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岁月的长河会渐渐浸没人的一生，但流逝的时间却难以清空记忆屏幕里收藏的人和事，一个闪回就能激活那些储存的人和事，尤其是曾经陪伴过你，给你教诲、指点、帮助，赏识你、提携你，让你的生命更有价值、更出彩的人，时不时地会在你眼前出现。情景再现中你能细细品味、感受人性的温度。人们习惯将这些人敬为自己的“高人”和“贵人”。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高人或贵人”，石方禹先生是我无法忘却的“高人或贵人”。
当下，提起“石方禹”这个名字，六十岁以下的人大多一片茫然，但年长一些的电影人依然会记得他，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电影编剧，还长期担任过电影界的领导：海燕电影厂、上影厂的文学部主任，上影厂副厂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书记等。他为中国电影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电影人的普遍赞扬和敬重。
石方禹
然而，让我甚为遗憾和痛心的是，2009年1月31日，在雪花飘飘、寒风飕飕、京城一片素色的萧瑟中，方禹先生结束了与气管炎肺气肿的顽强搏斗，驾鹤西去。然而，一连好多天，悄声无息，电影界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直到一个星期后，我才从中国影协的一位朋友那里得到噩耗，我立马与一些熟悉他的老上影人联系，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离去。我纳闷、诧异，不明就里，随即和北京相关人员联系，刨根问底。对方无奈地告诉我，方禹同志对自己的后事如何处理，早就以书信方式给组织和妻儿留下了嘱托，提出五点要求：一不发讣告；二不做遗体告别；三不写生平事迹；四不开会，不口头评价生平；五骨灰撒入大海。在他给儿子的书信上，他的同学、战友、妻子沈粹特女士也在他的签名旁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听到这些，除了感动和敬佩，我无言以答。在他工作过三十年的上影，我们这些曾经在他麾下被他耳提面命过的后生晚辈，连发个唁电、送束鲜花的机会都被他谢绝了，心里好痛啊。然而心底的祭奠依然是庄严隆重的，他的音容笑貌、高风亮节已化作无字之碑，被我们永久地珍藏了。我无法探究揣摩他对生死的理解，也许在纷纷扬扬的世界里他经历太多，感悟太深，对一切都看得很透。也许身处喧闹的娱乐圈又不愿意割弃文人的清高，执拗耿直的个性给他带来身心的疲惫，也许病魔的肆虐让他的坚强已经消耗到零点，他不愿意再惊扰别人，无谓地接受太多的关爱，悄悄地找个永远安静的地方写他的诗歌和评论去了——毕竟他有才气、有专业、有水平、有能量，在新闻战线、文学领域、电影艺术、行政管理等多个方面都有出众造诣和建树。
贰
第一次见到方禹先生是在上影他的办公室，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年，我被调入上影。上影是许多年轻人心驰神往的艺术殿堂，是梦的港湾。青葱岁月，懵懂的我曾徘徊在上影厂门口，盼望着与自己崇拜的明星来一次邂逅。看着那些潇洒地晃一晃工作证就能大摇大摆走进去的上影员工，心里涌动的是羡慕和嫉妒。如今，真的要走进这座神秘的梦工厂，一阵欣喜之后，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战战兢兢。尽管自己学的是中文，但我深知我这丁点墨水融入这深不可测的艺术海洋里，就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在这名人荟萃的陌生而又神奇的殿堂，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又能担当什么样的工作呢？带着这样的问号，我惴惴不安地进了上影。人事科的领导孙秀芳和戴正初热情地接待了我，办完所有入职手续后，他们十分关切地问我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和要求。我不敢也提不出什么具体要求，只是坦然地告诉他们，我从小喜欢书法，我最想做的事是为电影写字幕。两位领导都笑了，摇摇头，不容置疑地对我说：“字幕车间，你去不了。”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连写字幕都不行，我还能干啥？戴正初对我说，你的毛笔字确实写得很好，但你是大学生，属于干部编制，而字幕车间的职工是工人编制。哦，还有这种区别，我虽然理解不了，但字幕车间是肯定去不了了。没过几天，人事科通知我，方禹厂长约我谈话。于是我走进了方禹先生的办公室，和他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方禹先生个头不高，形象也不魁伟，但他浑身透溢出一种气质和力量。他穿着合身挺括的中山装，头发一丝不乱，由前向后整齐划一，留出饱满而发亮的天庭，一副深色玳瑁眼镜，难以遮掩灼灼犀利的目光，沉稳的举止和一口带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平添了浓重的南方文人气质。我的第一感觉是，他精干、洒脱、睿智，是一位非常注重仪表和风度的洋气的知识分子。
我的第一印象没错。事后知道，方禹先生确实是福建人，1925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是位地地道道的华侨。两岁时，他随当医生的父亲回归家乡，定居在福州。从小学到燕京大学，他都在教会学校就读，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受西风之濡染，生活习惯和作风做派也自然有了一种力求完美精致的讲究。
方禹先生一边为我沏茶一边仔细打量着我。他的目光直直的亮亮的，有股穿透力。如果给他穿上白大褂，俨然一位技艺精湛的外科大夫。
是的，他是带着医生的基因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的父亲石纪麟就是一位医道高明的医生，曾经担任过福州平民医院院长。受家庭影响、父辈濡染，方禹先生的兄妹中有好几位都当了医生，涉及外科、儿科、内科多个领域，而且都成就卓著，名闻遐迩，其中大哥石美鑫更是独树一帜，作为我国心胸外科的领军人物，在医疗卫生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曾经出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培养和造就了许多杰出人才。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方禹先生最有可能的是子承父业、弟随兄事，成为一名医生。但是身处风云激荡的时代，在他看来，医生只能解除个体的病痛，革命才能拯救整个社会，他想成为新闻记者，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正义呼声，用笔代刀，医治这病态的社会，为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青春热血。1946年12月，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方禹先生，被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沈崇的暴行彻底激怒了，他挺身而出，排除种种困难和阻挠，采访了沈崇，挥笔写就《沈女士访问记》，刊登于《燕京新闻》，揭示了事件的真相。此文立即被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天津的《大公报》等多家大报全文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显示了他的斗争精神和职业素质。1947年，他在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个喝了许多洋墨水的年轻人、一个生活相对优渥的大学生，方禹先生没有迷失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的良知和责任依然被那颗火热的中国心所维系，他为进步呐喊，为百姓请愿，把自己的青春融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在白色恐怖的黑暗日子里，他根据组织的需要，转辗北京、武汉、香港、上海等多地，先后在《大公报》《长江日报》《香港文汇报》《上海新闻》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用他擅长的英语写出一篇篇文锋犀利的檄文，抒发自己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
新中国的诞生让他郁结在心中的激情爆发了，面对明朗的天空、沐浴温熙的春风，他放飞了孕育已久的对祖国的赞歌。1950年，他在上海创作了抒情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该诗1950年10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在全国引起轰动，人们争相吟诵，为新中国的诞生，为新纪元的开始，为新生活的到来，抒豪情欢欣鼓舞，立壮志万众一心。我记得当学生时，曾经读过那首诗，情逸纸面、力透句读，文字之精炼、节奏之起伏、脉率之炫动，让我对这位有着“归国华侨”头衔的诗人肃然起敬。
石方禹夫妇
30年后，当这位诗人真的坐在我的面前时，他那睿智而闪烁光彩的目光，唤出了30 年前那些铿锵有力的诗句：“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因为/我是属于这样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假如我感到自己/有什么可以骄傲/那是因为我生活在/新中国的时代……”我想，30年，祖国沧桑巨变，我们完全可以为祖国骄傲；30年，他成绩斐然，他一样可以为自己骄傲。
但他没有骄傲，当他以上影主管文学的副厂长和我这个刚入职的后生小辈谈话时，他像邻家叔叔，不摆一点架子，也没有半点官腔。他仔细询问了我的具体情况后，也问了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我直说了想写字幕的打算，他嘴角一扬，笑笑说：“我听人事科的同志说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原因很简单，编制不同，他们已经给你说清楚了。”话说得很干脆，我笑笑，有点不好意思。他翻翻手头有关我的资料，看了我一眼，告诉我：“你是干部编制，学的是中文，应该从事文字工作。我看了你的材料，你有很好的写作能力和汉语专业水平，完全可以胜任文字编辑这份工作。正巧我们在物色编辑，筹备《上影画报》复刊工作，你可以参加。”
我咯噔一下，《上影画报》可是享誉全国的电影杂志，我当编辑，行吗？我吐露了自己的担心和疑虑。他站了起来，嘴角又扬了一下，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别以为我们这儿的文学编辑，个个都是高手。其实，他们中好些人都是半路出家，从别的行当转过来的，真正学中文的不是很多。凭我的经验，你肯定行！至于你喜欢写字，我看可以作为终身爱好，不要放弃，将来为影片题片名的机会还是存在的。”为了鼓励我，方禹先生还谈到1952年一纸调令，将他调入中央电影局上海剧本创作所的那段经历。他告诉我，对电影他是门外汉，基本啥也不懂，而剧本创作所的成员不乏柯灵这样的大家，所以一进那门，心里卜卜直跳，怕没本事胜任。他说，我那时的心情和你现在一样。方禹先生的一席话确实说得我心里暖洋洋、喜滋滋的，能在电影厂当编辑曾经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但我那点墨水够吗？顾虑还是有的。这时，方禹先生话锋一转，说道：“刚才我所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你的工作最终怎么安排还必须由党委会讨论决定，因此你最好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写两篇文章供讨论时用。一篇是记叙文，写马路见闻，四百字左右；一篇是散文，写你最熟悉最敬重的一位艺术家或老师，六百字左右。争取明天交给我。”
我的心又被悬了起来，考试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从小学到大学，可算身经百战，但这是一次事关终身的考试，考官又是一位20世纪40年代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富有才学和经验的记者编辑“老法师”，我真的能过得了他那双挑剔的目光吗？方禹先生似乎看到了我的内心，一个劲儿地为我打气：“我看过你写的东西，你能行。关键是不要患得患失，放开来写！”关羽走麦城，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唯有迎接挑战。幸好我曾经当过广播站的编辑，编过小报，喜欢“舞文弄墨”，似乎还有那么点小小的积累。
告别方禹先生回到家，听我一说，全家立即进入凝重的“临战状态”，一片宁静。我闭门关窗，挤出所有积累，使出浑身解数，投入了紧张的“创作”。
我花了半天工夫，赶在当天晚饭前写完了两篇文章。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我打听到方禹先生的住所，充当了一回“不速之客”，争分夺秒将文章送到方禹先生的手中。记得方禹先生的家在陕西北路，楼下是一家幼儿园，环境幽静。我按下门铃后，开门的是方禹先生的夫人。后来知道，他的夫人很“厉害”，和方禹先生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同学，1980年代就当上某工业大学的校长，级别比方禹还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俩胼手胝足，相濡以沫，在一起共同生活了62年。
那天，我的冒昧并没有给方禹先生带来任何不快，他接过我的文章，脸上露出了惊喜，只说了三个字：“这么快！”第二天，他告诉我，他看了文章，感觉“很满意”；尤其在遣词用字和标点的运用上显得很正规，有功底，具有当编辑的基本功。
很快，党委会讨论同意我作为编辑参加《上影画报》复刊筹备工作。就这样，我叩开了上影的大门，走进了曾经诞生过许多经典电影剧本的永福路52号上影文学部，开始了自己的电影之旅。方禹先生亲自把我带到《上影画报》编辑部，介绍给大家。作为《上影画报》的首任主编，他是我的直接领导，给了我许多指教，让我在一张白纸上绘画自己的艺术人生……我从编辑到副主编、主编……直到担任电影集团副总裁，30多年不仅监制了200多部影片、3000多集电视剧，还真的为多部影视剧题了片名，做成了许多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这一切，都源自于方禹先生的关爱和提携。尽管，在《上影画报》复刊后的第二年，他被破格提拔，调职北京，出任国家电影局局长；但每次见到他，他依然很亲切，嘘寒问暖，聊长话短，为《上影画报》的内容和风格提一些很具体的要求和希望，关照我、叮嘱我、鼓励我，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每当我取得一点进步，他为我高兴为我庆贺，同时又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不要骄傲不要满足，要尊重老同志，学会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叁
方禹先生所以能从上海走向全国，从副厂长到局长，靠的是能力，是水平，是政治素质艺术素养，是人品人格作风做派。他不仅在1950年代初创作了《天罗地网》和《小小足球队》等电影剧本，更为重要的是，百废待兴的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他主抓上海电影文学，满怀热情重整河山，培育和扶植了诸如《小街》《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多部经典电影。他对中国电影的理解和判断有着清晰的思考，对组织电影创作也有超强的能力，他那双目光犀利的眼睛有其独特之处。回首那年头，当官不是件肥差，而是责任和担当。那时风清气正，很少闻悉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丑恶现象，知识的力量和文人的清高，还在许多人的骨子里流淌。方禹先生，一介书生，为了事业，抛家弃眷，独自一人来到北京，首先生活就面临很多挑战。他住在礼士胡同电影局所在的那座王府后花园的一间小屋里，几样简单的家具构成了他的生活空间，饮食起居全得自己打理，尤其是一天三顿饭，除了中午端着搪瓷碗和员工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菜，早晚两顿就让他头疼了。他不谙厨灶，工作又忙，那时又不兴胡吃海喝，没时间没地方打牙祭，只能是面条复面条，方便简捷，填饱肚子为算，没法讲究。我曾经去拜访过他，还和他一起在食堂用了餐，就像普通员工一样，同样的饭桌、同样的饭菜，挤在一起，没有一点特殊，更没有小灶可开。
人们常用“快乐的单身汉”形容独居的轻松和自由，但远离家庭的方禹先生，就失缺了快乐，除了常受孤独的骚扰外，工作和精神压力特别大，拥抱他的绝不是轻松和自由。他奉命任职的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起步，社会嬗变，思想活跃，各种思潮、观点、倾向争锋碰撞，挣脱“文革”桎梏的文艺界也出现了风生云起的局面，各种探索、多样进取都露出了端倪。作为电影局的主要领导如何审时度势，把握方向，既顺应规律又坚守原则，既鼓励解放思想又不逾底线，始终在考验方禹先生。方禹先生是个有思想、有性格、有激情的知识分子，他不会随波逐流，也不擅趋炎附势，他对电影有自己的考虑，而且愿意十分坦荡地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么做，总会引来是非，惹得一些人不高兴，自然少不了评头论足，风言风语。用方禹先生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面前工作任务如火如荼，但在我背后时常觉得凉风习习”。
是啊，从1985年到1989年，思想领域风起云涌，意识形态明争暗斗，方禹先生处在风口浪尖，日子怎么会好过？这期间，他因法国电影周和美国电影周的个别影片中保留了无法删减的某些人士称之为“伤风败俗”的镜头而遭到诬谗和攻讦。他写了一篇《多一点娱乐性》的文章，更像捅了马蜂窝似的，受到诽谤和声讨，一些人嗡嗡营营，明里暗里要罢他的官、撤他的职。他们哪里知道，方禹先生根本就不想当这个官，他每隔半年就会递上一份辞职书。好容易挨到1987年，他去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攻击他的风头似乎小了点。三年后，尊敬的方禹先生终于无官一身轻，回归了自由。而早在前几年，他太太退了休，也已来到了他身边，生活自然滋润多了。
方禹先生在中国电影家协会期间，我经常携上影新片去协会请专家观摩评论，也有幸聆听到他的指导，继续享受前辈长者的关怀，但我隐隐感觉到他的气管炎越来越厉害了，讲话气很急，我为他担心。我最后一次见方禹先生，是在北京举行的《詹天佑》观摩讨论会上。在这之前，年届耄耋的他因受气管炎形成的肺气肿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足不出户了。可是，因为孙道临，因为他们同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因为他俩在上影工作结下的那份深厚情谊，因为他对知识分子楷模詹天佑的敬重和仰慕，在那个灰蒙蒙的连正常人都感到呼吸不畅的日子，他来了。尽管他不停地喘气，隔三四分钟就得往口腔里喷上雾状的药剂，但他还是饱含真情发了言。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心里在流泪。一名激情飞扬、才华横溢、潇洒倜傥的诗人作家，一位出身燕京、参加过学生运动、1947年就入党的老干部，一个为电影事业鞠躬尽瘁的老前辈，这些鲜明的形象，在我眼前交替着重叠，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方禹先生“不惊扰任何人”地离去，悄然中给了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更多的念想。他的率真豁达，他的清正坦荡，他的才情学识，这一切熔铸成他的高风亮节。尽管我们没能为他送行，没有为他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但我们心灵的祭奠是长久的、永远的。我们对他的敬重和爱戴，会化作不尽的思念和无涯的缅怀，奔流在岁月的长河中。
《城南旧事》获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大奖，与导演吴贻弓、演员郑振瑶合影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