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甫柏

　　

　　

　　

　　日前上海评弹团庆祝建团七十周年，纪念一批老评弹艺术家，我想起四十年前徐丽仙在上海音乐学院录像时的感人故事，现诉之与后人分享。

　　1982年6月17日，我带照相机随贺绿汀院长去徐丽仙家，探望这位著名的弹词“丽调”艺术家。巧了，我祖籍苏州，生在上海，20世纪三十四年代家人每晚必收听“无线电”的评弹节目（相当现今收看电视剧），从小耳熟蒋月泉、薛筱卿、张鉴庭、张鉴国、杨振雄、杨振言、唐耿良、严雪亭、徐丽仙等大名。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军去了东北，后又到西北，听不到评弹乡音，但小辰光的深刻记忆是忘不了的。那天的会面，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连波教授（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常务理事）联系的，他从事戏曲音乐学术研究，著作有《弹词音乐初探》等。我们在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陪同下去了徐丽仙家。

　　徐丽仙是评弹流派唱腔“丽调”的创始人，音调委婉悠扬，具有独特韵味，深受江南听众喜爱。1962年上海评弹团赴香港演出，她演唱的《新木兰辞》压轴，演毕，听众鼓掌叫好声如潮，久久不让她下台。徐丽仙不仅是一位演唱家，更是一位精于弹词开篇谱曲的作曲家，得到音乐界的肯定，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1978年徐丽仙不幸确诊罹患舌底癌，虽在上海、北京、无锡等地经历几年中西医治疗，病情还是无情恶化，癌细胞转移到肺部等多处。疾病的折磨使她身体十分虚弱，讲话发音不清，但与贺老依旧交谈甚欢，还捧起她双面三弦，颤抖地弹奏她新谱的曲子《行路难》。当天在徐丽仙家，就决定了上音要为她抢救录制几首“丽调”唱段曲目，作为音乐学院电教部门的重点任务。

　　为徐丽仙拍摄录像是一项艰巨任务，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她此时已说话困难，更不可能演唱，故只能采用她“文革”前的唱片录音。上音图书馆、评弹团资料室以及徐丽仙等私人珍藏的唱片，都因年代久远而音色不佳。后获悉苏州有位评弹迷，每次徐丽仙出唱片，他都买三张，其中一张珍藏，一张自听，一张专供出借。我们找到这位老先生商借要那张“珍藏”的，可是他执着得很，只肯借给“自听”的那张唱片，已算破例照顾我们了。后来旧唱片经当时音频技术处理后音色还行，就此作为录像时放音使用。

　　录像第一首是《阳告》。当时徐丽仙的身体状况已极差，不能久坐，手臂抖个不停，脸部也有些变形。由于左肺萎缩，左肩已明显塌下（录像时给垫了棉垫），我们真担心她能不能跟录音演好。可是一经化妆，穿上演出服，灯光下只见徐丽仙抱起陪伴她四十多年的琵琶，随着录音拨动丝弦，同步唱出《阳告》开头的第一句：“天啊！”……她完全是在真唱，如此深情，如泣如诉，放的录音与摄像机里的影像完全融合。我们除了惊喜，还有的是感动和钦佩。她是拼了命地提着最后的一点精气神在演唱。毕竟徐丽仙是癌症缠身的重病人，在唱了一小段后累得喘不过气来，一定是疼痛难忍无奈停下。子女们知情给她捶背按摩，给她含冰块止痛，让僵硬的舌头舒服些。这样拍摄一小段就休息片刻，再录一段。休息时徐丽仙都要亲自回看录像，满意了通过，也有少数要重录第二、第三遍的。

　　第一天录像是在六月份，还比较顺利。根据她的身体状况，我们商定，此后她在家休养一周，再来上音拍摄半天，录一首。就这样，前后录完了《情探》《社员都是向阳花》《六十年代第一春》《罗汉钱》，还有徐丽仙近年病中谱曲的，适应歌唱新时代，曲调明快、欢畅的《青年朋友休烦恼》等。

　　拍摄期间，徐丽仙的学生们陪伴侍候身边。她的“好姐妹”范瑞娟、杨飞飞现场看望她，上音的桑桐院长、陈良副院长也来录像厅慰问。八月份接着录《新木兰辞》，这首是徐丽仙的代表作，唱腔时而高亢，时而低婉，也是最能体现唱功的。

　　持续一个多月的拍摄，使她身体更虚弱，常常唱了一两句就喘不过气来要停下，《新木兰辞》录了一整天。眼看她瘦弱的病体，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身体已衰竭到了极限，我们不能让她再录下去了，经与评弹团及家属商议，就此结束现场录像。遗憾的是，原计划接下去要录制的是徐丽仙精心花了一年半时间谱的唱腔优美的《黛玉葬花》，她是如此希望哪怕再錄一两首，病魔却无情地不留给她这点时间。

　　徐丽仙对弹词事业珍爱一生，对演出痴迷和眷恋，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追求表演艺术的完美，要求自己精益求精。记得拍摄《新木兰辞》时，我担任摄像，在演唱到“我自恨钗环是女郎”时，我特意推了近景，徐丽仙回看后要求重拍一条，要保留上半身，她有一个甩手动作。果然重录看效果，此一甩韵味十足，从此，我看其他评弹演员唱到这一句，就老感觉缺那么一点。

　　录制期间，我还给徐丽仙拍摄了全过程照片，并装订成册，送给她一本。1984年初她的病情已经危重，我去静安区中心医院探望时，她已不能说话，但神志还清，她拿着放在病房床头的照相本怀念她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日子。

　　1994年3月，上海文艺界在上音小礼堂为徐丽仙逝世十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表彰她在弹词音乐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