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办于1959年、结束于1963年的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共设导演、表演、摄影、电影文学、电影美术和动画六个系，其中电影文学系、导演系只招过一届学生，其他系也只招过两届。导演系的学生，1963年毕业后，大多分配在海燕、天马两家电影厂，每家也只有六七个人，但最终能成为知名导演的却只有于本正、宋崇、石晓华、徐伟杰、鲍芝芳、李歇浦、武珍年、包起成、沙洁、徐纪宏、吴培民等。他们执导的影视剧曾在国内外获得过不少重要奖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于本正还当过上影厂厂长，宋崇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李歇浦也当过上影厂的副厂长。他们在任职期间，口碑皆好。应该说，这届学生在招生和培养上都是成功的。
我与他们是同届同学，虽在不同的系学习，但因学校里学生不多，又都是住宿生，在学生时代就较为熟悉。一起进入上影工作后，我与他们都合作创作过影视剧，关系更为密切，我们都成了知根知底的好朋友。如今，大家都已年至耄耋，我一直在想，能否静下心来，研究一下这个“导演群体”，哪怕能让后辈们引发一些思考也好。
我时常思索的一个问题是，上影历史上出过不少社会公认的“大师”级导演，而我们这个“导演群体”虽取得了不少成绩，却难出一个“大师”，为什么？
当然，“大师”的标准很难划一。或许这个群体中早已有人自认为“大师”了，我再提出这个问题，肯定自讨没趣、自惹麻烦。前几年这个群体的领军人物于本正荣获上海文艺界的一个大奖，我在去电祝贺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向他讨教了这个问题。还好，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大师”，并对社会上“大师”泛滥的现象深恶痛绝。“大师”就该宁缺毋滥，这样，这个问题就好讨论了。我想，就从我对于导的印象和“‘大师该宁缺毋滥”的话头说起……
上影人大多称呼于本正为“于导”，或许因为他在导演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和社会影响大于他所担任过的厂长职务，或许因为他一贯与大家平等相处，这样叫他显得自然亲热些。他生于1941年，比我大一岁，我习惯叫他“老于”，有时打电话也会叫他“老厂长”“老领导”，他知道我是与他闹着玩的，所以听后往往哈哈大笑。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学生文娱会演时，他与吴培民一起说过相声，当然明白“逗你乐”。他习惯于人们叫他“于导”或“老于”，尤其是同学之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于在1976年35岁时，才在前辈汤晓丹、天然两位老师的带领下，三人合作执导了《难忘的战斗》，毛主席看这部影片时还流了泪。1978年，他携手同班同学徐纪宏，一起合作执导了《特殊任务》。两部都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故事片，助力“拨乱反正”，在社会上有着重大影响，老于自己也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位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高才生，是我们同学中走上工作岗位后较早入党的一位。1980年，他又与汤化达老师合作，执导了《等到满山红叶时》。1982年，他终于独立执导了《魂系蓝天》。这两部故事片系当代题材，反映了改革开放新时代里青年们的新思想新面貌，拍得十分抒情，深受青年观众们的喜爱，激励过一代人。
从1976年到1982年的6年内，老于共参与执导了4部故事片，并开始“单飞”，他还与人合作，创作了《405谋杀案》和《不平静的旅程》两部电影剧本，也都拍成了很好看的电影。他又导又编，平均每年一部，实属优质高产。此时，他刚过40岁，他以他的努力，让领导和群众看到了他在为人为艺上的“不惑”，让他担当重任则是迟早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当时上影的领导，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培养与扶持是煞费苦心的，先由著名的老导演带，再合作执导一两部影片，然后放单飞。我查阅了这一时期的拍片记录，还发现，当时上影的领导，对我们这群人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的，所以能出那么多的人才。當然，他们之间的才华和努力也不是划一的，这要通过实践才能看得出来。通过这六年的实践，老于终于浮出了水面。他不仅执导能力强，而且在编剧上也很有功底。但他当导演就当导演，从未去占编剧的份，当编剧就编剧，从未导演过自己编剧的作品，这一点，他一直坚持到如今，从中也可窥见其人品艺品之一斑。而这一切，都让独具慧眼的上影老厂长徐桑楚看在眼里。1983年初，厂里决定投拍重点片《漂泊奇遇》，徐桑楚信任地将执导任务交给了于本正。
我是这个剧本的责编，十分明白这部重点片“重”在哪儿：一，它是根据我国著名老作家艾芜先生家喻户晓的名著《南行记》改编而成的，几代人都读过这部小说，各人的眼中和心里都留下了各自认定的感人场景和画面。现在要把它拍成影片，不但很难获得艾芜先生的认可，对于广大观众来说，也属众口难调。二，这个剧本是电影界老领导陈荒煤充分肯定后，希望电影厂投拍的。为此，几家电影厂为了争拍这个剧本，还把“官司”打到了国家电影局，最后由国家电影局据理“判给”上影投拍。三，艾芜先生早就立下书面凭据，希望上影投拍此片，上影绝不能辜负他的支持和期望。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上影当然要集中力量去拍好此片。此“重”当然会给老于带来巨大的压力，我真佩服老厂长对年轻人的信任和栽培，人才都是在重压下显现和冒出的。
一般的导演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好班子、挑选好演员上。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老于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认为剧本还不成熟，这与改编者年轻不熟悉这段生活有关。他希望我与两位编剧一起，跟着他与制片、摄影、美工，先去成都听取艾芜先生的意见，请他把当年南行漂泊的艰难历程讲一遍，然后制定路线图，大家一起沿着艾老当年走过的路走一遍，同时把剧本修改好。听后，我怔住了，想：这个剧本连陈荒煤都肯定了，厂里也通过了，怎么在他眼中会不成熟呢？另外，两位编剧为了这个剧本吃了不少苦，受了好多委屈，最终又凭党性、良心站在上影一边，坚决要让上影开拍，如今，到了导演（还不是大导演）手中，还要让他们沿着艾老走过的路走一遍，并且在途中还要修改剧本，让我怎么去向他们开口？老于见状恳切地对我说：“我的压力比谁都大，老同学帮帮忙吧，你们改过这一稿，就算打个句号，以后一切由我负责，你们就安心过春节吧！”有了此话，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我们一行人，先到成都拜访艾芜先生，听取了艾老对剧本的意见，老人家并不唯我独尊，他让我们大胆放手去改编和拍摄。对于导的计划，他十分赞赏，也认为要拍好这部影片，对于年轻的创作人员来说，熟悉这段生活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他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他当年为了生计，南行独自漂泊的经历，并与我们一起制定了重走的路线图……
接着，我们就飞往昆明，一程又一程地沿着当年艾芜先生的南行路线重走一遍，一直走到与缅甸交界的瑞丽。沿途大多是深山老林，荒无人烟，偶尔见到一位少数民族兄弟也都腰挂长刀防身，其艰险与辛苦难以言表，但终于让我们熟悉了环境，体验到了艾芜先生当时的心情，为进一步塑造好人物、修改好剧本起到了重要作用。返回昆明后，我如释重负地送走了两位编剧，这才与老于他们一起回沪过节。事后，我才知道，这年春节期间，老于一天也没休息过，他遵守自己的诺言，接过两位编剧的改稿，重新又认真地修改了一遍，拿出了自己的导演台本。当他请我提意见时，我真佩服他对体验生活的执着和对一剧之本的重视，同时，也对他所显示出的文学功底深表敬重。我唯一能回报他的，是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把他的导演台本推荐到一家名牌杂志发表，希望能听到更多有益的意见。
春节过后，老于又赶在开拍前，带着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一起去成都拜访艾老，请他审定导演台本，并再一次讲述他当年南行的经历和心情。这对演职人员，尤其是对几位主要演员，在塑造人物上是非常有助益的。影片拍成后，他又邀我一起去成都，会同两位编剧，请艾老审看影片，准备听取他的意見后再作修改。放映影片时，老于一直关注着艾老的表情。影片一放完，艾老就起身带头鼓掌，接着放映大厅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见老于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天，艾老的心情特别好，他请我们吃遍了成都的名小吃。
《漂泊奇遇》无疑是老于独立导演的成名作。他对艺术的敬畏和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任上影厂厂长，我任文学部领导之一后，他对我们文学部送审的剧本（其中也包括我参与创作的剧本）要求近乎“苛刻”，我也“怒而不敢言”。最近，有位80多岁的老编辑，对我说起了有关老于的一件事：他作为厂长、艺委会领导，在讨论这位老编辑任责编的一个剧本时，提了不少的意见，基本上否定了这个剧本。事后，他又主动地去与这位老编辑打招呼，恳切地说：我知道你们扶植一个剧本很不容易，我在艺委会上说的那些，你不恨我吧？要不你们再好好修改，但必须改好了才能投产！而后在这位老编辑和编剧的共同努力下，剧本终于改好并最终投产。那位老编辑对我说：“我非但不恨老于，至今都还感谢他。他的那些意见都是一针见血的，剧本就该多磨，多磨才会出好剧本。”
1985年，在老厂长徐桑楚离休前夕，曹禺女儿方方把她父亲的著名话剧《日出》改编成了上下集的电影剧本，希望由上影投拍。谁都明白，这个“活儿”既荣幸，又不好“揽”。老厂长再三考虑，最终还是选定了老于去执导。这可是比拍《漂泊奇遇》还要艰巨的任务。老于虽然有了执导改编名著的经验，但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他所付出的心血，上影人都看在眼里。老于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导演，创作中既要维护自己的艺术主张，又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一壶”就够他“喝”的，最终能处理得“皆大欢喜”，实在不容易！
这部影片的成功摄制，也让老于为人为艺上极高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充分显现。1985年后，他先后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创作室主任、副厂长、厂长。近十年的仕途，我很难说是他人生的“幸”还是“不幸”。在以张骏祥、徐桑楚为首的老一代上影领导人退居二线之后，有几位在电影艺术上很有成就且前途无量的中年艺术家被选拔出来，接了他们的班，这对继承和发扬上影优良传统是有利的。但相应的，他们就不能如以前那样，一部接着一部地拍片了，而当时又正是他们艺术上的成熟期和体力上的强壮期，像吴贻弓、于本正那样的优秀导演，如能继续一部又一部地拍下去的话，何尝不也是上海电影的幸事。我是亲耳听到老于坚决否认自己是“大师”的;而在老吴的晚年，我也亲耳听到他感叹：现在，电影离我越来越遥远了……老吴在临终前写下了一句话：“上海电影万岁”。我不知他在写下这句话时是怎么想的，我想的是，曾无愧中国电影半壁江山的上海电影，如何不被“边缘化”，如何永远显示其无限的生命力，是要靠上海独立产出的影片的生命力来彰显的。让我们在深思中共同努力！
老于在将近十年的仕途中只拍了两部影片，但都得了奖：一是摄制于1987年的《紫红色的皇冠》，于1989年获第三届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二是摄制于1992年的《走出地平线》，入选中宣部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前者，他对儿童电影的内容与形式都作了探索且有所突破，非常新颖亮眼，确实“牛”气逼人，获得这个“童牛”奖，名副其实。后者，则拍得气势磅礴，深刻动人，这部农村题材的影片，突破了以往常见的内容，抓取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典型，表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改革开放”的国策，不仅是深得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民心，而且也源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由人民推动的。这部影片拍摄至今已近三十年，在进一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今天，重温这部影片，感触会更深，它的内核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新中国电影创作中的一部经典佳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老于从上影厂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至退休的几年内，他执导了三部影片。除了《悲情枪手》奉命为首次执导的新手把关之外，其他两部他自己选定剧本、独立执导的影片又都得了大奖：一是1995年受邀去浙影拍摄的《信访办主任》，获1995年度“华表奖”;二便是在上影执导的反贪大片《生死抉择》。这部影片尖锐地介入了当代生活，把“反腐”提到了有关我党存亡的高度，以致送审后谁都不敢拍板上市，后经当时党中央的一位常委审看后才放行，但仍为一些地方政府所抵制。观众却欢庆鼓舞，奔走相告，市场上一票难求，甚至出现了盗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应《解放日报》之邀，为此片写过一篇题为《代表人民利益》的评论文章，现一字不改地照录如下——
电影《生死抉择》的成功，给我们影视创作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当今政治清明、创作大环境相对自由、文艺作品题材多元化的现状下，作为反映当代社会当代生活上有众多优势的影视创作，要不要坚持自己的优势，及时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热点，敢不敢触及尖锐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处理好各种关系，真实地倾吐出人民的心声，《生死抉择》的编导们义无反顾地作出了自己的“抉择”。
导演于本正、编剧贺子壮和宋继高都是我的同事与朋友，我对他们是很熟悉的。他们在创作上很有成就，不愁没有人请他们拍戏写剧本，不愁没有钱赚。但当领导交给他们这个创作任务时，虽由于题材极其尖锐，他们开始有点担心，但小说作者张平在与他们交换创作意图时所说的“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不可以远离时代与人民。文学不关注人民，人民又如何去热爱文学”的话，深深地震动了他们。他们回顾了影视创作的现状，明白了“不关注人民，人民又如何关注电影”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委领导和各级领导的全力支持下，他们共同接下了这个任务。
而在具体情节的取舍与设置中，还是有不少敏感和尖锐的问题需要他们认真推敲的，如一个大企业整个班子的腐败、省市高层领导的腐败以及他们的相互勾结，从而形成的一张难以挣破的网，如不去正面表现，难以触目惊心达到警世的作用;如表现不当，会让人民灰心丧气，并且这两者都是违背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所以，敢于“抉择”还不解决问题，还要善于去处理好各种关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影片，着力塑造了李高成为首的一批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光辉形象，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党和人民反腐倡廉的决心和信心，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就是那些上上下下的腐败分子，也写出了他们各自的根源，使其“合理可信”起来，充当好反面教材。这样，就从正、反两方面同时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既起到了警世作用，又鼓舞人心，从而使这部影片牢牢地站住了脚跟，得到了领导和人民的共同欢迎。能做到这些，同编导们的思想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我的编导朋友们是边创作、边学习、边提高，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不少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们都对我说：进电影院时是抱着受教育的心态去的，而一坐下来，影片开始放映，随着剧情的逐渐展开，就再也不想离开电影院……也就是说，他们从“被动”，转为了“主动”。我对他们说，我看这部影片时，也是从“被动”转为“主动”的，我是电影厂的艺委会成员，对本厂出品的影片要参与审查。而看过这部影片后，我如实地对于本正导演说：其中，有两三处我掉泪了。的确，这部影片除了有极强的思想震撼力之外，还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其中，李高成家庭中妻子与女儿的设置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展开尤为成功。李高成的妻子吴霭珍，她自认为一切都是为了女儿、为了丈夫。丈夫忙于工作，苦于解决各种矛盾，她自感应担负起一切家庭责任。然而，她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犯罪道路。当她明白，这样不但害了自己也让丈夫置于更为尴尬和困难的境地时，她回了一次丈夫的老家，最后侍候几天公婆后，决定与丈夫离婚，并去自首。李高成心中什么都明白，他有好多话要对妻子说，但他只说了：我等你……这些戏，有强烈的感情冲击波，观众们都会掉下泪来。我们一些创作人员虽有责任感创作一些思想内容较好，反映当代生活的影视剧，但往往由于在艺术感染力上存在问题，而让观众们感到失望。如果这种作品多了，效果会适得其反，败坏了此类题材的名声。而《生死抉择》，由于思想性与艺术性一起抓，使这类题材的名声得到了重振。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局面，在抓当代题材时，也把艺术性看作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文艺创作的一个规律，谁都应该遵循。
要做到、做好这些，也难为了编导们。于本正一向对剧本创作抓得很严很细。他明白，剧本是一剧之本，剧本不成熟，千万不能轻易上马。于是他与贺子壮、宋继高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剧本，直至于本正认为可以接手后，他又认真地搞了一遍导演台本。其中，还有幕后的幕后英雄，编辑孟森辉、张微定等也作了不少无私的贡献，才使剧本日趋完善。影片成功后，两位编剧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多亏了于本正要求严格。他们没有说自己。但据我所知，两位编剧也是沉得住气的，在创作过程中，他们也向导演表示：只要你认为还不成熟，他们一定认真改！只有这样的合作，这样的严格要求，才能搞出一个好剧本来，给影片的成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们有些编导，商业操作的气味太浓，总想快点拍竣，拿到酬金跑路，对片子质量的责任心不强，或者是急于求成，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生死抉择》的编导和它所有的创作人员却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进行这次创作。这是值得我们其他编创人员好好学习的。
这部片子，在当时全国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说前无先例，理所当然地在国内获得了不少奖项，为上海电影争了光！而在上影人的心目中，对老于更为敬重的是，他在执政上影期间，也如此片中的主人公那样廉政，从未为私人或家庭去捞取过任何个人利益。在2021年全国共同庆祝党的百年诞辰时，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看到了记者对老于的采访，他已满头白发，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起了当年拍摄此片时的情况，他把所取得的成绩都归功于党和人民，李高成的言行，都是党和人民正能量的体现，而他塑造过程也是自己的学习过程。
由于老于对剧本的要求十分严格，在他退休前的几年内，虽请他执导的机会很多，但若未能挑选到合适自己拍摄的题材，他宁可不拍。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他挑中了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剧本，也是反映当代生活的，已出外景了，却由于与制片方艺术见解相异，最终他选择退出。二是我应上海高检之邀创作了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剧本，在投拍时，制片方希望我能邀请于导任“艺术总监”，前来把关，他看过剧本后就一口答应了。当时，因拍摄经费有限，给他的酬金很少，他一点都没有计较。他说，反映检察人员生活的作品太少，这样的片子该拍！这部片子的导演是他的同班同学，也与我一样，曾是他领导过的“下级”。我们在创作中相处得很好，让我又一次体悟到，老于在艺术上是非常顶真的，而在待人上是十分宽容的。
熟悉和期待着于导的老上影人都很奇怪，这位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他同代导演都有利些的名导，为什么没在他退休前后多留下几部佳作呢？谢晋在“文革”后的几部力作，不都是在他60岁上下完成的吗？为什么老于在拍过《生死抉择》后就戛然而止了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曾错怪他“贪玩”，并认为作为我们这一代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活动过多。但我也知道，他对电影艺术的热爱从未休止过。我俩退休至今，还都是上影艺委会的委员。只要上影在电影创作上需要他出力，哪怕是“为他人作嫁衣”，他也都全身心地投入。直至近几年，他还坚持游泳，锻炼身体，保持体力。我明白，只要有机会让他披坚执锐重新上阵，他还是会披荆斩棘，拍出好影片的。我也明白，他们以执导为业的人，与我们这些写作者不一样，我们只要一支笔一张纸（如今是电脑）就可工作，导演却要投资方看中你，肯为你投下巨额资金，才能有所作为。而于导更“难”，还得他看得中剧本。我也曾想过，凭老于各方面所具备的条件，为什么他不能主动出击，选择好题材后，向有关方面主动“请缨”呢？我曾就这个问题求教过他，他听后苦笑了一下，给我详尽地诉说了一段他选择好题材和编剧后，向有关领导主动“请缨”的经历，那段遭遇非常“无趣”，他只能以“知趣”自慰……当时，我真后悔去触他的“心境”，好在我们说笑惯了，彼此一笑了事。但通过此事，也让我对老于的了解更加深了一层。
有一天，老于给我来电，说他昨夜做了个梦：有关方面请他去讨论一个电影剧本，而这个剧本写得一塌糊涂，作者的自我感觉却十分良好，逼着他上马投拍。他实在忍不住了，便如实地谈出了自己的意见。作者便与他争论起来，他气愤地说：这个剧本所存在的问题，在编辑那里就应该要解决的，如此不成熟，怎好拿到这种场合来讨论？于是，我也出来支持了他……老于告诉我，他是在剧烈的争吵中“吵醒”的。他知道我写过《百梦谁醒》的书，便来问我：此梦是什么意思？我听后，大笑起来，说，什么意思？还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呗。他听后，未出声。我忙说，谢谢你，你还能梦到我且作为“正面人物”出场。大家一起笑着“圆”了此梦。彼此心中都十分清楚，我们在如今的处境下，该做些什么。
我每天仍坚持着写作两三个小时，写自己想写且还能写的东西。而对于老于，我总惋惜他，未能像谢晋那样，在退休前后还能执导出几部好影片来。第四代導演都已年至耄耋，此页即将翻篇，而对于第五、第六代导演来说，前代同行的经验教训如能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对于后来者也会有所益处。
如今，老于和我一样，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又年至八十，再要执导拍片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我对他说，至今还没有人为你写下些什么，我想写写你。他同意了，他说，几年前，有关方面拨下一笔资金，要为他出本书，他之所以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是因为感到社会给他的荣誉已经太多了，他只想再给社会作出些贡献。“如今，你要写，就写写我们这代人所留下的教训吧，或许对后辈还有些用处。”经历着全球性的疫情，每个人都会去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好奇他在疫情期间是如何度日的，他告诉我，除了上影新领导请他帮忙判断一些题材外，他在家里每天还要看一部电影，总要过了午夜方才入睡。他对电影的痴迷让我感叹万分……我希望他保重身体，只要活着，总会再有给社会作贡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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