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抒真（约20世纪五十年代）
在中国小提琴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过许多风格各异又风骚独领的小提琴艺术家，而谭抒真无疑是一位划时代的大家。他见证了小提琴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更亲历了其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
作为中国小提琴泰斗式人物，谭老集演奏、教学和制作于一身，而且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在中外乐坛都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谭抒真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中最早的华人小提琴家，他虽从未接受过音乐院校的系统训练，但曾追随过九位中外小提琴家学琴。因天资聪慧又刻苦用功，谭抒真演奏技艺可谓“琴人合一”，是与马思聪齐名的中国顶尖小提琴家。谭老多才多艺，在建筑、绘画和小提琴制作上，也都颇有建树，是中国小提琴制作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
上海解放后，谭抒真最先受命接管上海国立音专。在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并主管管弦系的同时，还亲自执教并培养了郑石生、袁培文、周彬佑、俞丽拿、沈榕、盛中华、谭国璋、李伟刚、司徒达宏和姚珏等几代小提琴家，著名音乐家王云阶也是他早期的学生，眼下最当红的小提琴家宁峰的老师的父亲胡惟民也出自他门下，真可谓桃李满园。但他一直自谦：我只是一位最年长的小提琴教员。
谭老早在上音任职初期，就在学校创办了乐器制作室，1958年后乐器制作室扩展为乐器工厂，至此中国人开启了能独立自主地制作一些演奏级西洋乐器的新篇章。
谭抒真生前一直居住在上海南汇路38号一幢临街的独立三层小洋楼里。谭老的楼下曾住过葛朝祉教授和王品素教授。那时整幢楼每日琴声、歌声不断。
谭抒真2002年去世，他的琴房兼书房里的所有摆设至今依旧如初。房内四周橱柜里，放满了乐谱、音乐书籍、唱片和CD；墙角边还搁着几把谭老亲手制作的小提琴；墙上则挂着多幅谭老在不同时期绘制的油画和素描。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幅世界小提琴名家群像素描，画中有：帕格尼尼、维厄当、约阿希姆、维尼亚夫斯基、萨拉萨蒂、奥尔、伊萨依、克莱斯勒、蒂博、西盖蒂、汉森和海菲茨等。此画是谭老在八十岁时精心创作的，画中的这些一流小提琴家是世界小提琴演奏史的一个缩影，也是谭老心中景仰的人物。谭老生前每天拉琴时，仿佛在与他们进行音乐和心灵的交流，直至生命终结。
谭抒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音乐之家。夫人左绍芬在小提琴制作领域颇有心得，大女儿谭露茜是钢琴家，三女儿谭露怡专攻小提琴，四子谭国璋也是父亲一手培养的小提琴家。
初涉小提琴
谭抒真于1907年6月10日诞生在山东青岛的东镇。1897年，德国侵占了中国的胶州湾，并在这片未开垦的海边渔村中筑马路、造房子、盖教堂……很快此地被开辟成了德国的殖民城市——青岛。那时城中的教堂里常常会传出美妙的音乐声，无形中在向中国人传播西洋音乐。谭抒真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他们每周都要带着儿子去教堂做礼拜，年幼的谭抒真对这些好听的宗教音乐非常感兴趣。很多年后，谭抒真仍清晰地记得父亲那时唱圣歌的洪亮嗓音。谭抒真的父亲谭岳峰曾在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创办的礼贤书院学习，不仅学得一口标准的德语，而且还追随卫礼贤学习小提琴演奏并具有一定的水准。谭抒真从小就在父亲的提琴声中成长，因耳濡目染而爱上了它。以后谭岳峰又先后在青岛德华大学（俗称黑澜大学）和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学习医学。谭父在两座殖民城市中接受现代教育，无形中也影响了年幼的谭抒真，使他能有机会接触现代文明，尤其是西洋音乐。
1922年，15岁的谭抒真和姐姐谭素兰一同去北平求学，分别考入了汇文学校和贝满女中，年少时专攻钢琴的谭素兰后来考上了燕京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里有许多西洋乐器的学习者。因知道弟弟深受父亲的影响，也喜欢小提琴，于是就介绍同校的李勖刚为谭抒真教授小提琴演奏。
半年后，谭抒真的小提琴水准已超过了李勖刚。于是他又拜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的穆志清和俄国小提琴家赫罗舍斯基、欧鲁普为师，继续深造。
1923年春，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在北平真光电影院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谭抒真从报上得知此讯，旋即花了一块大洋买到一张第一排的音乐会票。这是谭抒真第一次在现场聆听小提琴专场音乐会。此前克莱斯勒在上海举办的独奏音乐会，听众绝大多数都是洋人，而此次北平的独奏会，中国的观众却占了大部分。在音乐会上，克莱斯勒演奏了许多世界小提琴名曲，其中包括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莫扎特的《C大调回旋曲》、勃拉姆斯的《圆舞曲》、格鲁克的《旋律》等。谭抒真听得欣喜若狂、如痴如醉。他以前从未意识到，天底下还有如此美妙的小提琴声。因此，他暗下决心，今后要更认真刻苦地学习，争取成为像克莱斯勒那样的小提琴家。
乐坛崭露头角
1922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萧友梅在北京大学创办了音乐传习所，这是中国早期专门从事音乐教育的机构，当时的教师和学员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1924年谭抒真到传习所去找萧友梅，表示了自己想学小提琴的强烈愿望。爱才惜才的萧友梅旋即为他介绍了传习所的小提琴老师穆志清，此人曾是天津赫德乐队的主角。就这样，谭抒真一边在汇文学堂读书，课余时间就去北大音乐传习所跟随穆志清学琴。在此期间，谭抒真有幸结识了比他大十岁、也在此教授民族乐器的老师刘天华。当年刘天华在教学之余，还在向白俄小提琴家托洛夫学习小提琴演奏。俩人对小提琴都情有独钟，又有共同话题，因而经常在一起切磋演奏技艺，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1924年底，北大音乐传习所举办了一场学生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谭抒真独奏了一首柴可夫斯基的《无言歌》，这是他第一次走上舞台独奏小提琴。年仅17岁的谭抒真一点也不怯场，整首曲子演绎得游刃有余，得到了在场师生的好评。
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成功，使谭抒真更渴望提高自己的小提琴演奏水平。1925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也开设了音乐专业。听说有意大利人在那里教小提琴，谭抒真喜出望外。然而谭抒真来到上海美专报到后才发现，只有一位叫潘伯英的中国小提琴老师。潘老师在听了谭抒真的演奏后，顿觉他比自己的演奏强多了，于是建议他另请高明。而校长刘海粟知情后，非常看好谭抒真，破格提拔他为小提琴老师。于是，19岁的谭抒真既当小提琴老师，同时又在空余时间学习绘画，同学中有潘天寿、李可染等后来的一代绘画大家。
1913年全家在青岛水门外（小港附近）。前排抒真、素云，后排父亲、素兰、母亲
这时，谭抒真结识了一位工部局乐队的荷兰籍小提琴家海斯特，跟他学习小提琴。因谭抒真有很好的小提琴基础，又是基督教徒，还能讲流利的英语，因而师生两人的交流很融洽，使海斯特的教学非常顺利，谭抒真的小提琴技艺得到很大提升。他成了上海最忙碌的华人音乐家，要在新华艺术学院（后改称新华艺术大学）、上海美专和交通大学几所学校间来回奔波教学。
1927年春，海斯特回荷兰休假，乐团因此少了一位乐手。谭抒真于是向乐队指挥帕器毛遂自荐，经过考核他进入工部局乐团实习。当年正逢贝多芬逝世100周年，帕器正在策划一台纪念贝多芬的专场音乐会，上海《申报》的记者得此消息后，旋即报道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音乐会上将第一次有中国人参演。这是不曾有过的事。好奇的中国人纷纷买票来观摩，一时一票难求，演出当天兰心大戏院更是高朋满座。
1927年秋，萧友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选定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上海国立音专。萧友梅在筹备上海音专之初，就专门写信给谭抒真向他了解上海的音乐状况。谭抒真向萧友梅力荐了工部局乐队指挥帕器，因为他的麾下高手如云。谭抒真认为：要办好上海音专，必须借助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雄厚的师资力量，为其所用。萧友梅采纳了谭抒真的建议，用高薪聘请了一大批外籍教师。此举对上海音专今后能成为中国音乐家的摇篮，是至关重要的。
谭抒真曾在1928年赴日本留学过一年，此行他是为了追随捷克小提琴家约瑟夫·克尼希学琴，这也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学习。克尼希原本是俄国圣彼得堡马林斯基歌剧院的指挥和首席，苏联十月革命后，他流亡到中国，在哈尔滨交响乐团担任指挥并兼小提琴独奏，后又在日本新交响乐团（日本NHK交响乐团前身）担任指挥。经友人介绍，谭抒真终能拜在克尼希门下系统学琴。
上海岁月
谭抒真从日本归来后不久，就去拜见萧友梅。在校园里他无意邂逅了白俄钢琴家查哈罗夫，此人是与普罗科菲也夫同窗的世界级音乐家。年前查哈罗夫夫妇一同在东京举办过钢琴伴奏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谭抒真聆听过这场音乐会，而且印象深刻。如今上海音专除了查哈罗夫这样的大家，还有余甫蹉夫、富华、苏石林等一批顶尖的音乐家在校执教。此时的谭抒真已深感未来上海音专一定会涌现一批优秀的中国音乐家。在参观了上海音专的校舍后，萧友梅亲自指挥管弦系的十几位学生为来访的客人表演节目。谭抒真发现这支小乐队中没有中提琴声部，他就向萧友梅提出，自己想来校学习中提琴，萧友梅自然是求之不得，一口答应。很快，谭抒真办理了入学手续。哪知任课老师竟然就是自己在工部局乐团实习时结识的好友盖尔夫斯基。当这位白俄老师发现自己要教的学生是好友谭抒真时，他嚷嚷道：你来学什么？我教的你都会……但好学的谭抒真既来之，则安之，还是坚持在上海音专学习了一段时间，收获不少。谭抒真还在学校的一次音乐会上，应邀表演了中提琴独奏，得到好评。
1935年28岁
谭抒真虽然在上海音专学习时间不长，但与学校的渊源却很深。尤其与校长萧友梅、教务长黄自（谭抒真姐姐的留美同窗），以及后任教务长、音乐学者陈洪都交往甚密，关系非同一般。这样的交往，无形中也影响了谭抒真的人生格局和音乐事业。另外他与音专校友、后来成为指挥大家的李德伦、韩中杰等结下的深情厚谊，一直延续在他们的音乐生涯中。
年轻的谭抒真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成为上海滩知名的音乐家，社会活动广泛，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时，《良友》画报的主编马国亮、电影导演史东山、作曲家王云阶也都曾拜他为师学习小提琴。他与戏剧家黄佐临、欧阳予倩，文学家成仿吾、蒋光慈等也交往不断。与自己敬仰的、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青年领袖人物田汉也颇有接触。此外，谭抒真还与大作家郁达夫同租一间寓所，成为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有一段时期，谭抒真应邀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那时他接连观摩聆听了由上海兰心剧院组织的十几场外国歌剧的演出（早年的兰心剧院还在圆明园路，多年后才迁至茂名南路和长乐路口）。演出的剧目都是脍炙人口的世界名剧，有《弄臣》《茶花女》《蝴蝶夫人》和《阿依达》等。这些演出谭抒真是一场也没落下，这对他直接了解世界歌剧音乐非常有益。
有一次演出幕间休息，谭抒真与赵梅伯不期而遇。一年前，通晓音乐的谭抒真听了赵梅伯的一场独唱音乐会后，在报刊发文畅谈了自己的观感，文中批评了赵梅伯的发声和唱法。此番邂逅，曾被谭抒真批评的赵梅伯却主动走过来与他握手，并诚恳地说：谢谢你去年写的文章，你的批评是对的。原来，赵梅伯在看到谭抒真的批评后，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歌唱方法，权衡再三后，他决定改换门庭，不再跟随沪江大学的美国老师学习了，又另拜俄国歌唱家为师，颠覆了过去的发声和歌唱方法。后来，赵梅伯又前往比利时留学，成为我国早期的一位重要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其中谭抒真功不可没。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话剧先驱者之一的朱穰丞在上海组建过几家中国最早的戏剧社团，其中有一家叫辛酉剧社，此社在1929年排演了一部俄国剧作家的四幕话剧《狗的跳舞》。由于演出剧情的需要，朱穰丞找到了当时在上海艺术大学教学的谭抒真，请他为话剧编配背景音乐。
那时还在无声电影的时代，当时好看的电影，都由几位乐师在影片放映的现场同步进行配乐。因为谭抒真喜欢观看这样的电影，加之他在年前已观摩聆听了在兰心剧院上演的十几部外国歌剧，所以他对戏剧和音乐的结合有很深的印象和自己的想法。
在答应了朱穰丞的邀请后，谭抒真多次忙里抽空去排练现场观演，并与此剧的男主角袁牧之进行深入交流，而且反复阅读剧本。根据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渲染的需要，谭抒真设计和创作了一些乐曲，同时在乐曲中也融入了一些现成的好听音乐。
话剧在四川北路横浜桥中央大会堂的首演非常成功，尤其是谭抒真和他请来的钢琴家余约章的现场配乐更是出彩，为全剧的成功增色不少。谭抒真是中国最早为话剧作曲并参与现场演奏的音乐家。在此以前，他已涉足作曲领域。1927年在南京为北伐革命胜利谱写了《凯旋进行曲》，他还为上海美专创作了校歌。
1929年春，上海成立了“上海音乐会”（音乐协会），赵梅伯、谭抒真、周大融、张若谷、沈松柏、朱希圣、潘伯英、方于、冼星海、张晚清等为发起人，并聘请萧友梅、傅彦长、赵元任、王光祈、梁志忠、黄清鸿为指导。它的活动地点选在霞飞路（今淮海路）嵩山路口的一间临街商店的二楼。当时在沪的音乐家几乎都参加了这个协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后来，冼星海因上海音专学潮的牵连，被学校除名。无奈，他只能选择先回家乡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法国留学。离开上海前，他专程来谭抒真寓所话别，临走时，送了谭抒真一本英文版的专门介绍外国经典歌剧的书，并在封面上用英文抄写了一位英国女作家的一段名言：“当我有了音乐时，我别无他求。我的生命会随着我聆听的音乐而流动。”这本代表着冼星海一片情意又弥足珍贵的书，谭抒真珍藏了一辈子。
兴趣广泛的谭抒真因机缘巧合，曾于1930年在上海大光明影院旁开过一家大都会乐器行，主要经营乐器、唱片、音乐书籍及乐谱等。在开店期间，他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爱情。经人介绍，他为店里聘用了一位年轻漂亮又知书达理的上海大学生左绍芬。因两人情趣相投又都善解人意，很快就在工作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经过时间的磨合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便在上海订婚。1931年，谭抒真带着未婚妻左绍芬去拜见远在河南开封行医的父亲谭岳峰，在得到家长的认可后便在那里完婚。左绍芬从此成了谭抒真音乐事业的贤内助，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相濡以沫，白头到老。
在青岛开始制琴
不久，谭岳峰要儿子儿媳一同回青岛，去经营他的一家大药房。奉父母之命，新婚燕尔的谭抒真夫妇回到了家乡青岛，并打理起药房的生意。但谭抒真对药房的生意买卖没有半点兴趣。出于父命和生计，药房还是要运作，但全靠雇人代管，自己则常在药房二楼练习小提琴，并开始制作小提琴。1935年，28岁的谭抒真在青岛制作完成了他的第一把小提琴，也是现存最早的由中国人制作的小提琴。在以后一个甲子多的岁月里，谭抒真除了演奏、教学小提琴外，还指导、培养了一批学生制作小提琴，开创了中国小提琴制作事业。2002年，95岁高龄的谭抒真去世的那一年，他还制作了生命中最后一把小提琴。
谭抒真的制琴念想，缘于他当年练琴时的一段经历。17岁的谭抒真在青岛学琴时，有一次小提琴突然坏了，当地没人会修，无奈只能拿去上海修理。这一去一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维修费高达60大洋。而且回青岛后不满一个月，琴又坏了。此刻的谭抒真深感拉琴者必须要学会修琴，于是他想方设法托人从国外买来制作提琴的参考书，并订购了相应的工具和材料。
在青岛，谭抒真参加了一支由外国人创办的业余交响乐队，乐队16个成员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人。在乐队日常排演中，他结识了一位会制作小提琴的大提琴家：德国人希尔勒。他俩因共同语言和话题而走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切磋小提琴的制作技艺。这样的交往令谭抒真受益匪浅。为了能制作好小提琴，谭抒真还经常乘坐由大连经青岛去上海的轮船，目的是能在上海购买到有关小提琴制作的参考书，他对小提琴的制作简直入了迷。
也许是天意，谭抒真在自家的药房里，又结识了一位常来买药的顾客：英国人皮契尔登。此人不但能拉一手好提琴，而且还会修琴。两人很快就成了知己。皮契尔登送了许多英文杂志给谭抒真阅读，其中就有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专业小提琴杂志《斯特拉德》。其刊登的内容既有小提琴演奏技巧、制作、修理等专业知识，又有音乐人物访谈、音乐评论以及各种唱片、乐谱发行的消息等等。谭抒真看到这样的杂志，顿感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于是，他花了100美元直接从英国订阅一整年杂志。
几经周折后，谭抒真终于在青岛制作出了他的第一把小提琴，但谭抒真对这把琴并不太满意，便把它晾在了一边，以后又不知何时流落他人之手。据说一位武汉的专业小提琴演奏员曾长期持有这把琴，去世后又辗转他人之手。随着手机和微信在中国的普及，谭抒真的儿子谭国璋经常在微信中发表一些有关父亲艺术经历的短文，引起爱乐者的关注。2017年春，谭国璋在网络交流中得知，一位名叫廖超杰的广西退休教师收藏了一把小提琴，疑似是谭抒真早年制作的，想请他和上海的一些小提琴专家共同鉴定。不久，廖先生趁来沪参加上海国际乐器博览会之际，携琴来上海与谭国璋见面。廖超杰是一位学习小提琴很多年的业余爱好者，多年前他从广西文化馆的一位朋友手中购得此琴。这把80多岁的老琴，如今拉来音色依然清脆、隽永、柔美。此琴的外形没有明显的标识，只有琴身内贴有一张至今依旧清晰、工整的英文印刷体书写的标签，但由于标签上的英文字母拼写法为威氏拼读法，因此现在习惯用汉字拼音法的人大多看不懂标签。为此，谭国璋请来了原上音的副院长、谭抒真的得意弟子华天礽一同鉴定这把琴。看到此琴的标贴后，谭国璋旋即就把标签上的英文翻译成中文：“仿约瑟夫·瓜奈利1741年，谭抒真1935年作于青岛”，并马上认定此琴的标贴与家中珍藏的父亲1937年制作的那把琴的标贴如出一辙，只是家中那把琴的制作时间为1937年，地点为开封。由此足可断定，此琴的制作者一定是谭抒真。
欣赏自己所画的20世纪著名小提琴家画像
至此，真相终于大白。此琴就是谭抒真最早制作、以后又不知去向的第一把琴。廖超杰非常激动，当场表示要把此琴捐赠给上海音乐学院的东方乐器博物馆。这样既能对中国小提琴的制作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依据，又能使此琴永久保留珍藏。2020年10月28日，上音举行了廖超杰捐赠小提琴的仪式。
在工部局乐队的日子里
1937年谭抒真一回上海，首先就去拜见好友富华。其实谭抒真与乐团的首席富华早在1929年已相识相交，并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在以后的日子里，谭抒真经常去富华的寓所拜见，富华也常常会对谭抒真的小提琴演奏给予指点。这样的交流使谭抒真受益匪浅。说来也巧，此刻的富华也正寻找久未谋面的谭抒真，他邀请他来团工作。当时工部局乐团已聘用徐威麟、黄贻钧和陈又新，再加上谭抒真的加盟，团内的中国乐手共计四人。中国乐手的每月工资100多大洋，虽比洋人演奏员低得多，但相比当时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来说，无疑已属高收入阶层。虽然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工资已够谭抒真一家的开销，但当时战事不断，谭抒真有一种危机感，他觉得自己还是要多学一门能养家糊口的本领。于是在不影响交响乐团工作的状况下，他又报考了沪江大学建筑系，学制为两年。打那后，他是工作学习两不误。每天上午参加乐队排练，下午去学校读书，晚上和星期六演出，没有演出的晚上就做习题和作业。1940年，他如愿以优异的成绩从沪江大学毕业。诚然，谭抒真的一生主要从事小提琴事业，但他在建筑设计领域也颇有建树，他在青岛留下的建筑设计作品被国家确认为文物保护建筑。
1940年5月的一天，指挥帕器通知乐团的所有成员翌日要到虹口公园隔壁的日军司令部演出。谭抒真思来想去，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是决不能为侵略者歌功颂德的。所以他没有参加演出，而是给帕器留下了一张纸条，辞去了乐团演奏员的工作。这一举动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没有了固定的高收入，生活顿时陷入了窘境。
好在当时上海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大量电影公司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拍摄了大量迎合市民的影片。这些电影需要优美的音乐和好听的插曲，因此谭抒真又有了用武之地。他与好友黄贻钧、李德伦、韩中杰、陈传熙、陆洪恩等组成一支小乐队，经常为影片配乐，忙得不亦乐乎，家里的生活也由此得到改善。
生前（2002年夏）最后一把未完成的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直接开进了原本的英美法租界，当时上海的对外通讯和交往已基本中断。此时的谭抒真已有四个孩子要抚养，经济压力很大。但那时有不少外国音乐家流亡上海，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拉的小提琴坏了需要修理，而谭抒真维修提琴的水平名声在外，于是有好琴的外国人也会登门讨教，请他鉴定。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国外古琴和名琴，无意中，也为日后自己制作提琴积累下丰富经验。由于见多识广，谭抒真还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由此也成了小提琴鉴赏方面的行家。凭借一手绝活，他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谭抒真也会拿修琴赚来的外快，请李德伦、韩中杰、陈传熙等乐坛知己一同下馆子，酒桌上谈论最多的还是音乐和创作。
1943年，李德伦出面组织了一支中国交响乐团，请犹太人弗兰克尔担任乐队指挥。青年交响乐团的团址设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的一家公馆内，房主叫郁忻祖，是乐团的打击乐手。谭抒真和马思宏、司徒海城及柳和埙（后来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等在团里拉小提琴，尹政修吹长笛，陈传熙吹双簧管。20多位乐手，清一色都是华人，其中还有不少是上海国立音专的在校生。交响乐团虽建团时间不长，但上演过许多经典的交响作品，社会反响不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委派在沪的音乐家谭抒真为接收保管员，接管上海音专。他从1947年起出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
说来真是有缘。1947年，原本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更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后重新开张。新任团长戴粹伦是谭抒真的旧交，也是上海音专的校友。在他的盛邀下，谭抒真第三次来乐团任职。此时的乐团中已有华人乐手12位，这些乐手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中坚和骨干。
与谭抒真交往笃深的富华，此刻已是乐团的指挥，乐团首席换成了俄国人米沙·李斯金。此时他又找到了人生最后一位小提琴老师：犹太人阿尔弗莱德·卫登堡。卫登堡是位非常了不起的音乐家。他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阿希姆的嫡传弟子，不仅小提琴拉得出色，钢琴的弹奏也是如入化境、琴人合一。
从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末的20多年间，谭抒真先后师从过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九位老师，博采众长，终自成一格。
参与接管上海音专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几天后，谭抒真作为音乐界的代表，应邀去八仙桥青年会的八楼参加座谈会，听陈毅司令员作关于全国形势及党的文艺方针的报告。谭抒真受到极大鼓舞，他深感美好的未来会有自己大展身手的舞台。6月20日，谭抒真收到了邀请他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上海共有代表97人，其中音乐界15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只有谭抒真一人，上海音专有沈知白和谢绍曾两人。首次全国文代会开了一个多月，大会小会穿插进行。代表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情绪激昂，大家畅所欲言。
在文代会结束前几天，党内主管文艺的周扬同志专程看望了上海音乐界的代表，并向沈知白征询：谁最适合担当上海音专校长？沈知白推荐了几位人选，但都遭到周扬否定。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谭抒真觉得贺绿汀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曾是上海音专的学生，还得到过齐尔品钢琴小品大赛的金奖，当年又在上海滩谱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社会影响很大。而且贺绿汀又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共产党员，谱写过《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许多抗日救亡歌曲，德高望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音专校长非他莫属。于是，谭抒真就到贺绿汀暂住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住处拜访他。到了人艺，院内空无一人。谭抒真在里面转了一圈后见有一间屋子门开着，床上坐着一个人，他仔细一看感觉此人就是贺绿汀。于是就冒昧地问道：你是贺绿汀吗？对方说：是的。此时的谭抒真就自报家门，并开门见山，希望他能去上海音专工作。贺绿汀当即表示，他十分愿意去上海，但最终要看中央如何安排……俩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办校理念也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天，他俩为未来的学校绘就了一幅美好的蓝图。第一次短短的相见，谭抒真就对贺绿汀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觉得他不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且真诚坦率，是主持音乐学院的理想领导。
谭抒真在回到住处后，将自己拜访贺绿汀的情况告诉陈洪。两人商定请田汉转告周扬，诚邀贺绿汀来沪主持音专工作。文代会结束，谭抒真回沪后不久，便收到了上海军管会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签署的委任状：任命谭抒真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副院长。同时，他又从报上得知，贺绿汀为院长，另一位副院长是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向隅。接到任命后的谭抒真觉得自己被高抬了，有些诚惶诚恐，他与好友黄贻钧、韩中杰商量后想辞去副院长一职，并请他俩陪同前往延安中路浦江大楼的军管会文艺处去办理手续。但接待他们的黄源副处长对谭抒真说：任命是中央下达的，你辞也辞不掉，没有经验可以积累，干起来就会有办法的……走出大楼后，黄贻钧对谭抒真说：既然不能辞职，那就好好干吧，我想你会成功的。谭抒真回家后思来想去，觉得去音乐学院工作也并非坏事，只要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应该能干出一点名堂来。于是他辞去了交响乐团的工作，9月1日去音乐学院履新。此时的贺绿汀和向隅还在北京，尚未到任。
1963年与马思聪在上海音乐学院乐器工厂
在谭抒真主持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工作的一个多月间，他马不停蹄。办好学校先要组织教师队伍，他请来了富华和卫登堡来校教小提琴，又请来了女钢琴家勃朗斯坦教钢琴，邀请了约阿希姆和余夫蹉夫教大提琴，声乐系请了留法归来的花腔女高音周小燕任系主任，还起用了俄国人苏石林担任声乐教授。那时请教师不发聘书，全凭谭抒真骑着自行车穿大街过小巷，一家一家地亲自登门拜访。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三位院长的工作都落在谭抒真一人身上，忙得不可开交。10月下旬，贺绿汀和向隅终于风尘仆仆地赶来上海，正式走马上任。
投身新中国的音乐事业
人民政府刚接管原上海国立音专时，那是一副烂摊子。由于长期战乱，在校的学生已几乎跑光，连教学必用的钢琴也仅剩22架，其中有些还不能弹奏。教师队伍更是良莠不齐，好在有先见之明的谭抒真刚上任就不拘一格广招贤士，到贺绿汀院长上任后，学校的师资问题已基本解决。学校还不断在上海各报刊上求购旧钢琴和一些教学必备器材。半年后，在学校领导班子的不懈努力下，这所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学已逐步踏上正轨。学校的钢琴已猛增到150架，各种教学器材也基本齐备。贺绿汀和谭抒真还亲自组织编写了一批新教材。那时学校的领导分工很明确。贺绿汀负责学校全面的规划和发展；向隅分管学校的党务、组织工作和师生的思想教育；而谭抒真则负责学校的教学和一个新设的乐器制作室。他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把原来的理论作曲系去掉理论二字，改成“作曲系”。试图更突出强调“作曲”的功能，改变过去理论作曲系学生不作曲的不正常现象。其次，他又把原来的键盘系（包括钢琴和手风琴等）改成专业的“钢琴系”。而后，他又改变了声乐系和管弦系的学生只学习不演出的状态，主张学生，包括教师，应当走出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在演出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并身体力行带头演出。那时学校在江湾，地处市郊一隅，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去市区观摩各种音乐会和文艺演出。因此，谭抒真就经常在学校的礼堂组织师生音乐会，其中引人瞩目的有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等名家的音乐会。
音乐教育必须从小抓起的这一理念，是谭抒真与贺绿汀的一致共识。应该让学生在十多岁的时候，尽早接触并全面掌握演奏技术。所以，早在1951年，学校就创办了少年班，1953年建立了大学部的附中，1956年又建起了附小，从而在体制上解决了音乐教育一条龙的培养，给中国音乐表演水平向世界水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与贺绿汀院长
在1950年代，上海电台曾给谭抒真录制过不少小提琴节目。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谭抒真、韩铣光和朱雅青的勃拉姆斯圆号三重奏，谭抒真与苏联钢琴家谢洛夫等合作的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三重奏，还有谭抒真与窦立勋、郑延益、王砳等合作的弦乐五重奏等。20世纪60年代，谭抒真与钢琴家李翠贞合作录制的唱片舒曼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也是很珍贵的资料和小提琴演奏的范本。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就对新中国实施封锁和禁运。为了确保学校师生教学用的乐器，谭抒真在贺绿汀的支持下建起了一个乐器制作室。他找来了曾跟随他学过拉琴又学过制琴的学生许金寿，请他来当制作工艺师。在谭抒真的指导下，许金寿制作出了第一把中提琴。在谭抒真的指示下，许金寿又到家乡浙江天台物色并招来了十几位雕花木工，作为制琴的骨干和基本力量。他们有相当高超的木工手艺，而且工作也很认真努力；同时，谭抒真还经常为他们讲解许多小提琴的知识，还几乎对每个工人都进行了个别辅导，在其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还会在第一时间帮他们解惑，不断帮助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很快，这批雕花工就掌握了制作提琴的本领。低音提琴、大提琴和中小提琴，全都能制作了。
多年后，原本学校的乐器制作室已形成了工厂的规模。这期间，谭抒真受轻工业部委托还开办过全国小提琴制作培训班，全国各地的乐器工厂都派技术人员前来学习。以后这些学习者如星火燎原般，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在十年浩劫中，谭抒真受尽屈辱和磨难。他能忍辱负重，是因为心中有音乐的力量。他坚信光明和正义一定会到来。1978年后，中国文艺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官复原职的谭抒真虽已年近古稀，却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
改革开放后，谭抒真又在上海音乐学院率先设立提琴制作专业，先后从全国各地招来10名学生，71岁高龄的谭抒真亲自执教。而后又选派这个专业的学生出国深造，使我国乐器制作水平很快与国际接轨。谁也不会想到，到了21世纪，中国的小提琴生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当然也毋庸讳言，提琴的质量暂时还不够高，不能与数量成正比。但这些成就的取得谭抒真功不可没。上音所属的乐器工厂，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音乐院校中，也是绝无仅有的。那时但凡参观上音的外宾，是一定要参观学校的乐器工厂的。
老树焕发新芽
1978年打开国门后，世界著名的音乐家斯义桂、小泽征尔和斯特恩等纷纷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举办音乐会，开办大师班等。谭抒真一直非常敬仰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但从未结交过。1979年，斯特恩从美国来到上海，见面后，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因为谭抒真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二人的交流不用翻译，有着说不完的真心话。斯特恩最后一次访华来到北京，还特地邀请谭抒真从上海前去北京相会，可见两人的友谊之深。斯特恩访华是中美艺术交流的一次起点，当时有一支电影摄制组跟随拍摄，整个行程最终被拍成一部纪录影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此片曾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影片后来在欧美各大城市播映，影响甚广。影片中拍摄到上音附小学生练琴的一些场景，斯特恩一行惊叹：每间琴房里都有一位未来的天才音乐家。
20世纪60年代给学生盛中华上课
片中专门拍摄介绍了一位就读于上音附小的10岁学生，正是这部电影使这位拉大提琴的孩子一下声誉鹊起，他就是日后的世界级华人大提琴家王健。以后每次有外宾参观访问上音，他总要被点名去表演。谭抒真发现后，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的音乐前途，不影响他的正常学习和身心健康，便指示学校有关部门：但凡今后有来宾点名王健出席活动，一般不是重大活动可以不参加，即使参加活动也不参与表演。王健的父母都是音乐工作者，父亲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员，在上海京剧院乐队工作。王健在上音附小、附中就读时，有老师质疑过他拉琴时右手执弓的动作，认为看起来有些僵硬，与大多数同学不一样。王健的父亲则认为：儿子拉琴时的动作、姿势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能拉好作品。为此，老师和家长一直争论不下。谭抒真知情后，就专门认真仔细地观摩过王健的演奏。从不墨守成规的谭抒真认为：孩子很有灵气，他的动作虽然另有一功，但诠释演绎的曲目却淋漓尽致，看来没有必要去改变他现有的这种拉法。同时，谭抒真发现，王健个子小，拉的琴又太大，就指示学校的乐器工厂专门为他定制了一把尺寸合适的大提琴，供他学习演奏。王健从上音附中毕业后，在美国的华人林寿荣想出面担保他去美国留学。林寿荣和谭抒真早年在上海就相识，于是他就与谭抒真商量，为王健的留美牵线搭桥。果不其然，被谭抒真看好的王健在得到林寿荣的资助去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后，又得到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并最终成为世界级的华人大提琴家。如今，王健演奏用的那把意大利名琴也是谭抒真的挚友林寿荣借给他的。成名后的王健非常感激谭抒真，每次回上海，总要在第一时间去探望自己敬仰的谭院长。
改革开放后，谭抒真夫妇经常去美国探访中断联系多年的亲朋好友。文化部得知后，想委托这位首屈一指的小提琴鉴赏家出面，为国家选购一把世界名琴，以备中国选手参加国际比赛和出国演出之用。当时，文化部拨了一笔不菲的款项到中国驻美使馆，以供购琴之用。谭抒真在了解到文化部的购琴意图后，当即表示，如果买卖得当，这笔款项足够买下几把名琴——因为出国比赛和演出，一般不止一人，所以只买一把琴是不够用的。在得到文化部的全权授命后，谭抒真一点信息也没声张，唯恐乐器商得到消息后会提高琴价。他不顾年事已高，到多地著名提琴商家那里挑选乐器，反复比较、权衡，最终用原本计划购买一把意大利名琴的钱，购得了四把物超所值的意大利名琴。虽然购琴任务占用了他探亲的很多时间，但能为国家节约一大笔外汇，谭抒真的心里是喜滋滋的。
谭抒真一生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从不图名逐利，更不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其人品和艺德在学校和整个音乐圈内有口皆碑。他非常敬重贺绿汀院长，在上音与之共事的几十年里，两人一直风雨同舟、同心同德。在他们退出领导岗位后，谭抒真仍经常去探望贺老并促膝谈心。
1996年，上音照例要为谭抒真90岁生日举办祝贺活动，谭抒真得知后便写信给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和院长，表示反对。他说：过生日是个人之事，应是家庭活动，学校要兴师动众，则近似于旧社会一种陋习的翻版。
2002年初，95岁的谭抒真制作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把小提琴。这把提琴是仿斯特拉底瓦里琴的样板，此琴不仅外观一流，声音也是如此。这把珍贵的红色小提琴，也成了谭抒真人生的“绝版”。这年的深秋，身体一向硬朗的谭抒真因感冒引发了肺炎，住进华山医院。有一天，他对儿子谭国璋说：他想家了，想念家中的小提琴，想拉几首心爱的曲子。说话间，他摩挲了一下左手，手指还在空中抡动了一下……谁也没料到，这是谭抒真清醒的最后时刻。第二天，他便陷入了昏迷。11月28日，谭抒真溘然长逝，一代小提琴宗师就这样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谭抒真生前经常对人说：在我的人生中，一刻也离不开音乐。没有了音乐等于失去动力和乐趣。音乐就像空气和水，我不能想象没有音乐，生命怎能延续下去。无疑，谭抒真是用一生践行了他对音乐、对小提琴事业无比炽热的爱。
我在采写谭抒真一文时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早期音乐史上会涌现许多多才多艺的音乐家？像诗书画作曲全能的李叔同，又是语言大师又是作曲家的赵元任，学习过心理学的作曲家黄自，学医出身的指挥家黄飞立，学习机械的中国第一代歌唱家应尚能。还有谱写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和能吹奏小号的航天科学家钱学森等。这些音乐家和科学家都涉猎庞杂，而谭抒真更像一部百科全书。他们的学识、境界和格局，都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我也想，像谭抒真这样的老一辈音乐家，都是把自己所从事的音乐工作视作最崇高的事业，忘我无私地奉献出一切。而当今的很多音乐人仅把音乐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饭碗”，差距或许就在这里。
1981年7月，谭抒真担任蒂博小提琴比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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