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 莉

　　上海译协第三十届“金秋诗会”刚刚落下帷幕，今年诗会的压轴作品是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在怒涛汹涌的海面上，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骄傲地飞掠，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如此精彩的译文便是出自我们上海的老翻译家冯春之手。令人欣喜的是，我在观众席上看到了亲临现场的八十八岁高龄的冯老和他老伴的身影。冯春（本名郭振宗）先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曾以一己之力翻译完成普希金的全部作品，还选编了六十余万字的《普希金评论集》。如果说普希金是俄罗斯土地上“诗歌的太阳”，那么冯春先生就是反射太阳光辉的那一轮明月，他用曼妙的译笔将俄罗斯最伟大诗人的魂魄投射在了几代中国读者的心上。

　　据诗人翻译家黄福海先生的考证，第一届“金秋诗会”于1992年10月8日在上海市作协大厅举行。诗会的创意源自上海的五位译界前辈：钱春绮、吴钧陶、张秋红、冯春和黄杲昕，他们戏称自己是诗歌翻译的五匹老马，俗称“五套车”，常在一起交流唱和，在三十年前的某次聚会时兴之所至、一拍即合，决定向译协申请每年金秋举办外国诗歌朗诵会。从此，每到秋阳明丽、秋风送爽之际，以诗会友、切磋译技，成为上海译协的新老朋友们踊跃赴约的最大动力。

　　我常想象三十年前的他们该是怎样意气风发、创意旺盛的一群人。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人们的心经历了长期的封闭和压抑，终于能够自由呼吸、笔走心声，当时的译协，估计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诗的味道。

　　如今“金秋诗会”已成了上海译协的品牌节目，每年一届坚持至今，整整三十年了，这在全国的翻译界是独一无二的盛事。随着每届诗会报名参加人数越来越多，从2008年第十七届开始，译协便每年从大量征集的诗稿中挑选若干，印制成精美的诗册，在“金秋诗会”举办的当晚分发给现场观众。

　　自2014年上海翻译家协会开辟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以来，会员们的译作又有了与更广泛读者接触的机会。昨晚，我翻开手中珍藏的这十几本诗册，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吴钧陶、冯春、潘庆舲、王智量、吴劳、薛范、娄自良、郑克鲁、徐和瑾……其中最让我想念的一个人是钱春绮。

　　我清晰地记得2008年第十七届诗会是由复旦外院承办，在复旦的逸夫科技楼里举行。当时年届米寿的钱老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从大华新村赶来赴这场“秋天的约会”。那一年的诗册里总共收录了钱老的五首诗，其中三首是翻译作品，译自歌德（《重逢》）、席勒（《欢乐颂》）和波德莱尔（《巴黎之梦》），还有两首是自创诗，分别名为《太白楼》和《悼亡诗》。

　　我国著名德语文学研究家叶廷芳先生曾以“专、诚、博、识、晓”五个字来形容钱老的治学精神和翻译业绩，称赞他的诗歌翻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资深翻译家吴钧陶先生也常常感叹他的这位老友“平凡且伟大”，说他看上去是那么普通，那么平易近人，却“取得了大山一样的成就……每当我不远不近地瞻望此山的时候，就会有高山仰止之感”。

　　睹物思人，钱老若今天也在，应该是位百岁老人了。当全世界都在热热闹闹地纪念波德莱尔200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读者是不是还记得钱春绮呢？是不是也应该纪念一下这位把《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等翻译成中文的伟大译者呢？

　　

　　翻看旧诗册，我还找到另一个名字，她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名叫张洪怡，这个名字在第二十二期之前的“金秋诗会”诗册里常常出现，如今恐怕也已被人淡忘了。张老师是苏州人，译有美国长篇小说《小妇人》《待雨》等等。我不清楚张老师翻译的英文诗有没有人为她结集成书，但每年诗会，她的作品都是我最期待听到的声音之一。与冯老和钱老一样，八十多岁高龄的张洪怡老师从来都不会缺席一年一度译协举办的盛会，就像她在一首原创诗中所写的那样：“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涌金/果实丰盛/诗情也该有滋生吧/且让它悄悄地点燃了生命。”可是自2013年的那场“秋天的约会”，我再没有看到她熟悉的身影。

　　后来才知道9月14日那天张老师走得很突然，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抽屉里她为那年诗会准备的译稿，也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诗句：“多少年来我已习惯与这长夜为伴/冒雨而出戴雨而归步履翩然/我也曾跨越都会最远的灯火阑珊/我曾凝视城市忧伤的窄巷深深/我曾擦肩经过更夫的击柝声声/眼帘深垂，无语答问……/这并非唤我归去，或道再见/我只能看见在远离尘寰的空中/有时间的镜轮高悬……”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译诗者的行列，像今年第三十届“金秋诗会”，我们欣喜地发现投稿者的队伍里有了不少“90后”的身影，分布于各个不同语种，他们的文字清新、灵动、极富诗情，仿佛春风拂面。

　　多年来我关注译诗，也尝试译诗。作为一名诗歌翻译的实践者、研究者和一线的教学人员，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译诗，我们究竟在译什么？“诗”究竟是什么？诗，难道只是我们喜爱的那些带韵脚的文字、用来吟诵的句子、抒发情感的话语？

　　前两天看到知名学者黄灿然引用的辛波斯卡的一句话，我深以为然：“诗是沉睡在万物之中的某种秘密力量，诗人或许可以在若干精挑细选的语词的帮助下唤起这些力量。”我又想起法国一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给诗下的定义：“诗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诗就是生活本身。”生活中有太多的框囿、太多的无奈，诗是帮助我们从绝境中求生的东西，是一种秘密的力量，与他人、与世界、与万物相通，靠语词来唤醒。那么译诗的过程，也是成诗的过程，译者让自己成为诗人，把他人的生命体验用自己的语言还原成诗。这种成诗的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译者需要找到正确的通路，通往彼岸的幸福。而诗是那个能让语词成为永恒的东西，这是波德莱尔的一生所求，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拯救世界的东西。译诗的过程，便是解决两种迥异语言冲突的过程，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笨拙、异化和陌生化，译者的选择便体现了他面对语言的态度。

　　我认为好的译诗是一场语言的冒险，译者要挣脱日常语言的牢笼，通过“精挑细选”的劳作使原语的生命重获新生，再对母国的文字加以补充和改变。若借用本雅明的观点，“译诗者的任务”，就是要摆脱单一语言之局限，将不同“语言的碎片”进行互补和融合。

　　这里也不得不再提一提“重译”的意义：不同的译者针对同一首诗的翻译，只要是认真对待的版本，都能共同形成针对原文意图的互补，这些互补的解释也同时指向本雅明所谓的“纯语言”。至于译者所采取的形式是否符合原作，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不同时代的理解者（读者、译者、批评者），原文形式亦是可变、可塑的符号（比如王力先生所译文言文版的《恶之花》和钱春绮所译现代文版的《恶之花》），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首诗的翻译文本都是暂时的，没有一个永恒的译文，因为语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应该允许有不同译本的存在，而且时代也会不断地呼唤新的译者、新的译本产生。

　　金秋诗会已届而立，秋日的行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每年的相约只为同道译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