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渝烽

　　在《上海采风》2021年第五期上拜读了老同学陆寿钧写的《永福路52号（1973—1993）》，倍感亲切。这幢带有大花园的欧式小别墅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因为我曾在这里住过五年（1963—1967），这里曾经是上影演员剧团的家，我在这里享受过一个集体的温暖。永福路52号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今后人们要考察上海电影的发展史，绕不开它，正如人们想了解上海电影译制的事情，就会想到万航渡路618号、永嘉路383号一样。

住进永福路52号

1963年7月，我们从位于哈密路的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9月，学校通知我去海燕电影制片厂报到，并告知我将成为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毕业后这两个多月，我一直坐立不安，我们表演系很多同学都已落实了单位，有些已先后去东海舰队文工团、武汉话剧院等单位报到了，而我们几个始终没有定下来，后来才知道在我们的工作分配上曾有过一段波折。

　　9月，我在海燕厂人事部门报到后不久便拿到了工作证，职业是演员，住进了海燕厂三角地集体宿舍。凡住过这里的人都知道，三角地有一个“天鹅湖”，每天清晨可以听到刷马桶的声音，晚上可以听到蛙叫声，还有蚊子的嗡嗡声……

　　一天，我在海燕厂医务室（那幢老式的洋房，我很怀念它）里遇到了布加里老师。布老师是我们电影学校表演系主任，他告诉我，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已决定合并到北京电影学院去（后来我知道就是因为柯庆施一句话：“上海不用办电影学校，北京有一个就可以了。”），学校老师们一部分去北京，大部分都回电影厂工作。布老师说她暂时留在演员剧团（担任支部书记），现在剧团正在办理手续，今后团址就定在永福路52号，还说等整理好以后，会想办法把我们几个光棍安排到剧团去居住，这样学习、工作都方便些。这太让人高兴了！

　　没多久，大约在11月底，我们几个光棍就从三角地厂宿舍搬到永福路52号居住了。真没有想到我们住进了花园洋房——一幢欧式的别墅！前面有一个大花园、两棵大樟树，还有一个15米长3米宽的小游泳池。别墅旁有一大间矮平房，别墅后面还有一个厨房间和一个后花园。剧团把这个40多平方米的平房（带有卫生间，以前是供佣人居住的）打扫干净，添置了单人床给我们几个光棍入住。真是太好了。先后有七个人在这里住过：达式常、周康渝、达式彪、徐俊杰、徐阜、王大光（美工师）和我，一住就是五年。

　　

　　住在这里太方便了，有工作、拍戏去厂里，平时学习就在别墅里。吃饭我们基本上都在后面厨房，可以蒸饭、煮面条，也可以炒个菜什么的。搬个椅子，还能坐在花园里晒太阳、看看书。我们几个都爱打乒乓球，别墅一楼大厅里有一张乒乓桌，当时周康渝已是乒乓球二级运动员，在他带动下，我们的球艺都十分了得！

　　开始一两年，小游泳池还能游泳，康泰、陈述、茂路和我们几个，都在这里游过泳。尽管小，却可以任意地玩。后来因为换水费用太高，剧团“大管家”朱江说别用了吧，换水的费用够你们去新城游泳池游泳的，钱还有得多！

　　现在回想起来，虽说我们七个光棍住在一屋，实际上七个人同时住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少。原因很简单，演员剧团的演员，分属海燕、天马两个厂，每个厂拍戏、下生活，活动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七个人常常分分合合。达式常、达式彪、徐阜和我是海燕厂的，可即使一个厂也会有不同摄制组。周康渝、徐俊杰、王大光又属天马厂，那时候又常去农村、工厂下生活锻炼，又参加不同的摄制组。我留在剧团演话剧《南海长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先后演出了一百多场。

　　我们不管几个人聚在一起，有几件事是共同的。每月发工资我们都会去淮海中路、襄阳路口那家天津狗不理包子店吃一顿饺子，改善一下生活。还有一次周康渝获得一个内部消息，淮海路第二百货公司第二天将出售一批刚到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几个起了个大早，赶去排队，最后每人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记得是36元一个，花去我大半月的工资。但在宿舍里一起开可热闹呢！当年春节，我把收音机带回萧山农村，留给爸妈用。我妈可高兴了，整天开着听新闻、听戏、听歌曲，成了她生活中离不开的伴儿了。

　　我们几个还在大草坪上拍过不少照片，这些老照片记录下我们非常美好的回忆。回想起这段生活，总觉得非常怀恋。可惜我们七个人已先后走了三位：第一个离去的徐俊杰是拍摄新《渡江侦察记》时，在安徽的外景地走的。那几天他正好感冒，我劝他先别去，等感冒好了再去。他怕以后一个人去麻烦，觉得跟大部队走省心。没想到第二天就传来噩耗！他到驻地当晚，在农村卫生院打青霉素试剂针时出了事，没抢救过来。当时是大热天，制片主任毕立奎把周围所有的棒冰全都买来，保护遗体，等厂里派车去接回上海。

　　接着是周康渝。“文革”后他被调去潇湘制片厂当导演，在那里很受重用，拍了好几部戏。1980年代末，他有一部新戏在青岛开拍，路过上海时约我们聚了聚，还告诉我这部新片中有一个角色给我留着，哪天拍到我了，会打电话给我。没想到，最终等来的消息却是他在拍摄现场出了车祸，离开了我们。

　　

　　本文作者和徐才根、张云立留影

　　然后是达式彪。他当导演连着拍了几部电影，也许是因为劳累而罹患肝癌，也离开了我们。

　　1963年住进永福路52号的七个光棍，现在还留下我们四个退休老头，所幸都还算健康。达式常还在上影剧团发挥余热，我和徐阜每月去影城看电影，见面总会聊聊。王大光好多年未见了，居然有一次在松江一个购物城偶遇，他还挺精神，很潇洒，听说经常画画。

“家”的温暖

1963年，有一天瑞芳老师来52号，正好布加里老师召集我们几个从电影学校来剧团的同学开个小会。瑞芳老师看见我们很高兴，跟我们一一握手。“欢迎你们这些大学生来剧团，你们真幸福。上影演员剧团走到今天，在这里才算真正有个家的样子。”她看看大花园感慨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都坚持上影演员要有一个自己活动的场所，可以集中起来学习、排戏，进行业务锻炼。这下好了，我们演员除了下组拍戏，空下来就可以到这个‘家’里来学习，看看书，聊聊天，还可以组织大家排话剧，进行业务交流锻炼。你们正赶上了好时代，能享受演员之家的温暖。”多少年过去了，她的这席话我一直记在心中。

　　瑞芳老师病重时，一次秦怡老师去华东医院看望她。那天正好我也在。秦怡老师坐在床边，瑞芳老师深情地拉着她的手说：“记住，上影演员剧团这个家一定要保住，不能打散！”秦怡老师说：“我会坚持的！”所以后来才有了武康路上影演员剧团这个“家”！

　　回到先前说到的1963年，那天后来布加里老师深情地对我们几个说：“瑞芳老师对你们年轻人真是十分关爱，在你们毕业分配上，她尽了极大的努力，多次和我去电影局、去电影厂找人事部门谈，说服他们：党的政策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你们都是在红旗下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现在又经过大学表演专业训练，我们演员剧团正缺年轻演员，应该吸收你们进电影厂，不应该以出身不好对你们有所排斥。”

　　我们毕业的时候，部队文工团、话剧团都来电影学校要毕业生，其中几个要人单位看过我们的演出觉得不错，可一政审就打退堂鼓。什么买办资本家、资本家、富农等出身，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用人单位对于家庭出身、成分是很讲究的，我跟现在的孩子们讲这些他们都无法理解。

　　当时我们有十个同学留在剧团：郑梅平、张雪村、吴文伦、黄达亮、孙栋光、祁明远、徐阜、姚德冰、包奎生和我。布老师提醒我们：“关于工资定级的事情也别多说了，向你们上一届毕业的严永瑄、达式常、朱曼芳大哥大姐们学习，好好干，你们还年轻，做出点成绩来是真的！”因为之前我们曾跟布老师反映过，按规定大专毕业生工资应该是每月54元，而我们几个全是48元5角，这个工资一直保留了近20年。

　　布老师还说，最近很多老演员都会来剧团，到时候我带你们认识认识，好好向这些老同志学习。他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演员，你们现在努力工作是主要的，等大学生劳动的通知下来，我再召集你们。

　　后来我见了很多老演员，都是银幕上熟悉的面孔；也有好多老演员，我在剧团没有见到过他们，因为他们有的已担任电影导演工作，在厂里上班，如刘琼、舒适、仲叔皇……后来在电影系统开大会时才见到面，几年后，我开始从事译制片导演工作，借去译制片厂，这才慢慢认识了彼此，有了交流。

　　有一天关宏达来剧团。他正坐在藤椅上和曹铎、于飞聊天，布老师把我引荐给他。老关很高兴地站起来和我握手，然而他太胖了，藤椅跟他一块起来了，曹铎见状赶快把藤椅按下。这个情景我永远忘不了。后来我们还一块儿去部队慰问演出，真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胖老头。

　　剧团这个“家”温暖的事真是挺多的。

　　

　　剧团部分演员在52号大草坪合影留念

　　

　　本文作者与吴云芳合影

　　1964年春节前，剧团要去部队慰问演出，需要赶排一台节目。布老师推荐了我和孙栋光在学校时去部队演出过的小话剧《出发之前》，我演班长，孙栋光演小战士。剧情很简单：班长工作有点粗暴，在部队出发之前和调皮的小战士发生了一场纠纷，最后各自做自我批评，然后和好了……大家认为拿去部队演出挺好。后来，又发现一个独幕轻喜剧本《一百个放心》，讲军民关系的，团里决定让史久峰演剧中的老爷爷，我演孙子阿毛，道临老师做导演。

　　52号小洋楼一楼大厅成了排练厅。道临老师认真地和我们一起分析剧本、分析人物，还提出让我们在台词里适当加上点上海话，有点地方色彩。排练进行得很顺利。一天上午，道临老师去海燕厂开会，让我们俩自己走走戏。刚巧那天上午杨华老师来剧团，看到我们在排戏，挺有兴趣。他满身都是喜剧细胞，帮我们出了很多点子。下午，我们演给道临老师看，他也挺高兴，说我们有进步。可演到爷爷针扎屁股那段戏时，他叫了停：“这样处理不好，不能让爷爷扎屁股。”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把这场戏改成：阿毛在宿舍缝补袜子，外面喊：阿毛有人找你。阿毛把正在缝补的袜子放在凳子上，出去迎爷爷进屋。爷爷看着干净整齐的宿舍很高兴，一屁股要往凳子上坐，正在倒水的阿毛突然大叫一声“停”！爷爷半蹲着僵在那里，阿毛飞快过来把凳子上的袜子拿走：“爷爷你请坐，喝水。”爷爷：“小阿毛，你怎么还一惊一乍的，”说完坐下了，“让我看看你手里拿的什么，好啊，学会自己补袜子了。”这样一改喜剧效果也出来了。道临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针扎屁股生活中会发生，也有喜剧效果，可不能让爷爷扎屁股啊，我们在舞台上要展现美好的生活，要表现美。”我至今未忘这样的教导。

　　没过两天，白杨团长来52号审查节目，她是春节慰问团的团长。其他节目如白杨、道临老师的朗诵，王丹凤、康泰各自的独唱，关宏达、方伯的相声，于振环、陈述、程之、于飞也有精彩的相声表演，这些都是剧团的保留节目，白杨团长主要想看看我们这两个独幕剧。

　　白杨老师看完说挺好，适合去部队演出，并特别对我提出要求：“小孙，你演两个角色，大眼睛挺有神，演粗暴的班长吹胡子、瞪眼睛挺好，可是演可爱的小阿毛急了也瞪眼睛这就有点不可爱了，自己要好好调整啊！”丹凤老师那天也来看戏：“小孙，你的服装要调整一下，演班长军衣要穿洗旧的，演阿毛新战士要穿新军装。”道临老师连连点头：“对，对，我疏忽了。”

　　送两位老师出来时，丹凤老师还提醒我：“小孙，别有压力，自己好好琢磨一下，两个戏都挺好的。”多么温暖啊！

　　当天后来，我在心里认真默了几遍我演阿毛的戏，找出几个着急瞪眼睛的地方，分别改成跺脚、搓手等外部动作，避免我又犯瞪眼睛的毛病。

　　春节慰问演出的地点在空四军大礼堂。演出效果挺好，笑声不断。晚上首长请我们吃夜宵，白杨老师和首长还走到我们桌前举杯祝贺。白杨老师轻轻对我说：“今天演得很好，阿毛十分可爱。”丹凤老师也在不远处向我们竖大拇指！

　　更有暖心的事情。因为大年初一上午电视台要直播我们这个小话剧《一百个放心》，我没办法回萧山老家过年了。对此，剧团早有考虑。“大管家”朱江早两天就对我说，你得在上海过年了，到时给你个惊喜！年三十那天下午，朱江拿了张纸条来宿舍，我正在看书。“小孙，瑞芳老师打来电话，让你去她家吃年夜饭，这是地址，离我们剧团不远，就在衡山路、湖南路口。小孙，新年好，我们拜个早年，明天早上电视台会派车接你们去的，史久峰也会来剧团的。”

　　那天在瑞芳老师家吃的年夜饭，也令我难以忘怀。瑞芳老师说：“小孙你太瘦了，我们让阿姨买了个大蹄膀煲鸡，你多吃点。”严励老师还特地为我开了一瓶红酒。饭后，严励老师还为我们表演了他的绝技，将一把大钢锯弯过来，用小提琴的拉弓在上面演奏出美妙的乐曲。我太惊奇了！我度过了一个又温馨又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南京路九重天大楼上海电视台演播室演出了《一百个放心》，空空的大厅，只有几个摄像机对着我们。我和史久峰别扭极了，平时演出有观众反应挺刺激的，今天什么反应也没有。演播完，史久峰对我说：“小孙，今后我们再也不干这种傻事儿了。”

　　上班后，瑞芳老师问我们演播的情况，史久峰说：“瑞芳大姐，这辈子演戏从来没有这样别扭过，这哪里是在演戏，是在受罪。”瑞芳老师说：“国外有些国家电视普及了，今后我们发展了，也要适应在电视上演播，你们这次演出给我们演员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这对我们演员也是一次新的考验。”

　　那两年，剧团还排了一个大型话剧《南海长城》，白穆老师担任导演，没有电影拍摄任务的演员大多参加了这个话剧的演出。怕演员接任务，后来还排了AB组，以保证话剧演出能照常进行。最后这个话剧演出了一百多场，我们还搞了个百场演出纪念活动，全组在52号大草坪上拍照留念。

　　为了演好《南海长城》，剧团决定让我们话剧组的演员去南汇渔业大队深入生活，跟渔民出海打一次鱼，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大家都很高兴。道临老师担任领队。前一天下午我们就到了南汇，在招待所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渔业大队要出海打鱼，道临老师让大家早点休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起来了，赶到码头估计才六点钟。渔业大队安排我们分别上了五条渔船。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安排我们在下面船舱里休息。船舱里全是鱼腥味儿，待上一会儿就难受反胃，于是大家全都跑上来待在甲板上。七点多我们扬帆起航了。那天还算风平浪静，可一出洋山港就不行，船颠得厉害。各条船上都出起了洋相。我吐出了黄水，船老大于是让我平躺在甲板上晒太阳，用一根绳子捆在我腰上，怕我掉到海里去。另一条船上的柳杰则吐得抱着船尾一个高起船板的木桶，直问船上大嫂：“哪儿，哪儿可以上厕所？”大嫂说，你抱着的就是马桶。张瑛吐得已经披头散发，鞋子袜子也不知道怎么掉了。申怀琪和道临老师则还彬彬有礼地互相谦让：“老申，请把……小木桶让我用一用……”那天只有任申没有吐，还在船上吃渔民刚打上来蒸的鲜鱼。下午渔船返航，我们一群败兵上岸，一个个脸色惨白、发黄，男的衣冠不整，女的披头散发。

　　回到上海，我们把出海的情景讲给白穆听，他笑得前仰后合：“挺好，挺好！至少也体验了一把渔民的艰辛。咱们演戏时，想想他们终年和海浪搏斗的艰辛，和养成的坚强的性格。”

　　我在剧中饰演的虎仔也是一个部队战士，在回乡探亲的过程中遇到蒋匪武装的侵扰，于是加入战斗。戏不多，我总想着怎么能把这个角色演好。海战那场戏，我设计了一个从船台高处翻滚下来，然后在船舱里消灭匪徒的戏。白穆老师非常肯定我的表演。第二天，他塞给我一个小包：“这是护膝、护腕，演出时带上保护膝盖和肘子。”原来他发现我的手脚都有地方划破了，特地为我买来这些防护用品，真让我十分感动。

　　

　　《南海长城》剧照，甜女(二林饰)和虎仔(孙渝烽饰)

　　剧团演出挺有意思的，装台拆台请了上影厂置景车间、照明车间的几位老师傅来帮忙，我们几个年轻演员也帮着一起干。有一次我帮着爬到舞台的灯架上拉电线，“柳婆”（柳杰）在下面喊我：“小孙马上下来，有事。”我赶快从侧幕边下来。柳杰和张瑛把我拖下舞台：“你还要不要演出了，你爬上去万一出点事，我们今天晚上还演出吗？票都卖出去了。你在下面帮忙就可以了嘛。逞能是吧！”两位老大姐可凶呢！她们真生气了。这完全出于爱护我的一片真心。后来装拆台，我们几个都小心翼翼，帮着老师傅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记得1964年7月，我们应邀去“闵行一条街”（原“一号路”，今江川路）的新剧场，为工人老大哥们演出。天气炎热，那时剧场也没有空调，只有几台电风扇，可工人看戏热情很高，晚上的演出场场客满。大概因为电影演员演话剧，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些“明星”的“真容”，结果我们连演了一百多场还下不来。

　　每天演出，只要演员一出场就会有轻轻的议论声。孙道临一出场，一片“李连长”“李侠”“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议论声。李玲君一出场，“她是渡江中的刘四姐”。李纬一出场，“飞刀华，飞刀华”。陈述尽管化了妆，贴了胡子，还是有人叫出来“情报处长”。梁波罗一出场，“小老大，小老大”“51号兵站”……真的！一部好电影在观众心目中有多大的分量啊！

　　天真热，每天演完戏，衣服都能挤出水来，两个服装根本忙不过来。白穆导演定了一条规矩，所有演员的戏服，每天演出完自己洗晒，服装只管熨烫，以保证第二天的演出。我们大家都遵守，还互相帮助洗晒。在闵行演出的那几天，上午我们排B组的戏。天气太热，白穆又怕热，他往往穿条短裤，上面光膀子，脖子上搭一条毛巾擦汗，几个老大姐就叫他乌克兰大白猪。下午全体休息，我们几个就在附近澡堂里度过。这个剧场是新盖的，屋顶上很平坦、干净。于是我们几个男的，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爬上屋顶浇水，晚 上就睡在屋顶上，可凉快呢！几位老大姐让我们带上毯子、大毛巾，别着凉了。

　　这就是家的温暖、体贴、关怀！

　　在剧团那几年要说的事情太多了。陈述、茂路教我游泳，现在一游泳我就会想起他们。陈述是个能人，教我拆修自行车、拍照，还自己冲印照片。我结婚前，还帮我用清漆把旧家具翻新。李纬和我们交流演戏的经验，演员一定要有“活儿”。“活儿”就是真本事。下生活学真本领，他演《飞刀华》，那一手飞刀的真功夫可是练出来的。我们向韩非老师请教演喜剧该注意些什么。他真诚地说，演喜剧一定要做到：不媚、不俗、不脏。电影皇帝金焰在剧团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发现我们乒乓桌上方的日光灯有问题，星期天就腰上别着一套工具来把灯修好了。我们很惊讶。他对我们说，演员什么都应该学一点，这样演戏时，你就不会有负担！林彬、朱莎老师跟我们聊译制片配音，说这对演员是非常好的锻炼……我们几个光棍还吃过好多老师带来的饺子、包子、烙饼……在这个大家庭中，处处有老师指点，事事有人关心照拂，真是个特别温馨的家！

人人都严格要求自己

剧团有学习制度。开始每周一次（周五或周六），经常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学习的次数又有所增加。我在永福路52号参加过多次这样的学习活动，很受教育。

　　老演员们其实都十分可爱、可亲。跟他们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说各地的风土人情，很长知识。也常有表演业务上的探讨，有对角色人物的分析，有互相之间的提醒和批评。你还能听到很多演员的生活小故事和他们闹的小笑话，一家人其乐融融。

　　我感触最深的，是老演员们的翻身感特别强烈，新旧社会对比令他们感触特别深刻。新中国成立前，好多演员居无定所，工作波动大，常常面临失业的困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工作生活都安定了，就一门心思把戏演好。我听茂路、陈述、于飞、方伯等人都说过这些。

　　最让人感动的是韩非、顾也鲁、刘琼、舒适、李婉清、狄凡等等一大批1952年从香港回来的演员。他们在香港追求进步，被香港当局定为异己分子，最后他们毅然回到上海，为祖国电影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理应得到加倍的关爱。

　　更可爱的是，他们剖析自己的个人名利思想时都十分真诚。有一次阳华老师批评自己在舞台总想表现、突出自己，不顾角色、不顾观众。和陈述在演话剧《镀金》时，两个人的对手戏里，为了突出自己，在台上给观众看自己正面，就往后退一步，这样就让对手成了大侧面或背影。后来陈述也检讨自己，你能退一步变成正面，我也可以退一步，让你成为大侧面。就这样，两个人边退边演，最后都退到舞台的背景幕了。两个人都互相检讨，是彼此的名利思想在作怪，是对观众的极不负责任。

　　有一次茂路发言挺有意思，他说，大家都批判个人名利思想，他觉得自己没有，这辈子参加拍摄了好多部电影，大多都是次要角色甚至是群众，他从来不争戏，导演安排他演什么他就演什么，只求努力把自己的戏演好。后来拍摄《宝葫芦》，他从头到底可算是主角了吧，也从来没有要求导演给自己一个特写镜头。他没有名利思想。我听完觉得对啊，可大家对他发言还是发表了不同的议论，说名利思想不光表现在演戏这一方面，会在人们生活、工作、行为中处处流露出来，比如评级加工资、分房子、讲究待遇，以及宣传报道时的表现等等多方面表露出来。那天主持会议的是大李（李玲君），她说：“茂路同志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很好，但我们当演员的在克服个人名利思想方面的确要从各方面来警惕，时时处处都严格要求自己才行。”那天，我看茂头（我们对茂路的昵称）好像有点不服气的样子，非常可爱。

　　好多次学习都会谈到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大家对这一点感触颇多，发言都很踊跃。大家表示，毛主席提出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生活。

　　仲星火谈他饰演民警马天民，如果不和民警一起生活，了解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是无法去塑造这个人物的。

　　朱莎说和李纬一起拍摄《飞刀华》，如果不和这些老艺人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艰辛，而且虚心地拜他们为师，学习杂技技艺，那是绝对演不好这些艺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

　　道临老师说，如果没有抗美援朝那一段生活经历，亲身感受那些最可爱的人为祖国、为人民的牺牲精神，没有在舟山侦察连三个月和连长、战士们一起生活锻炼，没有军事顾问对演员们的严格要求，他是不可能完成对李连长的形象塑造、完成《渡江侦察记》的拍摄的。

　　陈述也说，演反面人物也要深入生活，只有了解了当时国民党部队的生活状况，了解了那些军官的品行，他才能完成对歪脖子情报处长的塑造。

　　温锡莹谈到他拍摄的多部影片如《鄂尔多斯风暴》不去内蒙古深入生活就根本无法塑造牧民乌力记，很多部队的戏《大地重光》《翠岗红旗》《沙漠里的战斗》没有部队生活，演员靠什么去塑造人物。

　　牛犇也说《沙漠里的战斗》不去部队、不了解那段历史，根本无法完成任务。提到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每个演员都能说出许多从生活中汲取养料以塑造人物的生动事例。好的表演离不开丰厚的生活土壤，每次学习我都能听到很多动人的故事，收获很多教益。

　　在演员剧团学习，我最喜欢中间休息的那一段时间，可热闹啦！说说我记得的几件趣事。

　　有一天，程之、于飞来52号参加学习，一早就来了，在小别墅楼上楼下转了一大圈，两个人嘴里不停地说：“这里瞎嗲！”中间休息的时候，俩人就对我们说：这个别墅的主人很了不起，这幢花园洋房设计得很好。二楼向阳的几间肯定是主人一家的卧室，有阳台，两头是卫生间，里面有洗澡的浴缸。下楼是漂亮的转角楼梯，看看楼梯下面多宽敞，两头也有卫生间，下两个台阶是一个大厅，你们现在打乒乓球，原来这里肯定是主人的舞厅。左边是书房（剧团后来做图书馆），右边这个长方形的房间肯定是大餐厅。你们再看看大厅两边都有玻璃门，推出去是阳光房，可以在这里喝咖啡、喝茶、接待客人。阳光房推门出去是平台、大草坪，真是瞎嗲，瞎嗲！我们剧团在这里安家，算是大家都开开洋荤。程之、于飞说得大家高兴极了。

　　

　　徐阜、孙渝烽、吴云芳、龚燄、徐才根合影

　　演员之间的起哄也挺有趣。学习间隙，我听过康泰独唱《骑马挎枪走天下》《卖货郎》，冯笑独唱《游击队之歌》，都挺棒。还看过徐才根、张云立跳蒙古舞，吴云芳、史淑桂跳新疆舞，都跳得棒极了。李玲君告诉我，他们原来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舞蹈演员。我还目睹了陈述、茂路两位互不服输的扳手腕比赛，也亲眼见过陈述表演倒立。演员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性格色彩很鲜明。

　　记得有一次，剧团买来两个健身垫子，好让大家学习间隙活动活动。那天休息我们起哄让姚德冰、祁明远两个摔跤选手比赛俯卧撑。两个人都做得很轻松，一连做了五六十下都没停下来……张瑛对保琪说：“咱们也能撑几下的吧。”任申在一旁听见了可高兴呢，说：“张瑛大姐，你要能按他们的标准撑起来一下，我请你吃红房子西餐。”“好啊，小兔崽子，看不起老娘。我撑几个给你看看，西餐吃定了。”这下可热闹了。张瑛把衣服打个结，卧在垫子上：“任申小兔崽子，看我标准吗？”“好，开始。”张瑛的脸涨得通红，可怎么也撑不起来。“小兔崽子别得意，等着，你迟早要请客。”

　　没过两个月吧，那天休息，张瑛拖着任申：“那天说的请客算数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大家围成一圈看张瑛老师表演俯卧撑。张瑛两臂伸直，两条腿也挺直，嘴里说着：“标准吗？小兔崽子看好了。”噌噌噌就是三下，把大家都看傻眼了。张瑛起身：“任申你这小兔崽子服不服气，我不吃红房子西餐，今天我们点点人数，还有楼上办公室的，每人一块冰砖，马上去买！”任申哭笑不得：“好，好。”我陪任申在乌鲁木齐路跑了两家冷饮店，才抱回来两大盒光明牌冰砖。

　　1985年，我作为代表去北京领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华表奖前身）的时候见到任申，还说起这件事。他说：“我真傻，忘了张瑛家里有个好教练李纬，两个月肯定练出来了。”

　　这段生活使我对剧团的很多演员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

　　1967年前后，我们几个光棍都先后结婚，离开了52号。后来我又去过几次永福路52号。后花园那块空地盖了一幢5层楼的办公室，下面还有一个电影放映厅，我在那里看过几次电影。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宿舍早已拆了建成一个食堂。大草坪、大樟树还保留着。小游泳池早就没有了，我只知道那些年里委把它借给菜场腌过咸菜。

　　21世纪初，江海洋拍摄电视剧《不可触摸的真情》，我和潘虹饰演一对亲家，在52号大草坪上拍过几场戏。小别墅里似乎没什么变化，我曾经享受过几个月的小办公室还是原样。

　　而今的永福路52号几经改造变迁，现在院内的条件应该讲很不错了。我想，对于上海电影事业来说，这也是块风水宝地，理应多作贡献！这也是我和大陆（寿钧）两个耄耋老人的一点小小心愿，因为我们对永福路52号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