正、艺术能力顶格的陈老师形象。那一幕幕创作情景历历在目：四川九寨沟的原始初探、安徽黄山的冰凌雾海、江西三清山的披荆斩棘、上海外滩一次次“顶天立地”……正是四十年前，在陈老师倾注无数心血的引领、带教下，我走遍各地，开始了正规的艺术摄影的学习生涯，并为后来承担一项又一项国家任务的影视导演工作打下了硬核基础。
陈春轩老师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专业摄影师，成就卓著却又谦和低调。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从部队回到上海，分配进了企业。由于在部队做新闻报道工作的几年里，我对摄影有偏好并有图片新闻的实例，回上海不久，恰逢一个突降的机会，我到北京大学上了两个月的摄影理论暑期班。随后，被介绍到长乐路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摄影编辑室实习，接待我的就是摄影成就非凡、气质儒雅、和蔼可亲的陈春轩老师。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与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有些相像。就这样，我正式跟随陈老师学习艺术摄影。
初出茅庐的我当时手里只有一台“海鸥205”照相机，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所使用的全是“林哈夫”“玛米亚”“哈苏”等专业相机，这让我着迷，也让我细细琢磨。此外，尚停留在常态拍摄的我，被那些充满艺术构思、富有影调变化、巧用前后景深、精准曝光及特殊曝光的众多摄影作品所吸引，其中，陳春轩老师的多幅摄影作品占据了我心中的C位，如《夜战船台》《不夜港》《诱蟹》《洪湖晨曦》《漓江夕捕》，以及既高雅又高动态高难度拍摄完美成功的上海芭蕾舞团的《白毛女》、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全套经典系列剧照等等，我从这些多次在国内外优秀摄影评选中获奖的作品中，想象着陈老师当时的独到构图、精细用光、最佳快门的确认、摁动，我从中发现了美学修养、意境匠心、创新品行、人文情怀，发现了自己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那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也成为我不断向陈老师讨教、收获最多的快乐时光，并终身受用与受益。
人时有这样的感受：不少地方“看景不如听景”，真正“百闻不如一见”的奇景则较少，而被誉为“人间仙境”的四川九寨沟算得上是一处奇景了。
记得当年，陈老师带我第一次去九寨沟拍摄实习。那时整个九寨沟地区的开发才刚刚启动，绝大部分景区还处在原始森林状态。我对九寨沟的认知更是稀少，只听过《人民画报》社何世饶先生的一堂讲座而已。当时进入九寨沟的条件很差，从成都到九寨沟，我和陈老师乘坐当地的长途汽车，在岷山山路上足足盘旋了两天，路况难以形容的糟糕，山道泥泞狭窄，常常只容得下一辆车像蜗牛般小心翼翼地前行，两车交汇时更令人心惊肉跳。我亲眼见到来“探险”的几位游客在车上人晕色变，泪流不止。甚至有个别的哀求驾驶员打道回府，因为实在受不了长时间车轮贴着悬崖，车窗外不见路面只见岷江汹涌咆哮的场景。说实话，长时间在这种状态下，有过当兵经历、胆子蛮大的我也头皮发麻，心中一次次闪过打退堂鼓的念头。但边上的陈老师一脸镇定，还时不时用带有浙江口音的上海话鼓励我说：“小滕，别害怕，我们要坚持到底。想要拍出好作品，就要多闯一般人难以到达的原始之地、极限角度，太适宜、太容易的话，是拍不到独一无二的好作品的。来，和我一样闭上眼睛养神。”陈老师的这些话实实在在地安抚了我，也深深地激励了我。后来我在遇到一些国内外大型场面和重要项目时，常能镇定自若，与陈老师的如此教诲是分不开的。
九寨沟归来的那年冬天，陈老师又带我去了安徽黄山，为大型画册《江山如此多娇》进行摄影创作。
初登黄山，我觉得四面都是景，处处可入画，忙得不亦乐乎。而这样的“过度兴奋”往往都是初次来黄山的旅游者常有的状态。但陈老师的表现却很严谨，他对我说：“黄山是如此峻美，已经有许多中外摄影家无数次前来，创作了许多好作品。面对‘黄山归来不看山’的传颂，我们要用有自己独特创意视角、影调氛围的作品来表现黄山的‘甲天下’。为此，我们必须做足功课，要天天起早摸黑，去等待每天的日出日落，去发现光影下的云海变化、雨雪及雾凇效果。否则，就完不成我们这次摄影创作的新期待。”在陈老师的带领下，为了等待心目中与众不同的自然天象与黄山峰峦间瞬息万变的融汇幻境，我们在山上住了一周。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苦行僧”般地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冷中，扛着沉重的全套摄影器材赶到黄山北海、始信峰等地观察，抓拍晨曦微光中的云海、日出。间隙时，冻得有些失去知觉的我，时常会收到陈老师的关爱——当时的“奢侈品”压缩饼干补充能量。
每天傍晚前两小时，我们会分散在黄山西海等多处，蹲守日落、云霞。如果中午时分浓雾弥漫，无奈的我们便在山顶旅店门厅的一个旧乒乓台上“摆大王”。为现场光线能明亮一些，我们就打开了门窗，有时球打着打着，奇妙的云雾就会从门外涌进来，又从窗口飘出去。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在千米山顶上、在云雾伴绕下打乒乓球赛。陈老师则从头至尾支持我，直到我战胜了当时黄山顶上所有的对手。记得陈老师还给我发了奖——一瓶啤酒，舒心而难以忘怀。黄山的一周，我们盼到了雨，盼到了雪，盼到了强冷空气，这一切让冬天的黄山变幻无穷，仅无数松树上形成的“雾凇”现象，就是我迄今为止碰到最美丽、最叹为观止的一次。总之，在山上所有的吃苦、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我们拍摄的多幅摄影作品后来都入选了国家级的大型画册。
除了悉心指导我的摄影创作之外，陈老师当年在黄山上指点我的精妙话语至今清晰记得，如：“走山路，动不看景，看景不动，安全第一”;还有，每次拍摄完毕，陈老师时常会叮嘱一句“有钱难买回头看，注意照相机的镜头，镜盖别忘了”等等。这些“金句”都成了我以后工作中的座右铭。
黄山回来后的第二年春天，我又跟随陈老师去了当时还未开发的新景区——三清山。
三清山位于赣浙两省的交界处，现在虽是国内热门的旅游景点，但当时，三清山隐于赣东的群山深处，人迹稀少，交通极为不便。由于陈老师权威的摄影专业影响力，国家邮政局特邀请陈老师为规划开发中的江西三清山景区创作第一套国内外发行的明信片。
印象中，那次进山是又一次的“焦头烂额”。由于三清山还几乎是一片原始山林，成形的山路很少。陈老师带着我和向导仨人，天天扛着大大小小全套照相器材，一脚高一脚低地爬坡登山。有时，还要和向导一起披荆斩棘，砍出一条小路才能继续前进。不到三天，鞋磨坏了，陈老师和我的脸還被密密麻麻的杂树枝划破了皮。按理，在这种连路都没有的地方，为赶做宣传品，拍摄一些常规照片也没什么不可以，但陈老师一直坚持标准不松口，在山里不停地攀登，不停地寻找。稍有机会，便眯着眼睛构图画面，有几次为了更佳的角度，或者是为了构图的前后景关系更合理、更美妙，他不顾极度疲劳、汗流浃背地从这山翻到那山。要知道在莽莽群山中，山与山之间可以清晰对山歌，但人与人相见，得上山下山爬个大半天。陈老师对此视之闲庭信步，常说：“这个角度不够理想，走，我们到对面山顶上去看看。”这种绝不得过且过、力争做到最好的艺术追求和职业精神，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当看到自己的摄影作品在陈老师的举荐下出版在三清山第一套明信片上时，我既高兴，内心也再次深深地感佩陈老师。
在摄影艺术创作领域，弱光环境摄影，比如，夜间摄影，是挑战摄影家的又一难题，如何在胶片上留下恰到好处的曝光密度，包括明暗处的光处理（即明、暗处均有层次），在当时那个胶片年代，这些都需具有深厚实践功底和高超艺术造诣才能完成的。而这恰恰是陈老师的又一强项，他的代表作品《夜战船台》《不夜港》《漓江夕捕》和《诱蟹》均属首屈一指，这也恰是我又一个想讨教的重点。
在我实习阶段的后期，时逢陈老师在创作浦江两岸为主题的大型画册《上海》，我为之也多次随陈老师去了浦西外滩的和平饭店、海关大楼、东风饭店、上海大厦和浦东的上海沪东造船厂、董家渡消防塔，攀上了当时黄浦江两岸几乎所有的制高点。
哲人王阳明曾说，“人在事上磨，方可立得住”。迄今记得，在陈老师的理论加实践的指点下，我有了从黄昏到深夜用多次曝光只拍一张夜景照片的经历，有用超长慢门拍摄深夜灯光下巨型万吨轮船台的纪录，有从运用均匀变焦方式记录江上、岸上迷人光影线条和运用阻光镜掌控建筑工地上串串焊光曝光密度，使焊花更富层次，犹如银河落九天般的一幕幕。在这又一段“起早贪黑”的难忘时光里，陈老师还带着我，创作了不少定格那个年代、具有人文色彩的照片，如，在严冬凌晨的四五点钟，拍摄了清扫外滩长街的环卫工人、踏着“老坦克”匆匆上早班的公交司机、晨曦和海关钟声陪伴下渐渐蜂拥的十六铺轮渡客等。通常，天大亮后便收起摄影器材，匆匆返回位于富民路的陈老师家中，慈祥的陈师母此刻已为我们做好了热腾腾的丰盛早餐。吃完后，常常直接进入暗房，在陈老师的指挥下，冲洗反转片胶卷，扩放彩色照片。这一切，使我艺术摄影的前、后期能力都有了新的提升，也让我一次次搭实了生我养我，充满创造力、人情味、烟火气的上海城市脉搏。
光阴荏苒，此刻，我站在曾经无数次来过的和平饭店顶楼，望着早已惊艳世界的新浦东，目睹着黄浦江在我眼前划了个漂亮的“弧”奔向大海，思绪又回到了被陈老师收徒带教、专业学习摄影艺术的那段美好时光。虽然自己之后受聘《大众电影》杂志社当摄影记者数年，又转型做了专业的摄像师、影视导演，在三十多年的电视、电影生涯中有所作为，但探寻源头初心，都是因为当年有幸跟随陈老师高强度、高要求地进行专业学习和修炼，在陈老师的悉心带教下，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所致。那九寨沟山道上的胆量，黄山冰天雪地里的忍耐，三清山精疲力尽的登攀和外滩一次次“上天入地”的创作，都实实在在历练了我，点化了我，也长久地影响了我。它让随后一路跋涉、在不同领域创作的我，遇到重大项目不惧怕，遇到创新瓶颈不退缩，遇到问题细节不放过。
师恩浩荡，再次致谢、致意尊敬的陈春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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