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立夫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连绵而稠密，远望窗外，白茫茫的一片。此时此刻，我想起已故的几位老同事，特别怀念的是协会的三位老秘书长，他们是管荫深、薄森海和解金福……

一

我是1986年盛夏进上海市文联的。一天，我在《上海歌声》编辑部聊天，见到一位身材不高，戴一副黑边眼镜的老同志，编辑老浦介绍说：“这是我们的秘书长。”后来知道，他就是音协的秘书长管荫深。

　　老管为人低调，从来不谈自己，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名老音乐家。其实，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是新安旅行团（新四军一文艺团体）的作曲，南下上海曾任上海歌剧院作曲，他写过不少音乐作品，大多湮灭在历史的烟波中了。

　　老管不但懂音乐，文字能力也很强。他选稿准，对来稿中的问题切中要害。一天，编辑部主任杨文揆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一首寄自广州的音乐作品，题目叫《请到天涯海角来》，词曲作者是郑南和徐东蔚。经过反复吟唱，他认定这是一首内容健康、旋律轻快的好作品。他欣喜地把它推荐给管荫深，老管看了说好。但稿件送审时，这首作品被意外地退了回来。理由是，当前正在抓“精神污染”，这是一首典型的流行歌曲，恐怕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这下老管和老杨急了，他们相约去这位领导家，据理力争，坦陈自己的看法。这位领导终于松口了，同意发表这首作品。歌曲发表后，经由青年歌手沈小岑演唱，一炮打响，红遍全国，成为许多通俗歌手必唱的歌曲之一。

　　管荫深处理问题也是耐心细致的。一天，静悄悄的编辑部吵声大作，引起周围人的好奇。那时，编辑部共有六人，主任是杨文揆，编辑五人，三人管歌曲，一人管文字，我管歌词。管文字的是位年轻女同志，她少言寡语，很少与人交流，我见她每天阅稿外，总在伏案读书。读什么书？读英语书。当时中国尚未掀起出国热，她已经在悄悄作准备。几年后，她通过托福考试，去美国读新闻专业，这是后话。主任老杨看不惯她的“不务正业”，多次批评她。这天她大概忍不住了，奋起“反抗”，大声与老杨理论，弄得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管荫深知道后，把老杨拉走，在小房间里谈了很长时间，出来后又找那位女编辑谈话，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老管离休前精神状态不好，平时不苟言笑，现在更加严肃了。他经常喝酒，有时中午也喝，喝的是红酒。有人悄悄告诉我，老管正在闹情绪，心情不舒畅，他究竟与谁闹矛盾，大家都不明就里。离休不久他进了医院，一查得了胰腺癌，我和同事去看他，他吊着盐水，很痛苦，靠打杜冷丁度日。大家为他难过，这么好的一位老同志，竟被病魔折磨成这副模样，让人心痛。

二

老管退休后，薄森海同志接任秘书长的工作。老薄是从外单位直接调任这个职位的。一天，副秘书长李国卿对我说：“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没有说去见谁，我也没问，原来，见得正是薄森海。老薄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在市工人文化宫担任创作辅导，后进上海淮剧团任党支部书记兼作曲。音协需要他，他来了。当时音协主席是朱践耳，李国卿带着老薄和我曾三次去践耳府上，介绍音协近况和今后的打算。

　　老薄长我一岁，他的管理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都强于我。他在音乐学院就是一名学生干部，毕业后又长期从事领导工作，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进音协后，他大胆改革，调整机构，安排人事，制定制度，奖勤罚懒，经过一段时日，协会有了新的起色。

　　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协调、服务”，老薄把这六个字牢记在心头。有一天，一位退休的歌唱家向他反映：“我们退休闲在家里，荒废了，你能不能组织我们这些老家伙去演出？”一句话提醒了老薄，对呀，组织巡演不仅让老艺术家们老有所为，发挥余热，还可以活跃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在老薄的组织安排下，一批又一批艺术家下工厂、下部队、下学校，社会反响很好。这一活动同样吸引不少中青年艺术家，他们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群众义务演出。在经常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中，有陆春龄、施鸿鄂、闵惠芬、黄葆慧、张世明、戚长伟、魏松、杨学进等。他们的精彩表演，赢得观众的热烈欢迎。

　　1990年代初，杂志社试行自负盈亏，这给我所在的单位很大压力。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加之自我又找不到一条新的出路，杂志社举步维艰。老薄和主席团领导多次商议，谋求出路。一个消息传来，东方广播电台愿意接这个摊子，刊物改名为《东方歌声》，编辑部也搬到广播大厦去了。我没有去，我当时还兼任协会党支部副书记和工会主席。在老薄的运作下，经文联领导同意，我被安排进音协工作。开始工作量不大，处理一些办公室工作，为老薄分担一些日常事务。后来创办了《上海音讯》和《上海歌词》，工作忙了起来。

　　老薄是2002年初患病的，消瘦、虚弱、夜不成寐、疼痛难熬，一年后查实是脑瘤，但已经晚了。经过两次手术，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老薄与病魔抗争多年，其间，他忍痛整理了30万字的书稿，付梓后寄给亲朋好友。我捧读这部老薄用心血写成的书，心潮起伏，仿佛他又来到我的身边。

三

我所接触的第三位秘书长是解金福同志。老解是从甘肃兰州文工团转业回上海的，是一位琵琶专家。一天，办公室来了一位身材微胖、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我发现这人手不离烟，不时吞云吐雾，人倒挺和气，与大家关系不错，他就是解金福，他是协会唯一一位抽烟，而且烟瘾很重的人。

　　老解进协会时，开始负责办公室工作。当时正值文联大搬家，从巨鹿路迁到现在的延安西路238号。他指挥协会同志安排各自的办公室，工作有条不紊，干脆利落，给其他同志留下一个好印象。但好景不长，没多久，有人反映他在外面搞经济活动，说是账目不清。于是，他被调离岗位。他每天无所事事，抽烟的频率更高了。那段时间他心里很茫然，但他还是坚持上班，只是很少跟人说话。待到薄森海上任，重新调整机构，安排人事，解金福才被启用。

　　老薄退休，文联任命解金福为秘书长（先任副秘书长）。那时，音协与东广已经解除联合办刊的协议，杂志社又回到音协，刊名改为《上海音乐》，我又去杂志社帮助看稿。因为我还兼任协会一部分工作，老解遇事总与我商量协调。记得有一年，我负责“上海之春”音乐会宣传工作，组委会决定向社会征集“上海之春”音乐会会徽。媒体发布征集启事后，来稿踊跃。我请老解帮我审稿，我俩同时看中三友实业社的一幅图稿，老解高兴地拍拍我的肩头说：“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啊！”

　　在老薄的支持下，我办了两件事：一是与闵行区文化局联办《上海歌词》，这个刊物成为全国词曲作者切磋艺术、展示新作的平台；二是创办《上海音讯》，这是由音协主席桑桐先生提议筹办的，是一份交流上海乐坛信息的小报。老解接班后，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两个刊物。他平时从不干涉我的工作，有想法和要求也是很婉转地提出。有一年年底，我主动向老解汇报《上海歌词》的工作，交给他一份刊物的年终总结，他很高兴，第二天批给我一笔经费，作为对编辑部一年工作的奖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解的烟越抽越猛，脸上的神色也不很好，好像有一大堆无法排遣的苦处。遇到亲近的人，他会发一通牢骚，一副忿忿然的样子。大家猜不透其中的原因，暗暗为他的身体担心。想不到退休仅仅一年，他便倒在家中的电脑台上，从此再也没有醒来，让熟悉他的人扼腕痛惜。

　　窗外，雨丝依然绵长。我仰望长空，天空灰蒙蒙的，我仿佛看见三位秘书长匆匆离去的背影。一个举着酒杯，一个哼着淮曲，一个抱着琵琶，远去了，远去了。我轻轻地挥挥手，说：“秘书长，你们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